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來了。」當我看到這則簡訊出現在我手機上的時候,我差點從腳踏車上跌下來。交通號誌轉為綠燈時,我後頭的一輛車按了喇叭催我快走,但我一點也不在乎,因為這則簡訊我等了足足有6個月。
簡訊是我的好朋友阿班(Ben)傳來的。阿班是個很有生意頭腦的創業青年,他知道上海哪裡的火鍋最好吃、哪裡有外人不知的私房酒吧,但他在6個月前的聖誕節當天人間蒸發,就此音信全無。
中國監獄的煎熬:「他們把我們當畜生一樣對待」
在中國,如果某個人突然消失,表示他肯定被當局盯上了。政治異議份子、直言不諱的商人、記者,甚至影視明星人間蒸發的事時有所聞,但是普通百姓也未能倖免這種事,他們往往只是因為微不足道的罪名而被關押在監獄或是拘留所數個月或是數年。
阿班在2019年聖誕節當天被公安帶走,當時他並不知道自己犯了哪條罪。原來他開設了一個供人上傳內容的網站,公安許久前就在調查他架設網站所涉及的授權問題。我過去寫過不少澳洲企業因中國官僚體制不透明而吃虧的報導,因為中國的法規制度都是因人設事且始終在變,其變幻莫測更到了前一天通過核准、隔天卻違法了的程度。「事實就是中國的法律制度很複雜,裡頭牽涉到的不只是全國性的法條、地方性的法規,還要再加上法庭判例詮釋、各府院的公告,更重要的是當地的習俗。」澳洲貿易投資委員會在一則給想到中國試水溫的澳洲企業的建議中便提及了在當地會遭遇這些風險。
我到中國的第一年寫了數十篇報導,想要找到中國商業法條和授權法規捉摸不定的原因,因為有太多澳洲嬰兒奶粉和維他命的進口商一再踩到地雷,其遭受的後果有時不只是被官方取締而已,還有許多不能為外人道的慘痛經驗。
那天公安打電話找阿班時,他人還躺在床上,公安在他住處外頭要他開門讓他們上去,門一打開,他們就把阿班帶走了。阿班沒能打上半通電話,也不能請律師,直接被帶到上海市郊的拘留所接受「處置」。
我採訪過在中國待過監獄的人,他們都說整個坐牢過程中就這一個階段最難熬。阿班被帶到一間又一間房中不斷接受盤問,並且接受有無使用毒品和藥物的體檢,之後被要求脫光身上衣物,包含手機和眼鏡的個人物品全部被拿走。囚犯只有一套公發的橘色運動服、拖鞋、馬克杯和一隻牙刷。「他們把我們當畜生一樣對待。」阿班說,起初沒有人告訴他被拘留的原因,他也不清楚自己究竟被囚禁了多久,完全沒有經過判決程序,也不能和外界聯繫。後來阿班被允許和家人聯絡,家人幫他請了律師。但是即便進入司法程序,阿班的判決結果還是由警方決定。中國的法律制度是有罪推定,而其司法體系定罪率更高達九成九九。阿班的未來一時之間陷入了未知。

平白無故被丟進監獄,對全球擴散的疫情一無所知
入獄後,阿班的牢房裡共住了40個囚犯。房內只有一個蹲式馬桶,完全沒有隱私可言。房內沒有椅子或床,也沒有任何家具,以防被拿來當作攻擊的武器。房內也沒有暖氣,當時是上海的冬天,氣溫有時會降到零下5度。每天吃的就是稀飯,偶爾會有幾片肉可以補充蛋白質。囚犯晚上全部擠在一個木板通鋪上睡覺,每個人都有一床墊子和棉被。
因為什麼事都不能做,所以阿班白天只能找其他獄友聊天。大家進來的原因都不一樣,有一位獄友在淘寶網上買了一隻活鸚鵡,所以被判拘役30天,其他人則是因為賭博或是吸毒之類的原因。阿班結識的一名獄友說,他因為交通事故入獄,他的車子半路故障因此和另一台相撞,造成另一輛車上的一名乘客死亡。
起初獄中每天有幾個固定時段可以觀看電視新聞,那時武漢發生新冠感染的事已經登上中共官媒。自2月中旬開始,獄中的電視就沒開過,因為當局擔心囚犯知道外頭疫情嚴重的話會發生暴動。
阿班沒留過學,家境也不富裕,20多歲才開始自學英語,後來存了一筆錢後開了自己的公司。阿班是中國新一代的創業家,是中國蓬勃經濟下的產物,當時只要是肯付出的人都有機會創業當老闆。萬萬沒想到,現在中國的法律制度卻把矛頭對準這群中國花了數十年才裁培起來的年輕創業家。
得知阿班被羈押時,我既震驚又生氣,因為阿班根本不談政治也不碰毒品。看到自己很熟的朋友就這樣被公安從家裡帶走、關押,然後就此和外界斷絕聯繫,也不准律師接見,作為一個外國人真的是嚇壞了。我身為記者卻無法報導這件事,因為這樣會讓他的處境更加糟糕。他就這樣消失了好幾個月,我們很擔心他的身心健康。
