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家者的「擬家互助小團體」｜黃克先／獨評讀好書

在公園，除了婉飾伴侶關係的「家人」外，還存在另一種以親屬稱謂互稱的小團體，人數在三至五人不等，平常吃、睡及行動都在一起，彼此分工、互相扶持、資源互通有無。小團體內成員會以較模糊的旁系血親親屬稱謂相稱，例如阿伯、妹妹、弟弟、阿嬤、阿姐。

團體裡的分工合作

在這個組合裡的領袖是江子翠阿伯。年紀約70歲的他有慢性病，同時左腳也不方便，走路需拄著枴杖。阿伯以前是幫建築公司做工地現場管理的，對自己防水工程的技術很有自信，賺了錢、成了家在江子翠買房子，孩子長大已自立，但與太太感情一直不睦，最令他不能忍受的就是她有囤物癖，「東西都不整理，一直堆一直帶回來，回去看到就煩」，因此他寧可在外面生活，「自由、心頭又闊。」他因為每月有穩定的2萬塊以上的勞保退休金，本身又有數百萬存款，因此在公園生活無虞，阿J、迪姐都需仰賴他的金援。

迪姐在團體裡負責的是「內政與外交」。她深諳在公園生活必須打點好與左鄰右舍的關係，也知道開源節流的重要，因此早上時間常見她在跟江子翠阿伯報告，等一下要削多少顆蘋果、分給誰，理由是這人哪天送了米粉湯過來。

有次正在報告當中，一個睡附近的老太太拿了一盒花生糖拿來送給江子翠阿伯，說「昨天人家給我的，我牙齒啃不動」，迪姐馬上接過來說，「阿伯身體也吃不了太多，留一塊就好」，然後站起來問附近的大家有沒有人要吃，立刻湧來了數人，本來有10塊左右的花生糖被拿光。等眾人又回到原本位置後，迪姐低聲跟江子翠阿伯說她的觀察心得，認為某人一次拿了5塊且從不互惠我們，以後分東西不要給他；另一人拿花生糖的態度好像是應該的，平常來公園就是「專業拿便當」，這種以後也不用再給他。

團體裡年紀最輕的是40幾歲、來自東部的原住民阿J，他負責的是「交通、國防」。他身型壯碩，長年在哥哥那裡幫忙做工，雖然因工傷而難做粗重活，但腿腳仍十分俐落，原則上都是他幫忙跑腿買東西、裝水、拿便當，流浪過程中遇到什麼衝突也因有個壯年男性，而讓小組更有底氣面對。在公園被人知道有錢是件困擾的事，不但有心懷不軌的人想透過威脅或誘騙的方式拿到錢，其他人也常會藉各種理由詢問是否能借錢，這些要求都先由人際手腕熟練的迪姐出面柔性斡旋，若沒辦法就由阿J壓陣。

事實上，我個別接觸小組裡的成員，每個人都曾跟我抱怨過其他人，也都坦誠現今是迫於情勢才過團體生活，當下大家在一起生活得好就繼續，但心裡也不是沒有替代方案，以備各種狀況。果然，小組運作順利維持了幾個月後便突然破裂，導因是在初夏時阿伯得知阿J對迪姐毛手毛腳，便怒不可遏地將阿J驅離開至其他公園。

街頭互助小團體，仍維持約定俗成的家庭人倫想像

公園或附近區域，也存在著上述這種擬家的互助小團體，其組成及分工也大致相似：一個擁有穩定收入的核心人物是必要的，這個人是團體的權力軸心，而這個穩定的金流多半來自退休金或福利津貼，也有些是原生家庭的家人持續輸送。此外，會搭配一位輔助性助手的角色，負責實際操持日常開銷並分配必要勞動。然後，再加上外圍的延伸性角色，這些人若存在可讓小團體運作得更複雜，但若缺少了也無妨。這些外圍角色平時仍需自己去討生活，但互助小團體是他們工作或生活不順遂的生計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小團體組成的性別及年齡狀態或有不同，但最典型且穩定的是符合傳統家庭內的父權結構，即團體核心是年長的男性，輔助性角色是年紀較前述男性輕一點的女性，而外圍角色則以年紀更輕的為主。在這樣的情況下，各成員憑藉社會上約定俗成的人倫想像，便可輕易預測並適應團體內部的行動及思考，較不易在互動中產生嫌隙。

