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天抗命》：香港作為各大權貴的避稅天堂，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的決策？｜韋安仕（ Stephen Vines）／獨評讀好書

何以北京未有把戰車開進香港，鎮壓這場1989年天安門以來中國屬土上最大規模的起義？

簡單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節制地避免使用更極端的暴力，是因為黨國要人都已在香港特區購置大批資產。倘若中國真要派兵鎮壓香港的抗爭，使整套體系崩潰，這些數之不盡的財富會一夕之間化為烏有。或許可以這樣說：難道有人真的以為中國的領導人會把累積家產的銀庫付諸一炬？

奇怪的是，過去的討論卻沒有考慮到香港是中國主要的資金流出轉接站，以及究竟這種舉足輕重的角色如何左右中國領導人關乎香港的決策。香港作為中國資金的出口，絕非無關痛癢的小事，因為中國的精英心裡都害怕會遭到清算，而設法把至少一部分的財富匯出國外。他們深知在威權政體下，即使再有權勢的人，其財富都可能瞬間蒸發。他們希望如果遇到最惡劣的狀況，家人仍然可以維持財務穩定──這樣一來，他們必須把金錢轉移到黨國之力所不及的地方。

香港獨特的國際金融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體系常常因權力鬥爭而出現大地震。鬥爭中的落敗者，面臨相若的命運。他們首先會被當權派控以貪污的罪名──在中國結構性腐敗的政治體系中，幾乎無官不貪，所以當權派向落敗者安插貪污罪名，不但直接了當、亦能使人信服。權貴若在中國共產黨的內部鬥爭落敗，他們迅即會淪為階下囚，財產也會全數充公。不過中國共產黨的制度通常無法對付他們安置在海外的資產。沒收海外資產向來是艱鉅的任務，中國政府也沒有認真嘗試針對那些資產。

中國沒收海外資產的工作之所以充滿障礙，原因甚多，首先就是難以爭取外國政府的合作，因為中國的司法程序於國際社會毫無公信力。中國官員不願意到外國法庭作證，因為他們追討資產的理據很可能無法通過獨立司法機關的審視，反倒顯得尷尬。然而，不去取回這些資產的更重要原因，在於訂立規則的人自己也意識到，隨著政治形勢的演變，今日的清算者他朝也許會淪為失敗者。既然「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那麼退一步自然就是海闊天空。任何黨國體制的核心成員，都希望這最後的安全網完整無缺。

黨國精英安置在海外的資產既能躲避政治鬥爭的風險，那麼下一步就要考慮怎麼把資產轉移出去。中國在大陸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可是中國資金卻可以輕易轉移到香港，再經過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匯往世界各地。香港如此獨特的角色，使北京決定香港政策時不免存在著某種利益衝突。

香港特區的金融角色對黨國精英之所以不可或缺，正是因為香港向來異乎中國，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港中差異更是日益明顯。與中國相比，香港至少（曾）有相對的自由、有比較自主的司法體系、金融制度與世界大部分的地方相容。這一切都使香港特區成為不可或缺的中間人，讓權貴的財富能擺脫黨國的陰影，並同時「漂白」他們從「灰色地帶」賺取的財富。

中國權貴當然可以通過其他地方轉移資金，可是唯獨香港處於中國咫尺之旁。世上再沒有別的地方，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統治、同時又擁有國際認可的法律保障。海外其他擅長財富管理的國家與中國權貴打交道的經驗不夠豐富，經營業務也不如香港那麼便利。雖然澳門與香港相若，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可是其經濟卻以博弈業為主，而這種產業與洗錢的勾當則密不可分。澳門雖然也可擔當資金轉介中介人的角色，可是其金融體系規模不足，難以應付來自中國權貴的大批資金外流。

這樣一來，倘若要把資金在中國的眼皮底下撤出，香港這條渠道顯然是權貴的不二之選。總部設於英國的稅收正義聯盟一直堅持，稅務政策與金融全球化理應有更大的透明度。根據這個機構的調查，香港的金融秘密指數於2020年位列全球第四。排位比香港還要高的，只有排頭位的開曼群島、緊隨其後的美國、以及看重客戶機密的瑞士。這份報告如此描述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的歷史：「此地政府承諾堅持『對市場運作低度干預』的原則，在金融管制上對任何不義都坐視不理。他們志在吸引各種或明或暗的離岸事業，從不過問這些事業的來龍去脈……香港向來想為中國的領導人和權貴發展成一個熟悉、可信、並通曉中文的離岸交易中心──企業在這裡仍然受到大陸的部分控制，但已免除相當多的監管。」