在6月的黃昏看到簡訊後,我立刻打了通電話給阿班,滿腦子都是這陣子想問他的問題。「先讓我洗個澡剪個頭髮之後再跟你碰面。」阿班說。初夏的濕熱裡,我們坐在餐廳外頭,他幾分鐘內就吃掉了一份漢堡和薯條。他滿腦子想的都是食物,吃完後他才開口說話。而那段對話幾乎就是超現實。
「你說邊境管制是什麼意思?」阿班說,他擦掉手上的蕃茄醬後喝了一大口啤酒。「病毒不是只有在中國擴散嗎?」
阿班對於疫情全球化以及導致大家生活全然改變的事渾然不知。他入獄的最初幾週還能看晚間新聞,所以他武漢有疫情的事大概了解。隨著疫情惡化之後,獄方就不讓他們看新聞了,所以他對各國關閉國境、居家隔離、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以及全世界因病毒天翻地覆等事毫不知情。
後來我們才知道,疫情造成中國的司法系統癱瘓,因此阿班的案子被擱置了好一段時間。如果沒有疫情,他原本只要幾週就能出獄,中國有數幾千名嫌疑犯都因為相同的原因在看守所多待了好幾個月,他一直到我們見面的這天早上才知道自己要獲釋了。阿班被帶去見一名法官,法官對他處以高額罰金,然後將他當庭釋放。
看到自己的好友被這樣不公平的對待,更加深了我對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司法制度不公的憤怒,而且這種事在中國可以說是司空見慣的日常。那個月,全國人大頒發了最新的國家安全法,允許香港警察可以針對批評政府、原本擁有言論自由的港民進行羈押,其人數多達數千人,當中有些還是青少年。沒錯,中國過去一貫將異議份子收押的事廣為人知,但是阿班的事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一個勤奮工作的普通公民竟然平白無故就被丟進監獄裡,然後獄政系統不只根據囚犯的關鍵表現指數予以計分,還要看獄卒的心情以此決囚犯在裡面的日子好不好過。

錯誤時間去到錯誤地方,普通公民也可能成為「黑惡勢力」
阿班不是那年我人間蒸發的唯一一個朋友。他出獄的同時,我另一個相識多年的朋友俊霖(Junling)也突然消失,他只被關押了十天,但他的情形跟阿班完全一樣。他在夜店遇到警察臨檢,然後莫名其妙就被帶走了。公安在沒收他手機前允許他傳一封簡訊,而他被抓的原因純粹是他在錯誤的時間去了錯誤的地方。
2019年,上海當局開始全面掃蕩犯罪,針對所謂的「黑惡勢力」進行清查。數百名外籍人士和觀光客都在這波行動中被拘留,因為警方突襲了酒吧和夜店,並強制要求店內客人進行尿液和頭髮採樣測試。警方的行動不只針對毒品販售者,同時也包含吸食包括大麻之類的非法成份的使用者。所以對數個月內曾經在加拿大這些大麻合法國家使用過此類產品的人來說麻煩大了,因為他們的體內可能殘留著這些成份,等於是在國外誤踩了中國法律的底線。
2019年六四天安門紀念日這一天,公安突然查訪上海一家澳洲僑民愛去的餐廳,要求在場用餐者出示護照和簽證,並且命令他們到廁所採集尿液,公安不准他們關門,全程在旁監看。一名當時遇到臨檢的客人說:「這真的太嚇人了。」快40歲的俊霖是一名活動經理,他在夜店那晚遇到了類似的警察臨檢。因為他的尿檢呈現陽性,所以跟其他十多名舞客一同被帶到警局。他們這群人中的外國人在羈押24小時後就被驅除出境,本國人則被送到看守所。俊霖口中敘述的狀況跟阿班的描述非常相似。
「同間牢房裡住了20個人。我們每天早上被叫起來之後都要大聲喊出共產黨口號、看宣傳影片,還有唱『讚美祖國』之類的歌曲。外頭有個小院子,大家可以有一小段時間去那邊舒展筋骨。他們沒收了我的眼鏡,獄中也沒有紙筆,有什麼事想寫下來也沒辦法。有一天,有個人被關到瘋了開始亂叫,結果獄卒罰所有人挨著馬桶圍成一圈罰站一個鐘頭。雖然獄中沒有體罰,但這也是一種變相的虐待。」
俊霖對對自己被關的經歷意外地樂觀看待,但是對於一黨專政的看法卻從此改觀,以前我從沒有聽他批評過:「現在我看清了他們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不分青紅皂白就可以把你關起來。」

