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搭上飛機，前往加勒比海的一個島國做了兩年的文化遺產保存志工。在那之前，「人道援助」對我而言只是一個模糊而難以搆著邊界的夢想。而「志工」到底是什麼，在人道援助中到底背負著怎樣的角色，也隨著行前訓練以及駐地訓練的開始，被反思與質疑。身為一個半瓶水的人類學家，我對跨文化接觸與海外生活並不陌生，人類學的訓練，讓陌生成了一種香氣般的養份。但無論是學界或業界，面對「人」所引起的漣漪，無論過了多久，依舊令我覺得迷惑。事實上，我覺得「人類學家」與「國際志工」存在著一些非常可愛的相似性：
1.文化衝擊（或驚嚇）
不管是人類學家或是國際志工，長時間在異地的跨文化相處都是我們的工作。跨文化經驗曾經是人類學這門科學最重要的傳統，長時間、細膩和質化的研究方法，在人類學中稱為「參與觀察」。我們也一直相信外來者的身份，能將我們在觀察當地的文化時處於一個抽離的位置，此時發生在我們身上的culture shock有助於我們看到事物的其他觀點，並找出不同的脈絡。也就是說，所有在地（local）所認為習以為常、不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在人類學家的眼中，可能都是解讀這個社會／群體的關鍵。當然，現在也有很多人類學家在研究自己的社會，但是從既有框架抽離，對現象進行抽象思考及分析的過程仍然是必要的。
一樣是遭受文化衝擊，但對國際志工而言，文化衝擊預言著工作場域上會面臨的困難，而這些困難最後可能影響到計畫的成效。最常見的錯誤是以自己原有的做事方式套到受援單位／國的脈絡裡，例如時間習慣、效率要求、工作態度、行政程序等等，許多的受援國對這些工作上的倫理與態度與我們完全不同，在他者的工作系統裡以原有的工作習慣去推斷、估測和要求，挫折和不如預期的回饋就是可以想見的了。
2.不確定性與質疑
在文化衝擊和真正身處田野地／駐地之後，我們在行前所擬的任何計畫現在看起來根本就是廢紙一疊。人類學家可能很恐慌的發現自己對當地的掌握完全不對盤，就算讀過再多的民族誌，到田野地裡好像又是另一回事，因為紙上的材料往往是爬梳、整理過後的結果，但真實生活卻是飄忽、朝令夕改、糾結交纏和曖昧模糊的。
同樣的，在志工場域中，以我的工作為例，文化遺產保存是一個政府、非營利組織、人民、外資、觀光客、各樣專家都參與其中的議題，但更隱而不見的細微層面還有政黨間的政治角力、民間組織的政治脈絡、組織內部的人際關係運作、民間與官方組織的關係、民眾對於財產、文物的觀念及期待、民眾對於生活的想像、各方對於古蹟的想像……等等，在搞清楚在地網絡與權力關係前，我真的可能進行我的業務嗎？
最後，語言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當我們去的國家書的是我們的第三、第四語言或根本沒學過的語言時，我們要如何溝通，如何抓住言談裡微妙的細節呢？ 工作進度表可能會朝一個全然開放的方向進行，但或許那也不一定是件壞事……峰迴路轉之下，我們可能會一再翻修我們對田野／駐地的理解和想法，並衍伸出更多概念。
3.孤單
這應該是所有海外生活的共病，看似與工作無關，但其實私人場域往往是最影響工作的關鍵。在這個存在浮動的時刻，關鍵報導人／同事、主管和夥伴的出現是最好的運氣。處理孤單的重要性說不定在種種問題中居冠，但如何處理其實與人格特質有關，也或許是如此，出田野才會成為人類學家的成年禮，海外志工也會成為許多人「找自己」以及「與自己相處」的選項和功課吧。
4.身分定位模糊
