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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真正的西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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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的困擾之一,是總被誤認為是博巴(Bodpa,藏人)。在達蘭薩拉有不少臺灣人在此學習佛法、語言或者唐卡繪畫,當他們一眼見到我的時候,總是以為我是韓國人或博巴。人在異鄉,被自己人認不出來,這種「寶寶心裡苦」的情緒(人在國外有時也會很想跟一下無聊的流行),我安慰自己說,可能是因為我在印度生活多年已經習慣說一口混和了美式和印式的英語,用硬梆梆的英語單字取代擁有美麗意境的中文語詞,才讓同伴覺得距離非常。

關於多重身份認同,藏裔美國人、藏裔澳洲人…也有類似的困擾。父母親都從印度移居美國的年輕博巴男孩M,學的是工程,在藏人行政中央做半年的志願者。剛到印度時藏語都說不輪轉,學周遭男性穿著窄腰襯衫和窄管褲上班(在藏人行政中央,為何女性都穿藏裝上班但男性都著西裝,實在是個謎)。我們在午餐時間偶然初次碰面,他的同事,來自南方藏人難民定居營區出生成長的T開著玩笑說:「他雖然看起來像日本人,但是個藏人。」M的臉一下子唰白。我趕忙打圓場說:長得像誰沒有關係,只要長得好看。

當你的民族讓你受傷……

人人都有玻璃心,特別是那些懷抱著熾熱的心和對民族認同的憧憬,不辭千里,追尋理想(或也有可能是幻想)的人們。生在他鄉總想何處是兒家,聽別人談西藏議題的時候總覺得疏離又熟悉,來自西方的藏裔公民拿了一年gap year以為回到「流亡圖博(Tibet)人所勉力保存的圖博傳統文化」中,卻發現自己格格不入、或不幸被流亡社會的當代亂象擊中。年輕的心糾結於被接受與不被接受,或者該接受或者不接受,最後往往保持沉默,把日子過完,然後打包複雜的心情返回父母身邊。俗話說,幻滅是成長的開始。

從歐洲來的年輕女孩S,父親是博巴,母親是白人,認為「能夠說流利的藏語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圖博人」,大學畢業後決定花一年在流亡社會建立的高等藏語學院學習藏語,卻不堪藏人同胞的長期性騷擾而倉皇逃離。當我遇見她的時候,她驚惶未定,描述自己過去在成長經驗中從未有過如此不尋常數量的男性整日追著她跑。我心疼她捨不得說,也覺得自己沒資格說,真愛可能是妳,也可能是妳的瑞士護照。我只是問她有沒有舉報猥褻她的一幫狂徒?S睜著美麗的大眼睛、縮著肩膀,震驚地望著我:「圖博人不能揭發圖博人。」但是親愛的,是非對錯怎能顛倒?奇怪的是,對待女性輕浮的態度、習慣了難民得到一切都應該是免費的、利用同情取得金錢與性的例子數量也遠超過我們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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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流亡社會的寄生蟲

從事流亡圖博研究,我非常不喜歡當別人提起達蘭薩拉時,總是用不屑的表情描述諸多令人瞠目結舌的亂象。流亡社會就像任何一個社會,會有各式各樣的人,而達蘭薩拉只是其中的一個據點,讓一顆老鼠屎壞掉一鍋粥,是智性的損失。但套句博巴朋友的話:達蘭薩拉這個地方,怎麼老鼠屎就比其他地方要多更多。每個星期我從菜市場走回家的路上總會經過一棟百年歷史的英式小屋與花園,花園主人是從喀什米爾基地退役的上校,他對流亡藏人的評語總令我得十分忍耐著,才不會被他家獨門的現煮花草茶嗆到。「那些寄生蟲!」我認識許多令人尊敬的流亡博巴,他們或者胼手胝足替社群發展奠定基礎,或者戰戰兢兢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利人利己,或者獻身自由西藏運動忍受著極低的薪水燃燒生命。我想知道,到底是誰被這位資深印度本地公民看作是寄生蟲?

「我尊敬那些真正為了圖博,為了返回故鄉而勉力獻身的圖博人。身為一個印度人,我認為當時機成熟的時候,只要我有能力,我就會幫助他們。身為難民而不為自己的國家戰鬥,那還有誰會為你奮鬥?」上校認真的表情和激昂的語調,讓我一時語塞。「我在這裡已經看了20年,這些男人不好好認真工作賺錢,總是想著要找一個外國老女人,跟她們結婚去國外了之後再把她們甩掉。妳有沒有看到我那個鄰居,一個70多歲的美國女人,好像有點瘋瘋癲癲,她的男朋友可能都不到18歲,從沒見過他做什麼工作!」我在心裡暗叫:誰說這不可能是真愛?若真的與愛無關,或是一種我們無從體會的愛,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又有什麼好說。但我比較膽小,只敢說:「他們可能囿於缺乏語言能力,或者缺乏適合本地就業市場的工作技能,所以傾向於使用其他資本進行套利行為以求生存。」上校看了我一眼,「難道連洗碗都不會?」上校的白鬍子被這句話的真實面掀翹起來,在晚風中微微顫抖,我內心的政治正確壓力壓倒一切,低眉默默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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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承受的千年傳統

在NGO工作的朋友T負責帶領西方來的志願者為新抵印度不久的博巴難民提供免費英語課,課程也有不少來自東北亞和中亞,英語不流利的留學生參與。每天穿藏裝上班的她,用服裝表達她對族群身份的驕傲,並以她的方式展示藏文化的美麗。某天她忽然沮喪地對我說:「今天我的一個志願者告訴我,她看到了一個真正的圖博人。我猜想她是看到了那些用紅絲帶纏繞在髮辮上,穿著藏式長掛和馬靴,戴著珠寶首飾的博巴。但是我不禁想,她說那才是真正的博巴,那我算什麼?

