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尊嚴的中產階級：政治動盪與民粹主義從何而來？｜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獨評讀好書

經濟學家認為人類是由他們所謂的「喜好」或「功利」，即對物質資源或商品的欲望驅動。但他們忘了激情──靈魂中渴望獲得他人認同的部分，無論是平等的激情（被承認與他人享有同等的尊嚴），或凌駕他人的激情（被承認為高人一等）。許多以往我們視為受物質需求或欲望驅使的經濟動機，其實是一種激情的欲望：期盼自己的尊嚴或地位獲得承認。

且以同工同酬這個數十年來深植女權運動核心的議題為例。儘管過去50年來女性在勞動力上大有斬獲，但阻止女性進入最高領導階層（或近年來進入一流矽谷科技公司）的玻璃天花板問題仍備受關注。現代女性主義的議程大多不是由希望當消防員或陸戰隊員的女性設定，而是由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專業而希望爬得更接近社會階級頂層的女性設定。

在這個群體，驅動同工同酬要求的真正動機是什麼？不是任何傳統觀點中的經濟因素。當不了合夥人的女律師，或當上副總裁但薪水比男性副總裁少10％的女律師，怎麼也稱不上被經濟剝削：她可能位居全國所得分布的頂端，沒有經濟被剝奪的問題。就算她和同級男律師都獲得目前2倍的薪水，問題依然存在。

女性在這種情境下感受到的氣憤，沒那麼針對資源，而是針對正義：公司付給她多少酬勞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那提供她所需的資源，而是因為薪水是尊嚴的指標，而公司正在告訴她，雖然她的條件和貢獻不亞於甚至超越男性，價值卻不如男性。薪水與認同息息相關。如果給她同樣的薪水，卻告訴她只因她是女性，她永遠拿不到夢寐以求的頭銜，她同樣會忿忿不平。

真正的痛苦不是貧窮，是你成為別人眼中的隱形人

經濟利益與認同之間的連結，經由現代政治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已廣為世人理解。就算身在18世紀末的英國，他仍觀察到窮人其實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並非因嚴重的物質剝奪而受苦。他們是基於不同的理由追求財富：

我們真正想追求或從中汲取的好處是引人矚目、受人關注，贏得同情、滿足及讚許。

吸引我們的是虛榮，不是輕鬆或愉悅。而虛榮總是建立在這種認知：我們是萬眾矚目或讚許的對象。

富人以其富裕為榮，因為他覺得財富自然能替他引來世人的關注，覺得他優越的境遇如此輕易帶給他的愉悅，能得到世人的贊同……反觀窮人則以其貧窮為恥。他覺得貧窮會讓他置身人類的視線之外，或者，就算人們注意到他，也不會對他的窮愁潦倒懷抱絲毫同情。

富人「以其富裕為榮」。如果你想想全球億萬富豪階級，問：每天早上是什麼促使他們下床？答案不可能是他們覺得缺乏某項必需品，如果往後幾個月沒辦法再賺一億就買不起了。一個人只可能有那麼多房子、船隻和飛機，再多就會算錯了。他們想要的是其他東西：收藏最多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畫作，或駕駛贏得美國盃的遊艇，或創立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會。他們追求的不是某種絕對的財富等級，而是相對於其他富翁的身分地位。

在美國、德國、瑞典等富裕國家的貧窮也有類似情況。如同保守派不厭其煩指出的，在美國生活於貧窮線（poverty line）以下的人，其實享有頗可觀的物質財富，遠高於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窮人：他們有電視，有汽車，還有飛人喬丹籃球鞋；他們大多沒有營養不良，而是受肥胖所苦，因為吃太多垃圾食物了。

美國當然不乏物質剝奪的事實──缺乏接受良好教育或醫療的機會。但貧窮的痛苦更常被感受為失去尊嚴：如亞當．斯密指出，窮人的處境「讓他置身人類的視線之外」，使人們對他絲毫不抱同情。這是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經典小說《隱形人》（Invisible Man，或譯《看不見的人》）的基本洞見。書中描述一名黑人從美國南部搬到紐約市的哈林區。美國北部種族主義真正有傷尊嚴的情況是，白人眼中完全沒有非裔美國人存在，不見得會虐待他們，而是完全不把他們當人類同胞看待。

所得和尊嚴的關聯也暗示為什麼用最低所得保障之類的制度來解決自動化造成的失業，是買不到社會和平，也不會讓人民開心的。擁有工作不僅表示擁有資源，也表示社會其他人承認你在做有社會價值的事情。無功而受祿是讓人驕傲不起來的。

