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的家，牆上掛了一幅立體的世界地圖，我和姊姊喜歡用手在地圖上滑動，從台灣啟程，向南越過海洋，穿過內陸，停駐在微微突起的山城，然後模仿大人口中的音節──「隆巴拉幫」（Luang Prabang，龍帛邦）。
那裡住著說故事哄我入睡、發明小人國遊戲、帶我跟姊姊游泳看電影吃聖代的大哥哥，教我說第一句英式英語的伯母，小學暑假看我無所事事、拿出英文打字機傳授正確指法的伯父，偷採鄰居家伸出牆頭的青木瓜、涼拌成菜的大姊姊。那些等待他們返鄉再抵達的日子，他們打開行李箱，散發的奇異氣味與顏色。滲入陌生香料的辣肉乾及酸肉香腸、長毛的荔枝（紅毛丹）、配色豔彩的沙龍。那是個什麼都可以塞進行李箱的年代。
離開童年很久很久以後，終於一個人踏上往龍帛邦的旅路。像一條回家的路，沒有地址。「龍巴拉邦」的音節磁吸著記憶，領我在街巷間漫無目的，又想要找到什麼，以確證童年聲響與氣味的存在。
夜降臨山城，奶油白的殖民建築，在黯淡的夜路上，線條分明。戶外庭院錯落著竹火把，木琴清亮的樂音引我走近。草地盡頭張起的布幕，正映著黑白默片《象》（Chang，1927）──庫柏（Merian Caldwell Cooper）及薛薩克（Ernest Beaumont Schoedsack）在構思出超級巨獸「金剛」前，扛著笨重的攝影器材，進入泰寮邊境森林，拍攝的劇情紀錄片（docu-drama）。影像留存了寮族狩獵、自耕與畜牧的原始生態，部落社會的性別和年齡分工，還有讓人震撼，今日已不復見的自然景觀。
泰寮邊界，倚河流山林而居的族裔，自古與大自然平衡共生。母親般的湄公河，孕養出豐富多元的語言文化，但是戰爭與發展建設，卻讓湄公河與其支流傷痕累累。近年，中寮合作的水力發電建壩計畫，阻截了南烏支流（Nam Ou），傳統部落村莊被淹沒，村民頓失賴以維生的自然資源。世居南烏河的「冬」[1] ，記寫了克木族婦女的口述回憶：「我真希望這一切只是一場惡夢。我昨天才在南烏河邊洗衣服，今早起床後，走去河邊洗小孩的尿片，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河不見了！河床乾了！河流死了！」。
黑白默片《象》（Chang，1927）是一部劇情紀錄片，留存了寮族狩獵、自耕與畜牧的原始生態，部落社會的性別和年齡分工，還有讓人震撼，今日已不復見的自然景觀。
Sabaidee！龍帛邦早安！
河流死了，公路來了。13號公路從中寮邊境直落龍帛邦，載來一車車遊客。此起彼落的華語，競聲喊價。街角靛藍色咖啡館，吊扇吹揚起鄰桌背包客無意收斂的美語。導遊的指令在對街擴散，背包客再度拉高嗓門，鼓譟著子音。湄公河畔，寮語的音量竟如此微弱。《早安，龍帛邦》（2008），那沈睡中優雅甦醒的清幽山城，我還未遇上。
《早安，龍帛邦》是寮共執政後，首部在寮國拍攝的商業電影。男主角找來泰國知名演員阿南達・艾華靈漢（Ananda Everingham）[2] ，搭配寮國演員康莉・琵拉逢（Khamly Philavong），兩人分別飾演泰國攝影師與寮國導遊，劇情套入巧遇、隔閡、誤解到相戀的愛情公式。
《早安，龍帛邦》是寮共執政後，首部在寮國拍攝的商業電影。寮國的風土人情，包裝在愛情故事裡的真善美，也是寮國政府電檢標尺下，允許被國際看見的形象。
