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比利時人的西藏人：「在印度的心，沒了」｜鄧湘漪／獨評讀好書

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迎來了一年最酷熱的週末，全城住民皆蜂擁擠進大大小小的公園或草地，鋪上野餐墊，享受著在一個多雨的歐洲城市裡，久未現身的金黃豔陽。烈日對多數比利時人而言何其珍貴，絕對不浪費烈焰高照的大好時光，使勁地擁抱太陽。然而，對在高原出生，習慣刺冷氣候的西藏人而言，這個週末的高溫，無疑是移居歐洲的重大考驗，「好熱啊，怎麼會熱成這個樣子？」說話那天，布魯塞爾氣溫攝氏24度。

我靠著出發前儲存在手機裡的地圖，轉兩趟電車，徒步經過高掛著《世界地理雜誌》綠眼睛女孩肖像布幔的博物館，在轉角路口找到了梅朵移居比利時的住所。查看門上信箱的名牌，都是東方人的姓氏，找著了梅朵先生次仁的名字，確認樓層，按下門鈴。沒有回應，再壓一次，再度沒有任何聲響。於是，按了所有住戶的電鈴，期待能與其中一戶連上線，幫忙開個大門。

顯然是大樓對講機壞掉了。我移步到大樓的對街街角，抬頭望著梅朵住家的窗戶，頂樓雪山獅子旗悠悠展掛，心裡一笑，梅朵在比利時總有個西藏鄰居互相照應。站在街角試著連線上商家開放網路，傳個訊息給梅朵，告訴她人已經在她家樓下。「札西德勒」一聲藏語問候，傳回一句「Hello!」，下樓來為我開門的是德吉——我認識她時是個4歲小孩，而現在出現在我面前的，則是個9歲的小大人。

家中滿佈西藏文化，孩子卻已適應比利時生活

「我擔心你找不到。就一直看著網路訊息。」還沒踏進梅朵家，就聽見梅朵在門邊上的聲音。

2012年，我與梅朵、德吉在印度德蘭薩拉（Dharamsala）相識。那年，梅朵成為我在印北山城生活的美麗風景，我深深地受她照顧與安慰。那時，梅朵的先生次仁跳機比利時，正在比利時的難民收容所裡等待各項審核庇護文件，同時接受比利時政府的社會融入計畫，在與荷蘭交界的難民營裡，與另外200多名全世界難民共同等待，那段時間，在比荷邊界帶著希望，卻不知道下一步究竟在哪的藏人總共6人。

那年，我與梅朵、德吉在德蘭薩拉成為朋友，聽著梅朵敘說次仁在比利時難民營裡等著身分的焦心，那時的梅朵，想著不知何時次仁能夠將自己與4歲的女兒「拉」到比利時。2017年，比利時首都大區帶著歷史感的白色五層樓公寓門前，梅朵抱著剛出生6個月的嬰兒，次仁則提著剛從市場買回來的蔬菜水果，德吉盯著眼看我這個陌生訪客，一家四口正慢慢地適應著比利時的生活。

「今天週末，德吉應該要去上藏文課的。但聽說妳要來，求著不要去上課，說要陪你。」這應該只是個不想週末學習的藉口。果然，德吉接話：「我上學已經很累了，週末還要去上藏文課，我的同學都不用週末學藏文。有時候，西藏老師教跳舞，那個舞蹈好慢唷，一個動作跳2個小時，我還是喜歡熱舞。」說著便全身扭動跳起了街舞。

這個訊息轉達過程有點奇妙，德吉說藏文給媽媽聽，梅朵以華語轉述讓我知道，我再用華語應答，向德吉問問題，梅朵將我的回應翻譯成藏語讓德吉理解。一陣子之後，實在有點麻煩，於是我用英文開始與德吉說話，知道她是家裡的小幫手，會幫忙照顧妹妹，同時協助阿爸阿媽閱讀各式各樣非藏文文件。她現在在上法語小學，最好的朋友是西班牙人，而最喜歡的食物是熱狗。

梅朵聽到德吉這樣回覆，臉部表情一陣無奈，「她現在是比利時人了。」面對一桌子的東方菜餚——米飯、圓茄炒豬肉、大黃瓜炒牛肉和生切黃瓜蕃茄，德吉面露苦澀：「我可以吃麵包嗎？」梅朵正色瞧著女兒，嚴肅地回：「吃飯。你看看自己瘦成這個樣。」聲音在由藏式地毯、掛布、佛壇填滿色彩的空間中震盪。沒有麵包與熱狗的德吉，用了雙倍或更多的時間扒完一碗白飯。

