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不公義事件簿。

四張照片——兩張笑、兩張哭——並列在一起。在香港的《蘋果日報》上,我看到劉霞。因為看守的疏忽,美聯社的記者意外的進入了她的寓所。自從他的丈夫劉曉波在兩年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來,她一直被軟禁在北京玉淵潭的公寓房裡。除去每月例行的探監與家人會面,她哪裡也不能去。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信號,除去電視機,她在這半空中的水泥房間裡,沒有任何與外界聯繫的管道。

“太荒誕了。我覺得卡夫卡都寫不出比這更荒誕、更不可思議的東西。”她對來訪者說,她的表情由驚喜轉成了嚎淘。荒誕不止於此,在那幾天的香港報紙上,劉霞的形象總與莫言並列在一起,後者即將前往斯德哥爾摩領取他的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國家曾經狂熱於諾貝爾獎,把它視作民族崛起的標誌。但這境內的兩位獲獎者的命運卻如此懸殊——一位身陷囹圄、妻子被隔離,另一位則登上了所有電視、報紙、網路的頭條。而除去姿態性的表態外,被鏡頭與麥克風包圍的莫言沒準備對劉曉波表現出任何支持。而在幾天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莫言還準備為中國的“言論自由”、也為自己的一貫膽怯辯護——任何國家與制度都存在審查,適當的審查有助於文學創作。

劉霞與莫言的境遇反差,在香港的媒體上激起了軒然大波。我多少有些意外我周圍朋友的強烈反應,他們對於劉霞的遭遇與莫言的扭曲人格都憤慨不已。這當然與香港越來越強烈的“反北京”的情緒有關,它更是一種本能性的反應——你可以指責這個城市過分功利主義,但由於從未經過極權與專制的洗刷,人們普遍性的保持這一種天真。“不是一直如此嗎!”我想嘲笑他們對於這個政權的無知,卻旋及發現我自身的麻木,我對於這不公不義,習以為常,連批評都是習慣性的、犬儒式的。我知道,在中國境內,除去一個小小的異議群體,幾乎沒人關心劉曉波與劉霞的命運,這與翁山素姬在緬甸、曼德拉在南非、施明德在臺灣迥然不同——墮落的政權高效的催生了一個墮落的社會,令反抗者更為孤立。

“集中營並不可怕,如果人只是在裡面受苦,死去;集中營的可怕之處在於,人要在裡面生活”,一位史達林集中營生活的經歷者說,“因為囚徒相對于他自己來說已經墮落,存在著集中營的國家已經腐爛,集中營世界不可避免具有傳染性,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它是人類最大的不幸。”

在某種意義上,劉曉波與劉霞生活在一個小小的集中營裡,而我們都生活在一個更大的集中營中。這的確比卡夫卡的城堡更荒誕,你知識無法進入城堡、感到無法實現最初的目標,而在集中營,被囚禁的不僅是你的身體、也是你的靈魂,它們的狀況每天都在惡化與墮落。與傳統的集中營不同,今日中國的這個集中營裡面還充滿了各種狂歡式的誘惑,它麻痹你的墮落。莫言的小說,正是沉浸在這種墮落中,它以揭露與批判為名義,卻很少有尖銳的痛苦,它與這墮落糾纏在一起,縱情其中。

我不知怎麼改變這一切。改變總伴隨著巨大的痛苦,在寫一篇專欄中坦誠自己的墮落是一回事,在真實的生活,能持續的抵制墮落,則是另一回事。墮落不僅以膽怯的面目出現,更經常蒙著誘惑的面紗。中國的巨大規模效應,既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忘卻真相,也足以迷惑外來者。你看,標榜理想主義精神的諾貝爾文學獎,不正被授予了一位徹頭徹尾的“政治現實主義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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