在中國「被消失」是常態
2018年,習近平發起全國性的掃黑除惡專項活動。隔年,上海到處都可以看到紅黑色海報,這些海報有一種說不出的陰森,上頭的黑臉、陰影還有文化大革命時代風格的標語,承諾要全面「除惡」和「掃黑」。官方的目標是針對涉及賭博、賣淫以及勒索等組織犯罪幫派,官方媒體的報導稱此次行動總共掃蕩了全中國6千個幫派。但事實是,被當局視為製造社會動亂的份子或是對政府批評不遺餘力的人也都是掃蕩的目標。根據新華社報導,第一年的掃蕩行動中就有一萬人被捕,有人認為這根本就是習近平控制中國14億人口、維持社會穩定的另一種方式。
中國雖然禁止示威抗議,但人民如果有話想說,可以共同向地方官員請願。2018年6月,中國東部有一千多位退休士兵在政府辦公室前示威,要求改善退伍軍人福利,其中部分的人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名逮捕入獄。2019年,又有投資人因為P2P網路借貸平台集體倒閉,接連走上街頭示威。一名律師告訴我,地方檢察官手上處理的案件數量是有配額限制的。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維持穩定和控制的內容每一年都在更新,近來他就轉而在企業和娛樂產業裡針對宗教和政治異議份子下手。
2018年下半年,中國片酬最高的女明星范冰冰被指控逃漏稅後忽然消聲匿跡,她在被判處一億澳幣的罰款後,現身在社群媒體上發表公開道歉聲明。在中國,連最知名的明星也難逃被消失的命運,中國當局拿她殺雞儆猴當作逃漏稅的後果,而這種情形在電影界屢見不鮮。當新冠疫情在2020年爆發後,習近平更把他對人民的掌控能力發揮到淋漓盡致。

澳洲和其他外國人在中國不小心觸法的原因往往不是和政治有關,但都帶有政治性。2020年,隨著中澳關係生變,來自澳洲維多利亞省的電視明星卡姆.吉萊斯比(Karm Gilespie)竟然在中國被判處死刑。他在2013年被控試圖攜帶75公斤冰毒出境而入獄,當時共有62名澳洲人以不同罪名被囚於中國各地監獄中。
2018年底,我約了謝群(Xie Qun)喝咖啡,她先生卡爾.梅瑟(Carl Mather)原是澳洲政府公務員,2012年在中國坐了6個月的牢。2013年5月梅瑟獲釋後,接受《澳洲人報》訪問時說道:「那裡真是個鬼地方,15個人擠一間牢房。」梅瑟最初被指控在2年前攻擊妻子的前合夥人,因此被判處一年刑期。
當我問謝群,中國的司法體制這7年來是否有所改善時,她告訴我:「當然不管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做生意都有風險,但是沒有,中國的法律制度始終沒有任何改善。」這段採訪進行時,中美貿易戰正在升溫,而她也準確地預言了未來在中國工作的澳洲人面臨的風險會越來越多。「因為未來的國際情勢只會更惡化,我建議最好別碰政治。像我經營這種小型企業是不會遇到多大的麻煩,但大型企業的麻煩可就大了。」
梅瑟獲釋幾週之後,我和阿班見面,他吃飯的樣子好像文化大革命的饑荒重返中國一樣。每次我們一起吃飯時他總會說:「這是我2020年的第一餐火鍋、第一餐牛排、第一餐海南雞飯。」他有些地方和以前不同了,似乎更為豁達,不再精力充沛地忙於完成許多事情。他就跟中國許多不小心踩到法律紅線的人一樣,已經感受到在隨時會招罪入獄的社會制度下,小老百姓一點保障也沒有。「人在社會上生活,要先了解遊戲規則才知道怎麼玩……但是現在我已經不知道規則在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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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顏涵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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