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前陣子公告的「紓困4.0精進方案」,將取消一般住宅用戶6月的夏月電價;服務業與農業用電戶也將視用電情形,減免今年5至7月的電費。
分流上班、在家工作開始之後,或許有許多人已經敏銳地察覺用電形態發生改變:只有三分之一人數上班的辦公室,需要打開所有的空調和照明嗎?在家工作、在家上課,家中冷氣需要24小時運轉嗎?
想到電,我們的第一直覺或許多半是將自己想成消費者:電費是否因此上升?使用的家電是否省電?居住與生產產品的地方供電是否穩定?然而,我們和電力的關係,還有其他可能嗎?
喜馬拉雅小村莊的電力故事
我在喜馬拉雅山東麓待過一年,住在那裡的人每天張開眼睛,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基礎建設。今天有電嗎?今天有水嗎?手機有訊號嗎?山上是很難牽電纜和電話線的,地方需要的電力,通常由地區內小規模的川流式發電(Run-of-the-river hydroelectricity,ROR)供應,發電廠也由地方訓練雇用的青年從事清潔、維護和管理。也就是說,用電人也參與發電。
疫情導致封城與學校停課的一年,工作者和學生回到家裡,最大的困難就是基礎建設集中於地方首府與市鎮特定地區,上網課、商業作物交易以及觀光旅遊業幾乎不可能發展。在區域經濟上,山區扮演消費者的角色更大於生產者。雖然食物自給自足,但所需的醫療、教育、金融、商業等服務,都需要倚靠鄰近都市的支援。
在這樣「發展落後」的地方,若是有擴大基礎建設的政府投資,特別是穩定電力供應的承諾,應該會相當受到民眾的歡迎吧?事實上,正好相反。
電的真實價值
對住在喜馬拉雅山上小部落的人們來說,電的真實價值,包括必須為了蓋電廠而付出的土地。淹沒的聚落、農地和林地,都有可能使得他們的祖先和神靈受傷,進而影響他們的身分內涵。工程通常耗時多年,丟棄的廢土、進駐工班製造的生活廢棄物、運送建築材料的貨卡及廢氣、文化接觸帶來的正負面影響,甚至是參與工程中耳濡目染的貪污濫權文化,這些都是為了發電而要付出的代價。
因此,儘管用電並不方便,他們卻認為自己已經擁有足夠的電,沒有必要付出更多這些類型的代價,去交換更多的電。這樣的交易是不值得的。
小部落人群的考量,是以社群為範疇做出決定,台灣的用電則是以產業和民生區分,住宅用電更是在疫情這一年高升。在考慮應該由誰來付這個價錢、誰有責任調節價格的時候,會因為範疇尺度而有不同的觀點。我們是否可以合理假設,尋找團體互助的方式,會比要求個體戶處理本身的利益損害投資組合來得經濟?
再者,同理來看,不可再生的能源發電需要計算來料加工的成本、傳輸耗損、廢料處理,發電的真實價值比可再生能源更高。這些價值並未轉化成價格,是因為這些價值被政府投資和少數人數十年來被迫沉默的傷害和折磨吸收了。我們現在所付的電費無法反映台灣發電的真實價格。它無法處理蘭嶼人與核廢料一同生活的痛苦,它無法說明一般人對於節電的熱誠與感情,它也矛盾地呈現我們一方面想證明自身永續發展、卻無法減少火力或天然氣發電的政府投資。鄰避效應與同島一命兩種論述,在流動的資源與不流動的汙染中反覆挑戰公民的耐性,卻少被當作可實證的道德命題。
能源與倫理
關於發電的種種可能性,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嘗試?能源與倫理這兩個看似不相關的關鍵字,為何不能放在一起討論?看了一些公民電廠的新聞報導,多半是以經濟取向,反向把電賣給台電似乎是一門好生意。然而本文想要試圖討論的觀點,就是跳脫買賣的態度來看待發電,讓我們對電發生一些感情。
我出生在經濟起飛的年代,對電力與能源的第一印象,是博物館中參觀的發電過程解說、智慧家庭原型。電力對我來說是開關,是抽象的概念,是不需要多加思考、按照繳費單指示進行就能夠得到的東西。發電也幾乎是國家獨佔的事業。由市場活力幫助打開技術與商業模式創新,在台灣還不存在。
作為最末端的消費者,我只能接受無數電纜劃過天空,而7、8成的電力都在傳輸中白費。我所受的教育,使我思考能源問題的模式被塑造成用國家的角度思考整體,然而我就是我,為何必須用國家的眼光看這些?
與現存邏輯或者秩序關聯深刻的,是倚靠專家分析、學者規劃、媒體監督等對於擴充泛政府或者公共組織的期待。個人被設定為一個各種資訊的消費者,在集體與個人相互影響的意識形態中,行使已知的公民權利去做決策。在這樣的物質體系下,公民仍然是國家治理的對象。或許從教育、網軍、資訊戰、有感設計、舒適同溫層等誘因而來的力量能夠馴化觀感、製造惶恐從眾,但我們何時能夠取下國家的眼鏡,做一個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人?
電對我來說長了一張什麼樣的臉?它對我發生什麼效用、在我生活中扮演什麼功能、而我願意為它付出些什麼?與環境相關的倫理意識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題,而是根據角色、情境、脈絡和自我認知下所做的複雜選擇。當環境品質下降時,人的感性所承受的破壞也不是理性能夠完整回答的履歷。開創選擇需要空間。對電發生感情,或許我們就會跟著在意關心發電過程中的細節和決定背後的邏輯。
電力與國家的關係始終無法鬆綁,一方面電價補貼無法反映發電於永續發展中的真實成本,另一方面法規與行政程序無法放鬆,讓市場的手摸索另類發展途徑。這是否反映出消費者缺乏成熟的環境意識,而無法得到信任?對於管理新自由主義市場發展趨向缺乏信心?而這也使得電力供應的壓力無法被市場分擔,直接和執政成績綑綁,成為每逢選舉必出的野台戲。
然而,實證研究正可以補足這個討論不足的空間。不同類型的用電人(愛電人)的使用模式、決策框架、動機態度,這些都是可以調查和測量的。環境教育對於行為改變,之於不同地域特質與能力層級者的誘因形成與影響結果,也都是可以評估跟長時間追蹤的。減碳固然需要一個清晰的目標,精確扼要的數學公式當然是一個讓人感覺舒服的象徵;為何、為誰、怎麼能夠減碳,這些如詩一般難解的問題同樣值得動心忍性。
稅是國家與地方社團動員管理國內自然資源、促進永續發展的有力工具,在台灣探索的範疇卻十分有限。稅費不是產業的敵人,不是只有減免這條戲路,它的角色能夠非常多元寬廣,並且也可以跟生態租(ecological rent)、大型生態資料庫(large-scale ecological mapping models)動態結合,讓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式(nature-based solution)更接地氣。別再忽略稅費能夠導引產業發展與控制汙染的能耐,也能真實反映台灣民眾願意為自己的未來買單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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