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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從「解決問題」開始,很確實的面對問題、思考如何解決。有什麼問題,就對症下藥,這樣的務實性,締造出傳頌的「芬蘭經驗」,尤其是芬蘭教育。

在芬蘭待了20多年的台灣媳婦李憶琳,目前也是芬蘭廣播節目Satakieli(千言萬語)的製作及主持人。依據長年的觀察,她說:芬蘭人長久住在森林,想法其實都很單純、很直接。一切的制度設計其實都只是為了解決問題,他/她們一直看到自己的問題,而非沉浸於外人稱羨的光芒。更確切的說:她/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在解決問題,但問題一直出現、存在,因此只能一直去「解決它」。

這位台灣媳婦說:「芬蘭教育界人士,其實都不覺得自己的教育有多厲害!」

Satakieli:一個沒有任何經費的教育方案

比起長年待在芬蘭的台灣人或留學生,我待在芬蘭的時間不長,無權成為它的代言人,但今年暑假短短不到一個月與當地教育人士、非政府組織與相關專案會議的參與觀察,我發覺芬蘭沒那麼多無謂的行政內耗、權力鬥爭,只有一個共同希望達到的目標,然後「一起」解決問題中間的問題。

待在芬蘭的這段期間,我曾參與一個沒有任何經費的教育方案Satakieli討論會議。方案的相關單位(Satakieli媒體節目、芬蘭網路電台Radio Valo以及芬蘭國家廣播電視YLE新聞教室群)聚在一起腦力激盪,思考創意方案的質實內容、就事論事。我問:「你們沒有經費嗎?」是的,沒有經費!這在台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沒有經費能做什麼事?但這計畫就在沒有經費的情況如火如荼進行著。

用社群的概念讓台灣和芬蘭障礙學生互相學習

Satakieli 是非營利教育創新計劃 HundrED 的其中一項"100 Finland"芬蘭教育實驗方案。

HundrED計畫網頁的介紹,就令人肅然起敬。首頁有這麼一段文字:

過去一二十年來,芬蘭學校系統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其中之一,然而最近我們看到學生學習成果開始有下滑的趨勢。一百教育計畫(HundrED)就是為了讓芬蘭教育系統能繼續站在世界頂尖的位置……最後我們將整理成書、紀錄片以及一系列的教學工具包,讓國際上所有教師免費使用。

非營利教育創新計劃HundrED預計在 2017 年進行「100 Finland」100個由芬蘭中小學和「100 Global」100個由世界各地中小學參與的教育創新實驗方案,以此一起思考芬蘭教育未來100年的走向,慶祝芬蘭建國100週年。連結台灣參與 Satakieli的引線人與企劃人之一正是Satakieli主持人、長期關懷障礙者教育的台灣移民李憶琳。Satakieli 在 100 Finland 中的方案名為 Satakieliset Uutiset 千言萬語新聞網,承襲 Satakieli 節目的國際交流的原意,團隊目前規劃以媒體教育的學習過程作為媒介,讓芬蘭與台灣兩端的障礙孩子了解媒體的產製過程,感受做為媒體人的感覺;之後讓兩方孩子交流,也是一個做中學的概念,學的不只是媒體,還有社交技能。

教師薪水不高年輕人卻趨之若鶩

一個沒有經費的方案,也能締造想像不到的效果。資源多寡、薪水高低不是核心問題,關鍵在於其他看不見的意義、價值與環境。

令人稱羨的芬蘭教育環境中,教師的薪水在當地不算高,大約在平均線左右,但尊重老師的文化傳統、專業訓練與參與教育改變社會的熱情,讓有熱忱的年輕人趨之若鶩,錄取率遠低於芬蘭各大學科系平均(約40%)。以赫爾辛基大學教育相關學系來說,錄取率只有7%。李憶琳的婆婆退休前就是個老師,她說「芬蘭的老師薪水實在低,工作時間長,還把工作帶回家做!」

教育行政人員不是「官員」

要一起解決問題,大家都是團隊夥伴,沒有「官員-百姓」的位階觀念。「官大學問大」一直是台灣社會存在的問題,在教育界更是如此。過多干預專業的行政指導,只是讓教育現場忙於應付,甚至感覺無力,不但是內耗,浪費大家的精力,浪費納稅人的錢,對教育整體也是弊大於利。

芬蘭教育體制跟台灣的另一大差別,就是教育行政人員的角色。教育行政人員不是「官員」。一位已畢業的學生找我吃飯聊天,談到她同學考上教育行政國家考試,那以後她到學校教書,這些沒有教學現場經驗的同學是否立刻就變成她的上級「長官」了?

芬蘭教育行政人員都必須了解教育現場的問題,而給予適當的協助,因此許多人都曾經是老師。行政是為了專業而存在,提供專業的支持與專業能夠施展的環境,他們不應是高高在上來「視察」的官員。

台灣教育的最大問題,可能不在教育經費「不足」,而是行政單位對教育資源的分配、對教育專業的態度。教育行政,是為了支援教學、讓教育的專業能夠施展。行政不是「官」,而是要思考如何建制一個讓教師的專業教學能夠施展的環境,我們需要一個友善的、能夠溝通、能夠一起工作的教育行政體系,那是一種平等的夥伴關係。

在芬蘭百年國慶之前,他們很謙虛地要透過國際對話,反思並展望國家未來的教育。就像跟芬蘭人對話時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我們只是一個小國家」(It's a small country),因此每個人都很重要,也需要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這是芬蘭式的務實精神。而我們,能否也從「解決問題」開始,為共同的目標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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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雲林農家,留學英國劍橋,當過記者、NPO工作者、高職教師。關注性別、弱勢族群的教育處境,現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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