即使如此，這些像家庭的團體畢竟缺乏了一般家庭因血緣連結所帶來的本質性想像的羈絆，也沒有法律制度提供的合法性支持，當生活環境產生變化或人際互動上有不如意之處，團體很容易就裂解。最常見的狀況就是這些外圍角色突獲工作機會或賺入橫財，便不告而別；另外，團體內雙人核心的相互連帶，同樣受到威脅伴侶關係的那些外在力量影響而斷開。

緣分組成的「街頭家人」，反映過往的人生際遇

來到公園後，無家者因應惡劣的環境與突現的各種偶然際遇，會以上述各樣仿效卻又異於主流社會的方式打造私領域連帶。只是，他們想照顧誰、如何照顧的實作，同時反映了過往原（生）家庭的經驗。在俗稱「月圓人團圓」的中秋前夜，公園出現了一位鮮見的訪客，引動了各方住民的不同因應態度。

滿頭灰白髮的阿菇姐60出頭，是越南華僑，小時候在那裡讀書，又至馬來西亞生活20年，因此會講這兩國語言，後來回台灣投靠住蘆洲的親人，認識了家族有錢、頗有地方勢力的先生。但最困擾她的是沒有小孩，這件事讓她在家族裡抬不起頭。最後先生過世時，對方長輩也因此不讓她見先生最後一面。她對於像我這樣、約30、40歲的小夥子特別照顧，像平時憨憨的阿盛就被她認為乾兒子，到晚上會盯著他鋪好床蓋好被，在打掃時也會特別清潔他睡的那一塊。

那個9月中旬，公園來了一位90歲的尼姑阿嬤，有點失智症狀。老尼告訴我，她本來住在板橋，早年也常在龍山寺附近購物、拜拜，後來成家孩子也大了，便決定到新北市山區的廟裡出家。她婉轉地說因故就來到公園了。老陳在旁搭腔：「他們看她老了沒用了，就把她趕出來了……她來這裡跟我們大家一起，說很有趣味。我們很有愛心，會照顧她，給她東西，拿紙板給她睡，明天再帶她去社會局。」

老陳提起以前在新竹老家侍奉雙親的經歷，後來國中出社會後，做看護工作也一直在照顧老人。他說：「她那麼多地方不去還跑來這裡，遇到了我們，這是緣分……你想想人家也不理你做何感想，將心比心。」老陳說自己很孝順媽媽，在她往生後還超渡她4、5年，對他來說，老尼似乎像是緣分帶來的家人一般，拿起自己備藏的厚紙板，為阿嬤鋪設今晚的床，說著：「老人家，90歲了，要孝順她。」

此時，掃地的阿菇姐在一旁聽了，突然很不高興地插話罵老陳：「你不要去管人家啦……你照顧得不好到時候人家兒子會來怪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好了」，老陳不想搭理她，但她連珠炮般地繼續說：

誰最可憐，像我們這種沒有孩子的。她有兒子，兒子很有錢耶！明明有兒子養，還要跑來這裡，我們才是真正的艱苦人……我們是在這裡等工作，明天也不知道有沒有工作可以做……我們為了吃飯，她，她是來這裡叫人可憐她……老太婆不回家，家裡那麼溫暖，我們是迫不得已，等工作，日子真的很痛苦，她以為在這裡好過，她還以為這裡很好過？

