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院的黑暗中看完高菊花生平的紀錄片，是一個沉重的經驗。
高菊花女士出生於 1932 年 4 月 8 日，彼時是日本殖民時代，她的第一個名字是 Paicu Yata'uyungana，上學時使用的名字是矢多喜久子，政權更替後取漢名高菊花，從事歌手職業時藝名為派娜娜。這麼多的名字，呈現出她豐富的經歷以及與歷史政治情境交織的人生際遇。
高菊花女士就讀高等師範學院，畢業後先在家鄉擔任國小老師，後獲選到美國進修社區醫學。1947 至 1952 年，她支持家鄉自治的父親捲入 228 事件，並在高菊花 20 歲時被捕，隔年處死。家裡還有 8 名弟妹，母親又毫無外出工作的經驗，受到父親獄中書信之託，年輕女孩高菊花放棄自己的人生進展，開始承擔起賺錢養家的任務。
風塵作為生存策略，卻被排除在女性敘事與歷史外
影片並沒有說明 50～60 年代台灣的娛樂產業（如歌廳、酒家、特種行業）有什麼樣的特殊歷史脈絡。在當時，從事娛樂產業的收入不像今日可以靠網路影片串流分紅，它往往跟法律及人情的灰色地帶重疊。即便是在今天我們也經常聽聞暴力與毒品介入娛樂產業的故事，在戒嚴時期封閉且缺乏法制化的台灣，它更是國家機器、情治單位、黑道勢力與資本高度共生的畸形場域。
歌廳與夜總會不需要身家調查，不需要良民證，它給予社會底層人士生存的機會。作為「匪諜家屬」標籤的邊緣人，高菊花在這個工作場所被不同的視角密切觀看，觀看的人既是她的觀眾，也是密切監視她的黨國機器零件。作為「政治犯女兒」與「原住民女性」，高菊花的存在像一個「奇觀」。
作為娛樂產業的歌手，高女士也需要「人氣」，或者服從於統治階層與特權階級的獵奇心態與征服慾，來養活家中 9 名受撫養人。可以想見，高女士承受的心理壓力可能完全找不到出口。她並沒有與她背景類似的伴侶或者同儕，年輕的她也沒有機會學習訴說這種情緒的語言，導致她的台上台下，彷彿兩張不同的臉孔。
派娜娜這名歌手唱的並不全是哀怨小調。她以動感且富感染力的演出著名，表演曲目以西語與英語歌曲，呈現出慶典般的氣氛，那是與東亞儒家文化審美截然不同的情緒風格。
我小時候經常聽到的詞彙「良家婦女」，本質上是漢人儒家社會與國民黨威權統治結合後形塑出的一種性別馴化標準。在傳統的苦難敘事中，主流社會只願意接納、同情那些符合「良家婦女」想像的女性。她們是貞潔的、守寡終身的、在父權框架內默默含淚承擔、具有美德的傳統女性。但派娜娜的越線是為了生存，她在娛樂產業染缸中打破了「完美受害者」的濾鏡。主流漢人社會道德無法處理她的「風塵」，導致歷史失語，拉開她與其他白恐女性人物的差距，卻也展現高女士獨特的歷史主體性。
體制對政治犯之女的羞辱與掠奪
就在我們觀眾以為這個故事大概無法再更慘的時候，紀錄片用史料與訪談交代了高女士被迫為外籍人士提供性招待的事件。國家暴力的迫害並未在槍聲響起、奪走父親生命後停止，也未在長年的監視下轉淡。對於高菊花，體制的魔爪轉向了更具羞辱性與掠奪性的性剝削形式。
高女士身上多重交織的脆弱性，包括政治犯家屬／疑似政治犯、原住民身分、娛樂行業從業者、年輕女性，以及她所背負的已故父親對她養家的期待。她缺乏社會安全網的保護，也沒有母親與親族的社會網絡資本，並且長年遭受國家系統的拷問與威嚇，導致她一直與恐懼、孤立及歧視一同生活。
在系統性的政治迫害或結構性的社會壓迫中，性剝削呈現出極度不對稱的性別特質，女性受害者遠多於男性。包括戰爭時期的強暴懷孕等，它是女性受害者相較於男性更為底層、弱勢的受難形式。結構性的權力展現為剝奪個人的身體支配權，但不只是如禁錮坐牢等「去個人化」的體制暴力。那個年代，掌權者將性作為懲罰工具，再用「失貞」的罪惡感，讓受害者噤聲。
紀錄片中最沉重的凝視
我有幸看過這部影片 30 分鐘的短版與最後推出的完整版本，兩者的差異在於高女士小女兒昭伶與她兒子的身影。鏡頭與觀眾觀看高女士的後代在國家檔案館閱讀當年黨國機器零件所撰寫的跟監報告，讀著陌生人用非中性甚至貶抑的字眼形容自己的家人。
相較於高女士的身世歷史，這些段落呈現的情緒張力更強，也讓觀眾更切身體會到我們正在觀看與介入他人的真實人生。紀錄片的剪接呈現是不泛戲劇化的，情節的推演與旁白，都沒有讓我感受到刻意的情緒堆疊，反而有一些人物放空的片段，像是泡茶與獨坐。然而博物館的段落依然讓我們感覺到：鏡頭前的空間亦是舞台。在前台互動的館員與遺族，在鏡頭前揭露這些私密的經驗與時刻。
拍攝紀錄片或許為這個歷史事實紀錄與真實人物互動提供了儀式性，但這仍然是一種將隱私公開且擔負壓力的情況，令我當時坐如針氈。歌手母親與紀錄片中的女兒呈現出的鏡像，使得觀看這部影片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女性主義思考與感受的經驗。我能想像，昭伶在閱讀與拍攝之後，那延遲襲來的悲傷。
眼淚擦乾之後，我們如何面對未完成的轉型正義
當紀錄片的燈光漸暗，高菊花女士晚年的身影在螢幕上定格。看著那張走過風霜、夾著香菸的臉龐，身為觀眾的我們擦乾眼淚，歷史留給當代台灣的，是怎樣的未竟之業？
我希望看過這部影片或者聽聞高女士生平故事的觀眾，可以帶回兩個思考：第一是暴力迫害的性別不對稱性，以及建構出來的性別特質如何被挪用為加害的工具；第二是暴力事件並不會在這一代結束，它會保存在代際遺傳的記憶，甚至是族群的社會態度，遺忘並不實際，也無法解決問題。我想這些思考可以幫助我們深刻探索我們理想中的社會生活與司法正義，高女士的私人故事也藉此送給我們綿延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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