泰國與寮國，傍山水而居的鄰人，像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透過泰國／外國攝影師觀景窗看見的寮國，是泰國的懷舊鏡像，還是寮國的自我影像？一部泰寮合製，泰國戀上寮國的愛情喜劇裡，地緣政治的紛擾，冷戰的極化，以鮮血對立的過往，淡化成一幅潑墨山水的遠景。歷史作為名勝的背板，也無關寮國至今還未復原的戰爭創傷。
然而，《早安，龍帛邦》的商業程式是奏效的。寮國的風土人情，包裝在愛情故事裡的真善美，也是寮國政府電檢標尺下，允許被國際看見的形象。對寮國觀眾而言，大銀幕上投映著家鄉地景，主角說著跟自己一樣的語言，就算電影中的愛情與歷史同樣虛幻，仍值得歡慶。
長路，時間的迴旋
相較於龍帛邦，永珍的舊城區更合適散步。時代在不同建築風格中流暢更迭，偶爾，日頭酷曬的恍惚間，似遊歷在法屬舊時，又彷彿看見父親的背影，鑽進掛著中文招牌的齒科，然後，穿過大廟，在湄公河上，漂向疆界不明的碼頭。
民宿的小庭院鑲在三座建築的牆面之間，院子頂著一方天空。脫了鞋才准登上木梯，一條長廊劃開兩列房門。夜裡，有人走過，木造地板牽動著樓層，吱嘎作響。睡夢中，總有腳步走近，模糊意識間，無法確知時間停在過去或現在。
或許那無法清晰的「之間」，人界與靈界難以辨識的地帶，正是寮國導演麥蒂鐸（Mattie Do）想要透過影像傳遞的。她的作品《靈界迴路》（The Long Walk，2019），角色穿越並交會在不同時空，誰也離不開「之間」的迴圈。記憶、幻象與真實，在一個相信靈無所不在的國度，可以錯置可以並存。
《靈界迴路》（The Long Walk，2019），角色穿越並交會在不同時空，誰也離不開「之間」的迴圈。記憶、幻象與真實，在一個相信靈無所不在的國度，可以錯置可以並存。
麥蒂鐸的三部作品《薔塔莉》(Chanthaly，2012)、《親愛的妹妹》(Dear Sister，2016)與《靈界迴路》，靈異情節不只為製造驚悚，「phi」（鬼）作為代理者，也揭露了隱匿的社會現實。《親愛的妹妹》找不到《早安，龍帛邦》那些謹守禮教、良善正直的人物。靈異作為寫實的另類途徑，戲中人不分貧貴，共享人性的弱點，貪念、私慾、妒恨。
麥蒂鐸的父母在寮共贏得內戰後逃往美國，以難民身份居留。生長在美國的她，因緣際會回到父母的故鄉定居。當寮國獨立電影還處於荒原，她作為非官方敘事電影的開創者，擁有許多「寮國第一」的冠冕──第一位女導演、第一位恐怖片導演，第一位進入國際影展的寮國導演……。當然，關於她的傳奇，也不只有拓荒的角色。芭蕾舞者出身的她，從未受過正統影像製作訓練，沒有傳統電影語彙的綑綁，她揮灑想像，說當代寮國的故事。
紅色，鐮刀與槌
永珍的觀光夜市，很難錯過印在紅色T-恤上的鐮刀與錘。西方遊客比劃著尺寸，我也湊近買下一件。父親若還在世，看到我穿上寮共黨徽，不知會怎麼說。
1975年的一夜，父母守候著永珍捎來的消息。我聽見他們反覆著「淪陷」、「寮共」、「逃難」。他們的焦急與驚惶，至今仍清晰。清晨，終於盼到登上永珍機場末班機的伯父母。他們不似過去穿戴整齊、風度翩翩地抵達，皮箱裡也沒有帶來禮物。媽媽騰出房間，他們自此住下，再也沒有回去。家裡開始出現假日無處可去的寮國學生，飯桌上有魚露，也有醬油，攪拌著國語、寮語、粵語、海南話。