中產階級的憤怒，來自於他們感到地位不保

經濟學家羅伯．法蘭克提到財富與地位的關聯，指出人們渴望後者通常不是嚮往其絕對價值，而是相對價值。他稱此為「地位財」（position good）：我想要那部特斯拉（Tesla）不是因為我有多關心地球暖化，而是因為它時髦又昂貴，而且我的鄰居還在開BMW。

人類的幸福感與我們相對地位的連結往往比絕對地位來得強。法蘭克指出，根據調查，所得較高的人，快樂的程度也較高。或許有人以為這和所得的絕對水準有關，但相對地位較高的人也表現出較高的快樂程度，與其絕對財富無關：高所得的奈及利亞人和高所得的德國人一樣快樂，雖然兩者在經濟上有不小的落差。我們不會拿自己和全球的某種絕對財富標準相比，我們比較的，是平常打交道的在地群體。

許多來自自然科學的證據顯示，對地位的渴望──凌駕他人的激情──是人類的生物本能。經廣泛觀察，在地方階序取得統治或「帶頭大哥」地位的靈長類，神經傳遞物質血清素的濃度較高。血清素和人類的幸福和愉悅感有關；那就是為什麼百憂解（Prozac）和樂復得（Zoloft）等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被廣為應用來治療憂鬱和低自信。

更深入的心理事實顯示，當代政治的某些事物，和地位的關係比資源更密切。實驗行為經濟學（experimental behavioral economics）的明確發現之一是，人們對於「失去」，比「獲得」敏感得多。也就是說，人們可能會花更多心力避免損失100美元，勝過多賺100美元。這或可解釋山繆．杭亭頓提出的一個歷史現象，也就是政治上最動盪不穩的團體不是絕望的貧民，而是覺得自身地位就要被其他群體比下去的中產階級。

他引用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話指出，引發法國大革命的不是貧困的農民，而是正在崛起，卻突然在革命前十年間發現本身經濟和政治前景黯淡無光的中產階級。窮人通常缺乏政治組織，且每天都要為生存奮鬥。反觀自認為中產階級的人有較多時間從事政治活動，受過較好的教育，也較容易動員。更重要的是，他們覺得既然自己擁有這樣的經濟地位，就該得到尊重：他們努力從事對社會有益的工作，他們撫養家庭，他們履行納稅等社會責任。他們知道自己不在經濟階級的頂端，但也以既不貧窮又不仰賴政府幫助就能生存為傲。中產階級的民眾不覺得自己活在社會的邊緣；他們普遍認為自己構築了民族認同的核心。

從泰國到北美，他們的憤怒如出一轍

喪失中產階級的地位或許就是當代政治嚴重極化的成因之一。泰國即為一例。泰國已被「黃衫軍」和「紅衫軍」之間的激烈極化撕裂，前者多為上層階級，擁護王室和軍方，後者則是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領導的泰愛泰黨（Thai Rak Thai）的支持者。這場衝突在2010年幾乎癱瘓曼谷、導致黃衫軍支持的軍方政變，有人視為意識形態之爭，也有人視為反貪腐之戰。但費德里柯．費拉拉（Federico Ferrara）認為，視為認同之爭更恰當。數十年的經濟成長培養出許多塔克辛的選民，他們開始主張他們的地方身分認同，此舉觸怒了曼谷菁英。以往最投入政治的通常是泰國中產階級，而這便說明了明顯的經濟衝突何以變成一場激情驅動的零和遊戲。

中產階級感覺本身地位受到威脅，或許就是21世紀第二個十年，民粹民族主義在世界許多地區蓬勃發展的主因。

在美國，勞動階級──定義為高中教育程度以下民眾──過去一代的境況不佳。這不僅反映在前一章提到的所得停滯或衰退與失業上，也反映在社會崩解上。對於在二次大戰後「北漂」芝加哥、紐約、底特律等城市，大多受雇於肉品加工、鋼鐵或汽車工業的非裔美國人而言，事情從1970年代開始變化。隨著這些產業衰退，人們開始在去工業化的過程失去工作，一連串社會弊病接踵而至，包括犯罪率上升、快克古柯鹼大流行和家庭生活退化──促使貧窮從這一代轉移到下一代。

