社會觀察

越買越焦慮!想用名牌證明「我比別人成功」,都源自不斷膨脹的不安全感

當人們無法滿足物質和心理上的需求,會變得更加物質,而社會不平等則會加劇這樣的不安全感。 當人們無法滿足物質和心理上的需求,會變得更加物質,而社會不平等則會加劇這樣的不安全感。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記者帕特寧(Anu Partanen)從富裕但相對平等的芬蘭社會,搬到富裕世界中收入不平等最嚴重的美國,並就自己的觀察寫了《北歐萬有理論》(The Nordic Theory of Everything)。坐在赫爾辛基的咖啡館裡,帕特寧回憶起離開芬蘭前,她從不會因為需要表現出成功而備感壓力,並覺得自己在經濟方面有所保障,其他人的生活方式與她也似乎大致相似。事實上,芬蘭富人有時會抱怨無法公開享受自己的財富,因為只有適度合宜的物質生活才能在當地獲得尊重。

當帕特寧搬到紐約市之後,她覺得自己無法抗拒美國的物質主義,生活中遇到的人,也顯然擁有更昂貴的衣服、更大更好的公寓、更豪華的汽車。在媒體這一行,名人的炫耀性消費最為顯眼。「他們想炫耀自己的大房子,因此製作以豪宅為主的電視節目,告訴大眾這是值得欣賞和擁有的東西。這一切非常誇張,擁有一輛法拉利不夠,必須擁有10輛才行。」帕特寧說。

與此同時,她也在紐約街道和地鐵上看到歐洲前所未見的極度貧困,意識到失業(甚至擁有一份低薪工作),在美國可能直接導致無家可歸、飢餓和絕望。使帕特寧更加焦慮的事實是:雖然貧困經常可見,財富卻往往不可見。她最終意識到,身邊許多同儕並不是靠收入維生,而是靠遺產或原生家庭的財富生活。而最糟糕的是,要賺到足夠的錢來買房、送孩子上大學或擁有可靠的醫療保險,似乎確實很困難。但最矛盾的事情出現了,隨著不安全感日漸增加,帕特寧發現自己竟然想要花更多錢,而不是節儉度日。

越買越焦慮,越焦慮越想買買買

「我真的非常吃驚。在北歐國家長大的我從來沒有這種感覺,但搬到美國後很快就被捲入其中。我覺得自己應該多消費一點,因為買更多東西才能覺得自己是成功的,也才會覺得自己很安全。

她的經歷與不平等研究密切相關。現在有大量研究結果支持此一理論:當人們無法滿足物質和心理上的需求,會變得更加物質,而社會不平等則會加劇這樣的不安全感。貧富的巨大差距也創造出機會,讓人們比較自己與他人的生活方式。促使我們思索要擁有哪些財產或經歷,才能獲得范伯倫所謂「稱之為自尊的滿足感」。

帕特寧最後選擇搬回芬蘭。她覺得放下在紐約象徵成功的衣櫥,並且擺脫努力博取社經地位的壓力後,她立刻感覺能夠更自由地思考自己真正想要完成的事情。正如一位英國政治家曾說的:「如果你想要美國夢,就去芬蘭。」

然而現代的芬蘭,是個比90年代經濟崩潰前更不平等的國家。

在蓬勃發展的消費文化中,人們發現自己比以往更加激烈地相互競爭和比較。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消費文化讓人只想要比較和競爭

如某位地理學家告訴我的,在芬蘭大蕭條之前,這個國家一直在尋求讓人人都生活在同樣的現實中,因此可以相互理解。芬蘭的收入不平等在80年代的雅痞時代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大蕭條時期,無家可歸和飢餓等問題大多是經由政府補助、向仍然有收入者徵收更高稅收才得以解決(這些正是學者維克多用來在經濟模型中平息災難的工具)。但街上不曾出現暴亂,甚至沒有大規模的抗議。

然而隨著芬蘭大蕭條一步步進展,該國最富有和最強大的人們推動由歐洲和北美背書的市場驅動政策。此後,全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與30年前相比,今天的芬蘭更難以忍受消費災難,而等待食物救濟的隊伍從未消失。

那麼芬蘭著名的自殺潮呢?那些決定結束生命的人,無疑是芬蘭社會在大蕭條中付出的可怕代價。然而即使是芬蘭人自己,也幾乎完全不知道經濟危機期間的自殺人數並沒有增加,反倒在80年代經濟繁榮的高點達到頂峰。芬蘭大蕭條開始後,自殺率反而逐步下降,此趨勢一直持續到今天(不過芬蘭的自殺率仍然高於西歐大部分地區,但與美國大致相同,略低於日本或韓國)。其實芬蘭公開討論過消費災難期間人民的心理健康,而且目前沒有研究表明大蕭條時人們心理健康會急劇惡化,有些研究甚至認為此時多數心理指標有所改善。

沒有人能確切地找出背後的原因,不過常見的解釋之一是:在80年代蓬勃發展的消費文化中,芬蘭人發現自己比以往更加激烈地相互競爭和比較。他們從未如此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國家正在分裂成贏家和輸家兩個陣營。古老的芬蘭諺語曾警告年輕人:人們往往不是在漫長且黑暗的冬季裡死在自己手上,而是在春天到來時喪失生機。

「人們看到一個充滿可能性的世界,」一位女士告訴我,「而後他們決定自殺。」因為他們直面日常生活帶來的殘酷。

因自我消費方式而焦慮的世界

穿著自製衣裳、懷抱在家中屠宰豬隻的記憶,波伊瑞清楚記得自己意識到芬蘭大蕭條結束的那一刻。在那段艱難的歲月裡,她會開電視看看時下流行的樣式,畫出設計圖,她的母親和祖母會接著縫製新衣。在她11歲時,電視上每個人都穿著螢光色的衣服,她因此希望擁有一條螢光綠褲子和螢光粉襯衫。「我很自豪,因為我很時尚。」她說。那時芬蘭的經濟情況正在好轉。

次年她與家人去希臘旅行。她在海灘上遇到來自首都赫爾辛基的女孩,她們穿著當時流行的品牌,如Diesel和Miss Sixty。「我卻穿著自家手縫的衣服。我當時真的覺得『天哪,我俗爆了。』」波伊瑞說。

波伊瑞說,許多像她一樣的芬蘭千禧世代都因自己的消費方式而焦慮,但她不確定究竟是什麼因素使然:是對芬蘭大蕭條的童年記憶,或是地球環境的問題。就像世界各地的人正在做出個人選擇,希望能減少自己在地球上的碳足跡:他們騎腳踏車、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吃手撕燕麥(nyhtaura,素食版手撕豬肉);不過他們也會搭乘飛機旅行,然後再為此感到內疚。

但波伊瑞的童年經驗也讓她不懼怕經濟危機再次到來。她告訴我:「我不覺得自己曾被剝奪任何東西。我認為當年沒有得到想要的一切,是很重要的經歷。它讓我知道,即便如此,我仍然可以過上美好的生活。」她有生存的技能,知道如何種植食物、飼養農場動物和捕魚;她也會做果醬、縫衣服和織襪子。

人們可能認為在困難時期長大的孩子,會渴望住在大房子或繁忙的城市裡。但事實恰恰相反,波伊瑞的夢想是比當年的家人更自給自足。她希望擁有一幢簡單小屋,有太陽能板和牲畜、用苔蘚代替衛生紙。雖然她基本上是個快樂的女孩,但芬蘭大蕭條時期的焦慮情緒早已在她身上根深柢固。

她認為黑暗時代即將來臨,卻沒有意識到自己早就身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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