自我認同的多重鏡像總在他人如何看待自身與自身如何看待自身徘徊。由於慕達賴喇嘛之名來達蘭薩拉朝聖者眾多,也有流亡者將自己當成是難民活看板,意識到自己必須在公眾保持良好行為以繼續累積觀眾對難民群體的良好觀感。然而來到達蘭薩拉的各種遊客當中,卻未必每個都是準備捐款積善的佛教徒,有種大麻也抽大麻的嬉皮,也有旁遮普省的年輕人,準備在山城放縱享樂做盡一切在家鄉不被允許做的事情。大家生活在一起,日子久了難免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近日拜訪四年前田野調查過程中的貴人,我敬重的師長,當中幾乎無人不搖頭提到年輕世代道德標準下降的問題。在我印象當中總是如同一隻強壯的母雞帶著小雞抵擋老鷹攻勢的退休教師D說:「都是那些外來的影響帶壞了他們。抽菸、喝酒、打架,不為整個社群著想而總是盼著要移民西方。」我本著作為一個外國人的立足點,只能接著話說:「世事無常,我們還能怎樣?」

年輕的一代是稚嫩的小雞還是自由的老鷹?T說她比較偏好年紀較長的退休者來到NGO學校擔任教師。「年輕女孩來到這裡,比起年長者來說非常不穩定。她們當中許多人會跟博巴男學生談戀愛了之後就同居不再繼續教課,或是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難之後就突然人間蒸發,回國也不告知。」老人抱怨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這種論述模式似乎在世界各地都吃得開。然而在流亡社會當中,由於難民處境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年輕的一代似乎比起其他社會的年輕人更被期待要擔負為社群建構未來的職責。矛盾的是,從未體驗過公民生活、從未見過西藏(或想見也見不著)的他們要如何想像與實踐「復國」或「回家」的渴望?失落使人喪志,無知令人原地打轉。花花世界、無常萬般,與其等千帆過盡,不如先喝了再上。更不用提,那些沈重如珊瑚蜜蠟頭飾的道德標準:年輕人該要恭順服從長輩、懂得使用各種藏語妥切敬語辭令,緊縛著這個iPhone世代,督促他們不能忘掉擁抱千年傳統,還要努力讀書考好成績,才跟上這個時代的全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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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博血脈、圖博文化、圖博責任

偶爾,我有滿足於被認作是博巴的時候,比方說,當我的藏語發音可以以假亂真,但通常只發生在跟吃飯相關的各種場合,因為主要活動是吃,不需要太多生詞與對話。如果中國有群外交術語上的「老朋友」,那麼流亡的博巴大概有個術語叫做「外國朋友」。這些外國朋友或者是佛門同道中人,或者為難民群體帶來金援與國際曝光,甚至能夠藉婚姻讓難民擁有西方國家公民身份。和我同行從事研究的博巴朋友們,經常私下跟我抱怨流亡圖博社群對外國人總是比對自己人親暱,不管是在研究許可的開放權限上,或者是在進行訪談時怎麼就比較容易對外國人開口。於是當我被誤認為是博巴而免於那些熱情的「外國人專屬」優惠待遇,這讓我衷心安於在博巴大眾、我的朋友們中,做一個平凡人。

藏語裡有種說法,用大和小這種表達尺寸的詞語來形容人的氣度。在中文裡,我們用小心眼來當作負面的形容詞,藏語裡沒有小心眼,倒是有「體腔廣大」,意思是指這個人有氣度,大器。從小心眼的角度來欣賞大體腔的博巴,所有那些造成我們種種困擾的特質都成為讚美的來源,不管是樂天或任真,因為我們真正看見的不是他者在他的處境中,而是從他者處境中所映照出的自身。

博巴的心的確很大,那曾經容下雪山、草原、冰河的心現在在別人的屋簷下,吃幾合米、賺多少錢都得斤斤計較。四年前在我的青少年問卷當中,難民學生回答我,「只要身上流著藏人的血,就是個真正的西藏人。」(我以反對殖民的立場在我的文章中總是使用圖博和博巴,代表西藏與藏人,但這句話是學生自己的措辭,所以我照錄)。

近日,我的博巴長輩對我說,「妳替難民社群盡心盡力貢獻所長,那顆心不像臺灣人,比一個真正的博巴還要像博巴。我希望我們的年輕人像妳。」這讓我挺不舒服的一句話,解開了我的疑惑,原來在他們眼中,道德標準是圖博傳統文化特質當中的核心,而希望新世代以整個社群發展為重而不僅僅只顧自己,是他們的期待。然而當新世代對道德標準有了自己的態度,如何能夠去否定不斷更新的文化?當年輕博巴甚至連藏語都說得不太流利時,那幫助西藏議題行銷國際的「藏民族文化的保存者」又該如何再次重新論述自己存續與寄居在他人慈善捐款基礎上的正當性?

在自我認同與被認同的情境中,人心無比脆弱。寶寶心裡苦,寶寶該用英文說,還是用藏文說?博巴們,還能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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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汝羽,臺北中產家庭出身,讀過且喜歡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教了幾年語言和文化之後回到學術研究的脈絡處理環境變遷、資源政治、主體性與霸權問題。我的研究關注移動性、結構暴力、邊界與權力、物與情感,特別是國家、個人、控制遷移的現象。我感興趣的地理範圍從喜馬拉雅和印度,拓展到中亞、北極圈、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高地與(前)牧人。說故事的練習讓我不斷反思,也幫助我的中文不要退步。我在文中所分享的視角與經驗,是希望對讀者有幫助。歡迎來信指教:[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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