「巴拿馬文件」中透露，有為數不少安置於香港的財產都是由這類BVI離岸公司持有。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巴拿馬文件」：有多少中國資金經香港流出海外？

因為以上種種理由，香港成為中國權貴外流資金的主要目的地；經過多位記者鍥而不捨的追查，最終揭開權貴資金流向的神秘面紗，發現其背後複雜的固定模式。即或如此，我們還是無法得知確實的數字，藉此說明中國權貴在香港究竟擁有多少金融、房地產或其他的資產、或是總共有多少資金經香港流出海外。不過現有的證據都顯示，總額會是一大筆鉅款。

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於2016年取得巴拿馬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Mossack Fonseca）的內部文件；這家律師行專門替世界各地的權貴於英屬維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 BVI）這類「避稅天堂」設立離岸公司。此後這些文件也被稱為「巴拿馬文件」。而有為數不少安置於香港的財產都是由這類BVI離岸公司持有；目前已知約有16,300間空殼公司是香港或中國的事務所申辦，並為莫薩克．馮賽卡律師行帶來29%的業務。這家巴拿馬律師行於世界各地都設有分行，當中以香港分行的生意最為興隆。

這當然並不只是某間律師行的特殊情況，ICIJ也通過其他調查整合出全球離岸空殼公司的資料庫，根據這個資料庫，香港的法人控制了約26,000間這樣的公司，佔全球空殼公司總數的10%，而中國大陸的法人另外控制了約33,300間空殼公司。

根據巴拿馬文件，在2004至2013年之間，大約有1.4兆美金（約38.9兆新台幣）資產從中國向離岸空殼公司流出。這些資產有著各種各樣的來源，包括賄賂、洗錢和逃漏稅等。這份文件也記錄不少自中國流出的「乾淨」資金；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反倒是最為敏感的資訊，代表即使是以合法方式賺取利潤的中國企業，也想要把資產匯出海外。他們都知道把財富都放在威權國家之內絕非明智的做法。

工商人士要在香港成立公司乃是極其方便，因為他們無需上報主要股東的身分。香港公司若再透過離岸公司持有資產，則能為主要股東提供多一層保護。如此一來，中國大陸的權貴可以把他們的資金交由離岸公司持有，繼而從中國匯出。他們可以選擇把資產繼續留在海外，也可以把存放在「避稅天堂」的財產運回香港特區。在2013至2015年之間，香港「海外投資」的最主要來源就是這些離岸公司。所謂的投資，投入的其實都是來自個人或企業的本地資金，這些資金不會長期留在香港，反倒以「海外投資」的方式在香港和各「避稅天堂」之間循環往返。透過這樣的方式，權貴能逃避繳交稅項、隱瞞其資金的真正來源，藉此賺取龐大的利潤。

香港銀行業管制寬鬆，其運作亦缺乏透明度，故此存放了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資金，除此以外也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可疑資金。香港的銀行曾於2017 年爆發醜聞，被揭發曾協助俄羅斯的黑幫洗錢。這類醜聞使香港特區政府尷尬不堪，迫使他們以臨時措施重振香港銀行業的聲譽。

他們於同年修改法例，強制所有公司於註冊時登記業務受益人。不過特區政府向來就缺乏透明度，因此也沒有開放登記資料讓公眾查證。除此以外，業務受益人若能把匯入香港的資金迅速轉移到海外的離岸公司，就能避開相關的申報規定。雖然中國大陸的熱錢經香港外流的現象已對香港的國際聲譽帶來損害，可是各地的金融機構大體上仍把香港視為可靠的司法管轄區。