身為一個外來者，我們如同浮萍，在田野中往往沒有身份、沒有角色、也沒有類別。無法被分類對當地人還有對自己來說都是一項焦慮，而且代表你與在地深具鴻溝。對國際志工而言，身分定位模糊也是幾乎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大部分的海外援助都扣合著國家的金援，從而帶有政治性。在這個前提之下，援助發展最終目標，究竟是外交？還是人道？另外，志工想要成為怎樣的志工？想做什麼事？有什麼理念？為什麼來？這關乎志工對於自己的定位。看似簡單，但實則最難，因為探索自己一直都不是件簡單的事。
最後，駐地對志工的期待，也影響著志工的服務。理想上，每個興致勃勃來到駐地的人都希望自己是個在思維、技術、觀念、甚至裝備上都更「進步」的人，不僅可以幫助組織找出問題，還能夠解決問題並留下完善的規劃，甚至帶來資金與資源。只不過，現實上，作為不穩定又免費的人力，國際志工的申請媒合過程通常缺乏嚴謹，於是很常出現的狀況，就是志工到了辦公室以後發覺自己成了冗員。發生這種狀況怎辦？只能與主管溝通了。這時認清自己是誰、想做什麼，就是溝通的基礎。唯有定位好自己，才能知道何以相處，何以動作。
5.反思
在慢慢熟悉我們的田野地後，原先模糊、抽象而遙遠的民族誌開始變得清晰，我們開始以自己的經驗對照檢視作者的敘述：真的是這樣嗎？他提出的論述和我所看到的現象一樣嗎？我們開始反思、修正自己原有的架構、田野方法、理論取向；甚至整個推翻歸零，重新思考。我認為這是田野最迷人之處，能夠開始修正，代表已經進入了正軌。我們或許更接近真實，或許沒有（抑或，真實或客觀根本不存在），但至少此時，我們已經走在路上。
國際志工也是一樣的。我們抱著一些理想抱負來到這裡，希冀可以成就什麼，但我們可以完成什麼呢？我們的存在對在地真的有幫助嗎？或是造成在地的麻煩呢？我們所做的事情會留下來嗎？會改變當地人的某些觀念嗎？改變對當地人真的有益嗎？我們所做的真的能解決某些問題嗎？增進的是大家的福祉或是某群人的福祉？在嘗試做一些小事之後，我們開始遇到重重困難：做的事情好像並沒有太大的效用，或當地人對我們所提出的計畫興趣缺缺，這時，我們開始反思。
6.認同危機
不是每個人都會走到這步，但還是有某些人會。田野／駐地裡總是有許多狀況，我們可能會因為這些狀況發現一個討厭的自己、一個自己無法接受的形象或面貌，有些人決定放棄田野／解約，有些人決定留下來與自己的破碎奮戰，所以有些人類學家田野做到最後放棄學位改行當巫師、有人改宗信了別的教、有人再也不想回田野地；所以聖露西亞的志工解約率高於50%......這些都沒什麼好或不好，說真的保住自己的健康（無論身心）最重要，不過真誠面對，總是會留下些什麼。
當然，國際志工和人類學家還是有些不同。一個是「和當地人一起做一些事情」，一個是「研究當地並整理出一套系統與邏輯」；一個有著明確的行動目標，一個則是學理目標。但外來者的身分以及對在地性的掌握，都是兩者最無法避免，也一直需要反省的課題，台灣人道援助的歷史並不長，對人道援助的認知不停地在調整，相較之下也少有相關的教育來反思人道援助的定位。因此一直以來總是難以看清自己的權力來源以及倫理定位。而人道援助又是這麼一個「高尚」的議題，是「幫」，是「援助」，這樣根本於權力位階上的不平等可能發展成「給」、「同情」、甚至「施捨」的心態。當受援一方不願意接受時，就產生了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的挫折與焦慮。人類學（至少是台灣的人類學）一直避免的介入，正好就是發展援助的基本核心，但如何「援助」，該做什麼，做了又會造成什麼後果，還是需要有在地知識的支持才能去做正確的評估。
最後，無論是人類學知識的累積或是發展援助的成效，不過十年二十年幾乎是看不出來的，只能謹記我們是不停地累積、修正、嘗試可能和散播種子，才能面對一事無成的挫折。
（作者曾任國合會駐聖露西亞文化遺產保存志工）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9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