歷經千辛偷渡到比利時

這個家，是次仁一手整理出來的，他期望家人在西藏文化的庇佑之中。

次仁12歲在西藏家鄉出家，16歲流亡到印度，還俗後在德蘭薩拉打工，在印度最後一份工作是打理統籌台灣師父籌設的文化基金會。爾後，為了妻女跳機比利時：

「我一路都在後悔。我付了85萬盧比偷渡，一開始拿著合法的西藏難民證從印度德蘭薩拉、德里到泰國曼谷、伊拉克，然後到土耳其。從土耳其到希臘用走路的。中間有一段，帶路的人幫我們幾個藏人安排了一輛麵包車，21個人的身體疊在後車廂，用布蓋起來。還好我瘦，疊在最上面，如果我被壓在最下面，現在就看不到我了。偷渡到希臘後，拿到馬來西亞護照，用這個『合法的非法證件』先去法國，後來去了瑞士，覺得留在瑞士的可能性很低，最後決定來比利時。」

這段為了穩固未來的冒險之旅，聽得我膽顫心驚，與5年前我在印度，透過梅朵口中得知的故事版本不盡相同，「他告訴我飛機直飛，我想那沒問題。我在印度等到嘴都破掉了，擔心怎麼飛這麼久還沒有消息。來了之後才知道，他怕我擔心。」梅朵心疼地說，如果當初知道是用這種方法抵達比利時，她不會讓次仁離開印度。

近中午，次仁趕著去摩洛哥人開的餐廳打工，這是拿著難民居留證，等待一個5年又5年的政府觀察與公民考試資格，期待能轉換身分成為比利時公民的漫長過程中，養活全家人的方法。「他很努力。來這裡壓力很大，死命掙錢，大家都沒空了。在印度，天氣好的時候，我們會去轉經，跟朋友聊天。在這，大家都忙，根本見不著面。」

梅朵以為，來了比利時之後，在印度那種整個家庭不知道未來在哪裡的困頓感可以消解。的確，未來飄蕩、無處安身的凝滯心緒確實因為落腳比利時而有了安定感，可是，有可能「比利時」只是一個障眼法，夫妻倆都直言，「那是因為全家在一起了。」

移居歐洲的孤獨感，讓他們有意識放棄移民的美好想像

次仁取得比利時政府核發的難民居留證後，使勁打工存錢，於2013年飛回印度將妻女接了過來。從一個每月250歐元的單人床位，換到了600歐元、兩房一廳的「大」公寓。「為了拿身分，社工、警察都來家裡看，那時只有德吉。社工說，小孩要有自己的房間。所以，我們換了大房子。」梅朵沒有反駁這個重視孩童個體意志發展的西方思維，儘管，這與藏族人共居的生活習性略有差異。或許，是為了取得比利時身分，以至於不想違背各項官方考核建議，更有甚者，是在移居歐洲的孤獨感中，有意識地慢慢放棄當初一路遠離西藏家鄉的美好生活想像。

歐洲生活帶著一種浪漫式的憧憬，以為到了比利時，所有一切在西藏、在印度的苦楚可以釋懷。然而，歐洲物質生活條件雖是好了一些，但為了要維持著一定程度的生計安適，所要付出的勞動代價、人際疏離、慣習割裂等，卻是讓人不但與比利時社會保持著相當遙遠的距離，也讓移動者與西藏社群的時空交會慢慢地真空了起來。

「在印度的心，沒了。」

西方社會的自由、寬容、平等或福利，沒有充盈次仁與梅朵的精神世界，他們認為自己這輩子的努力，都只能為了孩子活著。

梅朵、德吉與我三人推著娃娃車在布魯塞爾觀光客匯聚的首都大區散步，忍受熱烘烘的太陽。我們都怕熱，但梅朵平日裡，除了送孩子上學、採買出門外，不太熟悉學校與住家之外的沿途景色。觀光客駐足的教堂、商店、咖啡館，對梅朵一家而言是另外一個不屬於他們的世界，儘管，他們正在這個世界之中。

我們一圈又一圈地在相同的路徑上來回走著，不知道該要散步到哪裡。兩個大人，一個是剛落地的他方訪客，一個則是生活狀態十分孤立的西藏移民。「走！比利時最好的東西就是巧克力，對吧？走，我買最好的巧克力讓你帶回去。」梅朵拉著我的手往觀光區裡的商店鑽。事實上，她不知道要去哪家店、買哪一款伴手禮。在印度時，梅朵渴望抵達之地的盛名產物，她與家人甚少親近。

傍晚，烈日未減，在大廣場前，我們道別了近一個小時。梅朵不願意說再見，總希望再多繞兩圈。我知道，那並不是全然因為我這個人，而是週日豔陽下的戶外呼吸與友朋，將梅朵從單調的移居生活中抽離開來，她捨不得結束這場美麗的相伴，即使我們一再重複著相同的路徑。

德吉的妹妹有個男生的名字「登巴」，所有先聽到名字的人，都誤以為梅朵與次仁生了個男孩，父母對此也很困擾，縱使這是達賴喇嘛的賜名，但夫妻倆仍舊商議著是否換個女孩名。德吉強烈反對，說「登巴」是個好名字，因為兩個名字都是T開頭，這是德吉與登巴作為姐妹的證明。「你看，她連對名字的想法都是比利時人了。」沒有家族名的梅朵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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