過去十年，這種社會衰頹擴散到白人勞動階級，位居政治光譜兩端的兩位社會科學家，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和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都做了紀錄。農業及勞動社群出現鴉片類藥物氾濫，2016年因藥物過量造成6萬多人死亡，比每年死於交通事故的美國人還多。白人的平均壽命隨之下滑，這對已發展國家而言是引人側目之事。在單親家庭成長的兒童人數已大幅增加；白人勞動階級兒童的單親家庭比率現為35.6％。

但將川普送入白宮（以及使英國脫離歐盟）的新民族主義，最大的驅動力之一或許是隱形的感覺。最近兩項分別由凱瑟琳．克拉默（Katherine Cramer）和亞莉．霍奇查爾德（Arlie Hochschild）針對威斯康辛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保守選民所做的研究，不約而同指向類似的憤慨。在威斯康辛州支持共和黨州長史考特．沃克（Scott Walker），以農村占多數的選民解釋，首府麥迪遜和州外大城市的菁英，若非不了解他們，就是不理會他們的問題。據一位和克拉默對話的民眾表示，華府「自成一國……他們完全不知道國家其他地方在幹什麼，他們是那麼沉迷於研究自己的肚臍」。無獨有偶，農村路易斯安那州一位茶黨的選民評論道：

許多自由派的評論員都瞧不起像我這樣的人。我們不能說N開頭的字。我們也不想，那會貶低人格。那麼，為什麼自由派的評論員可以那麼大方地用R開頭的字（redneck）呢？

忿忿不平、害怕失去中產階級地位的民眾往上指責菁英分子對他們視而不見，也往下怪罪窮人，他們覺得窮人不配得到卻得到了不公平的偏袒。克拉默指出：

對同胞的怨恨最為重要。人們認為自己淪落到這種境況是有過失和不夠格的人害的，不是廣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造成。

霍奇查爾德打了個比方：一群平凡百姓耐心地在大排長龍的隊伍中等待穿越一扇標著「美國夢」的門，卻看到其他人──非裔美國人、女性、移民──在那些忽視他們的菁英的協助下，突然插到他們前面。「你是你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你認不出別人眼中的自己。你很難覺得被看見，被尊重。而要覺得被尊重，你必須覺得自己在前進──也覺得別人看到你在前進。但因為別人的錯，你卻莫名其妙愈排愈後面。」

勞工、移民與被剝奪的尊嚴

經濟困頓往往不會被個人理解為資源剝奪，而是身分喪失。辛苦的工作該賦予個人尊嚴，但那份尊嚴卻未獲得承認，甚至遭到譴責，而其他不願遵守遊戲規則的人卻被給予不正當的優勢。

所得和地位之間的關聯有助於解釋何以對許多人來說，民族主義或宗教保守團體的吸引力大於以經濟階級為基礎的傳統左翼團體。民族主義會將失去相對經濟位置翻譯成失去身分和地位：你一直是我們偉大國家的中流砥柱，但外國人、移民和你那些菁英同胞串通起來壓制你；你的國家不再是你的國家；你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受尊重。宗教擁護者的說法可能如出一轍：你是偉大信徒社群的一分子，但遭到非信徒背叛；那樣的背叛不只害你窮困，更是一種違反上帝的罪。你的同胞或許看不到你，但上帝不會對你視而不見。

這就是為什麼移民會在世界許多國家變成如此傷腦筋的議題。移民對一國的經濟可能有幫助，也可能沒有；一如貿易，它通常對整體有益，而無法造福社會裡所有族群。但移民向來被視為文化認同的威脅，特別是越過邊界的人潮像最近數十年那麼洶湧的時候。當經濟衰退被詮釋為失去社會地位，便很容易了解移民何以成為經濟變遷的代名詞。

但要解釋近年來民族主義右派何以在歐美擄獲先前投給左派政黨的選民，這還不是能完全令人滿意的答案。畢竟，對於技術變革和全球化造成的經濟失調，左派向來有更實際的答案，也就是更廣大的社會安全網。此外，以往的進步派向來能吸引群體認同──建立在共有的剝削經驗和對富裕資本家的怨恨上：「世界的勞工們，團結起來！」「反抗權威！」在美國，勞動階級的選民從1930年代的新政（New Deal）開始壓倒性地支持民主黨，直到雷根嶄露頭角；歐洲的社會民主則建立在工會主義和勞動階級團結的基礎上。

當代左派的問題在於它逐漸選擇讚頌的身分認同類型。它不再圍繞勞動階級或經濟受剝削者等龐大群體建立團結，改而聚焦在以特定方式被邊緣化的小型團體。這也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命運」這個長篇故事的一部分，在這個故事中，普世與平等的承認原則，已蛻變為專屬於特定族群的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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