餐桌上有四面八方的口味跟語言，但歷史卻只牽連著家族記憶的一方，逃亡後的驚魂未定。家族「逃難」故事把我餵養大，好萊塢電影建構的敵我、英雄與正義，也刻印了少年時期對東南亞冷戰前線的映像。直到聽見篷車樂隊（Caravan）[3] 的民歌，在主唱「芽」（Nga）歌聲的引領下，我重訪冷戰意識形態對決下的泰寮邊境，聽見另外的聲音：
唱一首死亡之歌 人性已死
富人吞噬勞工 農民陷入債務陷阱
然後他們叫我們野蠻人
我們要摧毀這吃人的制度[4]
彼方的歷史
1975年，寮國內戰進入勝負關頭，名叫紅蓮的女孩，愛上村裡英挺的男孩。男孩被寮國皇家軍追緝，因此逃離村莊加入「巴特寮」寮共[5] 。紅蓮被繼父逼迫嫁給有錢人，她抵死不從，直到男孩領著寮共軍反擊皇家軍，一對戀人得以團聚。這是寮國政府奉為經典電影的《紅蓮》（Bua Daeng，1988）的劇情，黑白35釐米的長片，攝於蘇聯解體之際。主角紅蓮有著堅毅不撓的女性形象，紅色也標記著革命年代支持共產主義理想的青年。
在捷克學成的宋歐・蘇提波（Som Ock Southipoh），用5千美元的低預算，加上蘇聯淘汰自二戰的攝影機，完成了《紅蓮》。雖是一部拍攝條件拮据的寮共政治宣傳片，仍可看出導演宋歐在場面調度的企圖，以及蘇聯電影美學的經營。
《紅蓮》的片頭也留下了1980年代永珍片場的工作實況。影片從片場的聲景揭序，隨即轉進兩頭牛的特寫，牛鈴與牛車轉輪響動。自永珍片場，觀眾被直接推進歷史的倒敘──1970年代的寮國村莊。
1970年代，冷戰天空下，美國以暴雨狂飆的速度，連續9年，向23萬平方公尺的寮國，投下200多萬噸的炸彈。一隻大象重4噸，200萬噸就是50萬隻大象的總重量。
數十年後，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永珍。他雲淡風輕地說，「體認那場戰爭加諸於各方的痛苦和犧牲」。歷史的鏡頭被拉遠、再拉遠，然後zoom out，消失於無聲。
推波寮國電影新浪潮
我跟安尼賽・奇歐拉（Anysay Keola）在漢口街來回，為了找一款攝影機充電池。比了比價格，他決定下回經過曼谷再買。
在電影產業尚未成形的寮國，器材多淘汰自泰國劇組，也無專業器材的租借服務。沒有資金、器材不足，我們看來難以啟動創作的困境，對於安尼賽來說，說故事的渴望，永遠大於一切。
那年，他又帶來一部新作，15分鐘的極短篇《嘟嘟車的第五類接觸》（Tuk Tuk of the Fifth Kind）。延續一貫社會寫實、暴力、驚悚並行的類型片風格外，這回還添入科幻元素。良善的嘟嘟車司機與外星人的接觸，追求一個未知卻嚮往的世界。我好奇這短片的隱喻，安尼賽笑而不答。模糊的時代場景，不明確的政治寓意，把想像空間推給觀眾，對於寮國創作者來說，是讓作品被持續看見的護身符。
即便如此，安尼賽還是逃不過審查。他以驚悚或幽默，揭露寮國社會暗面。貧富階級的懸異、地下社會、家庭暴力、無法出櫃的同性愛，少數民族及社會邊緣人面對的歧視，都是寮國電影審查制度容不下的寫實。為了通過審查，他會刻意淡化寮國背景，讓故事看來可以發生在世上的任何地方。
安尼賽的第一部長片《地平線上》（At the Horizon，2011），成功地讓寮國觀眾擺脫對寮國電影的偏見──政策宣傳片或品質低劣的肥皂劇。觀眾以實際行動支持，走進電影院看一部好看的寮國電影。