中國當局從周永康的家人和親信那邊總共搜獲逾145億美金的贓款，最終約300人於這次打貪行動中被捕。圖片來源：Wikipedia

杜絕貪污腐敗：關於周永康這隻「大老虎」

可以肯定的是，貪污腐敗的陋習在中國已屬司空見慣。習近平主席經常強調，貪污腐敗的問題乃是對中國共產黨最嚴重的威脅。他在2004年尚未執政之時，就已經向黨內同志強調；「管好你的配偶、子女、親屬、朋友和工作人員，發誓不要使用權力謀取私利。」2013至2016年之間，差不多有一百萬名官員因貪污被定罪。不過這些被捕的人有不少其實是習近平的政敵，被羅織「貪污」的罪名予以翦除。這場蔓延全國的反腐敗運動波及不少地方官員、低級幹部以及國家機器內各種小人物，使得他們身陷囹圄。不過習近平的主要目標是那些被稱為「大老虎」的對手，這些高官都貪污了數之不盡的財產。

消息指出，這些「大老虎」從國家與民眾那邊盜取數以十億計的財富。根據2008年一份從中國人民銀行洩露出來的文件，1990年代中葉以來，這些貪官污吏已經把總值1,230億美金（約3.42兆新台幣）的贓款匯出中國。根據另一些人的估計，中國因貪污腐敗而流失的財富數目遠比上述來得驚人。根據一份從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洩露的文件，截至2012年已有總值1兆美金（約27.79兆新台幣）的贓款流出海外。

周永康案是中國共產黨典型的貪腐大案；他曾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是涉入貪污案件的最高層黨國官員。周永康受審時一臉冷靜，最終於201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中國當局從周永康的家人和親信那邊總共搜獲逾145億美金的贓款，最終約300人於這次打貪行動中被捕。

當局充公約300間樓房和別墅，找到大批古畫和當代藝術品，總值10億人民幣（約美金1.62億元）、發現超過60架汽車、數之不盡的高級名酒、黃金、白銀、以及大批人民幣和外幣現鈔。周永康之所以淪為階下之囚，是因為他在政治上和習近平作對；他人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對自己的權力太有信心，把大部分的家當都留在大陸，於是在反腐敗運動抄家時才會搜出這筆富可敵國的財產。

不過，大部分有財有勢的貪腐官員都不會像周永康那樣，錯估其資產的安全程度；他們知道必須要把財產匯出國外，並設法用各種方式掩藏這些財富的真正主人。

有些流出大陸的熱錢，很大一部分來自高幹家屬販售其影響力的活動。但根據目前能夠查知的紀錄，也無法說明習近平或彭麗媛能直接控制家族持有的資產。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習近平家族的財富有多少？

有些流出大陸的熱錢，很大一部分來自高幹家屬販售其影響力的活動：他們運用親屬關係，暗示甚至明示自己有辦法居中牽線，讓對方接觸到黨的決策者。做為交換，對方則必須提供合法的商機，令其有機會接觸績優可靠的金融機構。

此種手法最好的案例，正正就是習近平主席自己的家人。彭博新聞曾刊登一篇破天荒的偵查報導，揭露習近平家族於海外的公司投入總值3.76億美金（約103億新台幣）的資產；他們動用17.3億美金（約478億新台幣）間接持有一間稀土公司18%的股權，又於一間上市科技公司投入2,200萬美金（約6億新台幣）的資金。

習近平的大姊齊橋橋是家族財產的主要代理人。在彭博新聞刊登那篇報導時，她在香港擁有總值5,000萬美金（約13.8億新台幣）的房產，包括位於海濱豪宅區價值3,150萬美金（約8.7億新台幣）的一間住宅。她的女兒張燕南購入一間科技公司的部分股權，其股價於隨後三年急漲40倍。此外習近平家族的其他成員則擁有遠為集團這家涉足地產開發和電信業的企業。

其他媒體後來跟進彭博新聞2012年那篇報導，發現齊橋橋、丈夫鄧家貴、和女兒張燕南三人，開始變賣資產或把業務清盤，當中涉及上以億計的資產。不過他們仍然繼續透過遠為集團操縱旗下龐大的事業王國，這家企業的總部位於香港旁邊的深圳。

就如彭博新聞社那篇報導所言：「根據我們找到的文件，這些資產無法追溯到習近平本人……他的夫人彭麗媛……或是他們的女兒。沒有證據顯示習近平曾經出手干預，好讓家屬的商業交易得以獲利；也沒有證據顯示習近平及其家族涉及任何不法行為。」根據目前能夠查知的紀錄，也無法說明習近平或彭麗媛能直接控制家族持有的資產。