當天深夜，我要離開公園前，阿菇姐叫住了我，緩緩對我說了一句，「她睡了我乾兒子睡的地方。」原來老陳幫老尼鋪的地方是阿菇姐乾兒子有在公園睡時的固定位置，這週他因在桃園有工作機會而不在公園棲宿。中秋將近，雖然阿菇姐在我問起「中秋怎麼過，要跟誰過？」時只是淡淡回說：「幾十年都在外，習慣了，流浪，家庭破碎了沒辦法。」但心裡還是期待著有人陪伴。

這樣的心情，老陳也有。他們兩人都是公園裡以勤於工作著稱的做事人，跟家人都曾有段至今仍珍藏的回憶，只是，他們有著不同的社會位置及人生際遇，因此在公園裡試圖以照顧實作構建家庭或像家的空間時，選擇連繫的對象並不同，這樣的差異偶然地在與老尼相遇的互動過程被顯露出來。

將就的連帶關係，薄弱卻也相互陪伴支持

在主流媒體上呈現的無家者，似乎在成為無家後就失去了愛人與被愛的能力，甚少看到他們在「努力工作／孤苦無依」或「惡毒加害／可憐被害」之外的形象。偶爾出現相關的新聞，愛也只停留在流浪之前，而流浪後遇到的偶現愛情不過是虛假的，只是金錢掩蓋的利益競逐。

事實上，無家者來到公園，他們試圖與周遭他人連結，擬仿主流社會的婚姻及家庭制度，打造私領域的連帶。從這樣的連帶創造，具現無家者並非被動乞食的存在，而是與你我一樣，有著如情感依附、心理支持、性、渴望、尊嚴等真實的需求。他們積極地創造連帶以滿足這些需求，相互陪伴與支持。在這些當下的行動裡，體現真實的人性與自己的謀生邏輯，同時展露過往生命經歷或回憶的持存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連帶是所謂「將就」的，如阿君及廖姐在聊到感情問題所透露的態度。她們自認身為無家者已無法建立「正常」的私領域連帶，只能將就於「不完整的」鬥陣式伴侶關係與擬家關係。即使眼下在公園與新伴侶或家人和樂融融，但內心依然懷著自己無法像一般人那樣的遺憾，反映了無家者主體內在對這些連帶賦予的自卑意涵。正是主體這樣的將就狀態，再配合如不佳物質條件與不穩定的工作狀態，以及露宿在充滿被認為不正派的人的開放空間，使彼此關係更具張力，嫉妒與猜忌的種子容易在心中發芽；產生衝突後，彼此關係未經法律約束、家族認可，也沒有撫養下一代的道德義務，沒有這些社會制度帶來的束縛或支持，雙方將更輕易切斷連帶。這種連帶的易脆性，代表的不是連帶雙方的薄情寡恩、自私自利，而是連帶鑲嵌的不利人際交往的惡劣外在環境。

只是，反過來想，這些連帶是無家者在面臨到各類支持資源有限的劣勢之下，依然發揮創意以實現主流社會的「成家」價值的創新實作。影響偏差行為研究甚巨的美國社會學者莫頓（Robert Merton），曾指出在偏差行為群體裡有一類「創新類型人士」，他們認同主流社會給定的價值與目標，雖想實現它們卻因為外在條件限制而無法採行文化認可的手段，於是運用創新但不被社會認為正當的方式來替代。這群無家者就是這樣的一群人。他們實作出的將就連帶，帶給彼此的束縛與限制有限，容許個體擁有更大的自由來調整，也更有彈性應對驟變的環境。

公園中確實會聽到無家者在分手後感嘆「愛到卡慘死」（ài-tio̍h khah tshám sí），相互避開對方出入的空間以免尷尬，但他們多數展現一種互不相欠的灑脫，各自在艱困的流浪生活中繼續打拚。對於這種將就連帶與一般社會中相對應的連帶有所差異這件事，該自我反思的與其說是無家者，更應是習慣於主流社會運作模式的人們。到底什麼是伴侶？

好書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