《地平線上》（At the Horizon，2011），成功地讓寮國觀眾擺脫對寮國電影的偏見──政策宣傳片或品質低劣的肥皂劇。觀眾以實際行動支持，走進電影院看一部好看的寮國電影。
說自己故事的強烈企圖，讓安尼賽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各有專攻的寮國電影人。他們以集創且不支薪的模式合作，完成多部作品。因為期許能推波出寮國電影的新浪潮，他們將平台命名為「寮國新浪潮電影製作」（Lao New Wave Cinema Production，LNWC），以接廣告、NGO影像案維生，奠基創作資源，也透過影展工作坊與短片競賽，培力新世代創作者。
病毒、治理與預言
在安尼賽的大力推介下，我認識了新銳導演利・蓬薩旺（Lee Phongsavanh）。利以兩天時間、零預算的條件，完成首部劇情短片《不速之客》（The Cabin，2019）。他傳給我的youtube連結，下方特別標註：「本片被寮國政府禁映，只提供私下觀賞，勿任意分享。」
雖是零預算，《不速之客》的敘事格局卻不小。父親帶著幼齡女兒離開原生部落，在荒野外遺世獨居，為躲避部落治理不良造成的權力惡奪，以及一種具傳染性的病毒。
《不速之客》刻意模糊了時代與部族圖騰，然而部落政治及治理問題、具傳染力的病毒侵犯、部族之間的互不信任，其隱喻與意見再清楚不過了。疫情下，回頭看這部作品，導演以具象的形體變異及人性扭曲，呈現病毒的感染徵狀；人離群劃下邊界以隔離病毒；氏族內的爭鬥恐慌，以及部落間的猜忌，也似預言了今日的人際關係與國際政治。
告別，回家的路
疫情不止，講故事的大哥哥無法遠行。身體越孱弱，夢中回家的路就越清晰。他還念著那條曾上下百回的顛簸山路，帶他回到龍帛邦老宅前的簷廊，對著向晚的湄公河，吃一碗牛皮乾與辛香果實枝葉熬煮的O-lam。
台北怎麼都找不到寮國菜，當然更沒有O-lam，我只好帶給他最近的味道，泰國東北的酸肉腸。Sai Krok飽滿濃郁的辛香酸辣，讓他滿足地微笑。我湊近他半聾的左耳，說了安尼賽・奇歐拉電影裡的故事。在氣味的記憶路上，他緩緩抬起頭，看著我：「寮國也有電影了？」
[1] Namthipkesone Bouttasing，小名Dorn，一位自學的寮國影像創作者。致力於克木族社區語言及文化的保存，以及寮國偏鄉部落女性賦權計畫。
[2] 阿南達・艾華靈漢（Ananda Everingham）的母親來自寮國，父親是澳洲人。他父母在冷戰背景下一段具傳奇性的愛情故事，被改編為電影《歸來》（Comeback）。因此電影《早安，龍帛邦》也將阿南達的寮國血緣編寫進劇本，設計了一趟尋根之旅。
[3] 篷車樂隊（ฅาราวาน），也有譯作「卡拉萬」，在泰國1970年代反獨裁的學運背景下成軍。他們的歌為底層勞動者發聲、針貶時政，開創了泰國流行樂中重要的民謠歌系「為生活而歌」（Phleng phuea chiwit）。
[4] 歌詞出自泰國篷車樂隊的經典《人與水牛》（Khon kap khwai），收錄在樂團於1975年出版的同名錄音專輯中。
[5] Pathet Laos (ປະເທດລາວ)，意為「寮人民之國」。1950到1975年間，活動於寮國的共產主義武裝陣線，也泛指寮國共產主義運動。1975年，巴特寮取得政權，建立了今日的寮人民民主共和國（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