不過，中國權貴家族的主要財政收入來源通常不是來自高官本身，縱使就是他的權力使家族財源滾滾。習近平主席的年薪只有美金22,000元（約新台幣609,125元），遠低於其他大國的國家元首。中國的高層官員的薪金也是同樣低廉，可是他們的生活水準卻遠超過其正式收入所能負荷。黨國精英的家屬憑藉家庭背景獲得豐厚利益，在中國已是司空見慣，習近平家族的盈利能力並非特別出色。中國近年崛起的新貴，當中有不少都是高官的親屬。彭博新聞社有另一篇報導追蹤103位權貴子弟的財富，他們都是創黨元老或主要國家領導人的親信（這篇報導刊登後，彭博新聞社再也不敢做類似的新聞）。

中國以為剝奪香港固有的自由，達成絕對的政治操控後，這個特區仍然可能延續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當「中國特色」在香港氾濫，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穩固嗎？

香港可以是大陸匯出資金的中繼站、也可以讓資金成為生財工具，比較普遍的做法是購置房產。不少大陸權貴的家人在香港購置房地產後定居，並通過這個根據地不斷往返大陸及海外國家。香港作為大陸資金轉移的中繼站，不只有躲避風險的作用。香港固然能讓落難權貴保留實力、以謀東山再起，這個金融中心也有能力讓存放於此地的財富日益增長。

2019至2020年起義期間中國領導人為求達成全面掌控「港人治港」，不斷侵蝕「一國兩制」的理念，可是這種做法很可能會破壞這個保護他們個人財產的制度。北京似乎意識到貿然出兵鎮壓會立刻損害黨國精英的個人利益，可是他們好像並不認為出兵鎮壓也會立刻衝擊到香港開放的營商環境、與國際社會的緊密商貿往來；而香港之所以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一直是因為此地擁有法治和自由。這個封閉而怪異的威權國家，容許領導人執迷於妄想世界中；他們以為剝奪香港固有的自由，達成絕對的政治操控後，這個特區仍然可能延續全球金融中心的角色。

這種妄想能否成真，還有待後續事實來驗證；另一項尚有待揭露的事實是，二十多年來建構的「一國兩制」是否真的會急速崩解。可是上海在共產革命後，國際商貿都會的地位迅即消逝，這個歷史悲劇預示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也是同樣弱不禁風。還有黎巴嫩過去曾是阿拉伯世界的商貿中心，其榮景卻於1975年爆發內戰後化為烏有。貝魯特這個欣欣向榮的國際都會崩塌為頹垣敗瓦，雖然此後整個中東再也沒有一個商貿金融中心能獲得貝魯特過去的光輝。

也許有不少想把資金撤走的中國領導人，正在煩惱如何在香港以外找到另一些資金中轉站，並為此絞盡腦汁。問題是，這樣的中轉站實際上並不存在，而且，執筆之時，全球大勢已經改變，國際社會對企業的要求愈來愈高，著重透明度、重視問責、又要求對企業有更多獨立監察。要找到一個能代替香港的地方，將會日益困難。避稅天堂豈是說有就有？

即使摧毁香港的自由開放或會招致各式各樣的危機，中國政權的權貴依舊認為值得冒險。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已經把大部分財富轉移海外，而香港對這些「先鋒黨」來說不過是用完即棄的寄居之地。稅收正義網路（Tax Justice Network）2020年的報告指出：「為求變得更為隱密……香港的企業架構，往往會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架構結合，這些司法管轄區都處於中國無法觸及的地方。自1990年代中以來，中國和香港的精英，都對英國維京群島這個注重隱私的司法管轄區情有獨鍾；他們都恐懼中國會控制他們的資產。」可是中國的統治階層對自由社會如何運作近乎無知，他們並不理解社會自由其實與商貿運作環環相扣。

這些黨國領袖也許將要面對殘酷的現實：即使他們沒有派戰車輾平香港而是採取其他鎮壓手段，只要「中國特色」在香港開始氾濫，這個國際商貿中心只會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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