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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李淑菁為獨立評論的專欄作者,政大教育系副教授,長期關注性別、弱勢族群的教育處境與師資培育。陳佩英則為師大教育所副教授,自2007年起主持高中優質化方案之推動,長期關注台灣教育改革,2014年曾至芬蘭進行半年教育訪察,主譯芬蘭學者之《創新、人才、民主──朝向賦能福利國家》一書且於今年初出版。

芬蘭教育自1985年以來,經歷處方式管理,大鬆綁,調整,到彈性結構化的靈活組合,信任地方,學校和老師的專業工作。芬蘭模式是花較多的時間與精力於前面基礎與共識之奠立,無論是九年一貫綜合學校之建立,師資生高標準之錄取,課程改革大費周章之大大小小、來來回回的論辯、研討、協調,到非全時part time特殊教育(含輔導、補救教學)之資源投注,及早介入改變。因為共識與高專業、高品質的服務,因此執行面可以放權和信任。

本文是據2016年6月15日二人對芬蘭教育的對談所整理。

充滿信任與尊重的教育環境

李淑菁(以下簡稱李):陳老師什麼時候開始想去芬蘭瞭解教育?

陳佩英(以下簡稱陳):2010年,我們第一次造訪芬蘭。那時接了教育部高中優質化的計畫已有三年,對其他國教育改革很好奇,曾去看過香港、新加坡的學校,又因為PISA測驗成而對芬蘭產生好奇,於是和一群校長、老師一起前往芬蘭拜訪,參觀了赫爾辛基大學,以及不同類型的幾所高中。

那次到芬蘭,我對他們的「口徑一致」印象深刻。不管問任何學生、老師、校長、學者、家長、官員,他們提到的重點都差不多。比如說,他們對於「專業」這件事都很信任。相信老師會依據學生的能力給出最好的建議,大家會遵守法律、會公平對待每個學生……這讓我非常的好奇。為什麼在芬蘭,大家對信任的看法可以如此的普遍?

第一次的芬蘭行,我們參觀了兩堂不同的數學課。其中一堂,老師用投影機,將公式一步步演算給學生看,學生便跟著一步步寫著算式。但在另外一堂高等微積分的課,老師居然是讓學生用英文討論數學。當時便詢問老師理由,他說:這是一種思考的訓練,重點不是演算本身,而是背後的數學思考過程。

我們也很好奇,老師是如何確定所開的課程符合學生的需求?結果發現開課不見得是為了學生需要,有時候源自老師自己感興趣的議題。比如說這位數學老師很愛芭蕾舞劇,於是找了音樂、美術、物理的同事,發展與芭蕾有關的主題課程。音樂與美術不奇怪,為什麼要找物理老師?原來舞者腳部與地板的摩擦、承受的壓力、旋轉角度等等……都可跟物理相關,這些都可以讓學生探究。結果,這堂課開了很多年,到當時仍是學生們最喜愛的一堂選修課。當然這也跟老師投入的熱忱有關,因為喜愛而有熱情。

我們訪問的一位校長還拿出學校的課表,一間500個學生的高中,居然有多達100多種以上的課表,非常複雜。學校花了很多的時間協調出來,學生會找課程諮商師商量他們的學習計畫並討論自己想選的課程,每生的課表都不一樣,每天來學校和放學的時間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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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李:那麼為什麼又想去芬蘭第二次呢?

陳:看了許多不同國家的教育體系,仍然覺得芬蘭最吸引我,有幾個問題特別吸引我:

1.芬蘭雖然看似依賴集體的福利國家,但在教育中,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都被給予尊重和包容,學生可以按照他們的能力、特性、步調去學習。為什麼這樣的分配型社會福利國家可以做得到這些?

2.芬蘭並不是一個注重考試的國家,學生不太為了考試而學習,卻連續三屆在PISA測驗中名列前茅,且令人驚訝的是學生之間的表現差距很小。這是怎麼辦到的?

3.芬蘭的老師沒有評鑑,在全世界算是最早將師資培育水準拉高到碩士畢業。這個師培制度又是如何成為綜合學校改革和國家發展的關鍵因素?

芬蘭過去8個世紀受到瑞典和蘇俄兩個強鄰前後侵占,二次戰後又割地賠款給蘇俄,處境非常艱鉅,卻為何到了2000年可以受到各國的關注呢?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因此,2014年我決定前往芬蘭一探究竟。

拉著孩子去芬蘭念書……

陳:我去芬蘭半年,念八年級的女兒也跟著我到芬蘭進入當地的中學。她英文不是特別好,也完全不會講芬蘭語,到新環境一開始非常不能適應。她的學校是芬中雙語學校,因為不懂芬蘭語而被安排在語言班,就是以芬蘭語作為第二外語的班級,班上有許多不同國籍的學生,透過女兒的學習經驗,我大概了解芬蘭老師如何對待這些外來的孩子。

李:我之前讀過陳聖元的《Go!來去芬蘭上課》,他也是在高中的時候到芬蘭交換。裡面提到他最大的困難,竟是休閒時間不知道如何打發?因為芬蘭學校給孩子的空閒時間太多了。

陳:我女兒感到最困難的,大概是需要慢慢打開朋友的圈子。女兒到了學校,老師會給她一本教科書、一本練習本、和一些文具,學校有供應營養午餐,念書全都是免費的。班級老師甚少講課,而是根據學生個人進度,給予一次10分鐘左右的學習指導。幾個月之後,她已經可以使用基本的芬蘭語溝通,也克服了交朋友的困難。我覺得芬蘭經驗帶給她最大的變化,就是不再害怕向外探索,學習變得更主動。

李:台灣國中的教學情況和芬蘭應該有很大的差異。我看過芬蘭師範學校對師資培育的內容,很重視音樂、藝術、文化與社會的能力,也抱持跨領域的觀點設計師資培育課程。

陳:是,他們比較不會獨厚智育,不過當然還是看學生的興趣。芬蘭學生也有畢業考的壓力,到了高三需要認真念書,不過他們可以延長到高四、高五,也不見得非讀大學不可,相對之下,「找到自己」對他們來說還是比較重要。

天下資料,楊煥世攝。

從控制轉向信任的可能

李:在芬蘭待了半年,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陳:我覺得是對初次造訪時所見到「信任」的體驗更深刻了。這種信任不只在教育領域,而是滲透進生活各個層面。比如說去超級市場買菜,你自己秤重,把價格標籤貼上,店員信任你自己貼的價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不會查票,丟了東西也不會被人拿走。即使英文不好,他們也會很友善的聽你講話,不會讓外國人有語言壓力,可以安心學習。

李:您主譯的這本書談到芬蘭學校體系是由控制的文化轉向信任的文化。但我們目前的教育還是比較傾向控制,包括各式各樣的評鑑、考核。芬蘭信任老師的前提是,他們的教師專業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水準,才會有這樣的信任產生。那以台灣而言,要怎麼導向這樣信任度高的文化呢?

陳:戰後的芬蘭的教育分成兩種,一種是給家境比較好、比較優秀的孩子念的文法學校,之後就升大學;另外一種則是平民的學校。老師也因此分成兩種。後來,芬蘭人開始討論是否可能提供一個較平等的教育,以及把全民的教育素質拉齊到九年級以上。

老師當時分成兩派,爭執很大,菁英派老師就質疑,國家夠窮了,為什麼要把資源分散給程度較差的孩子?他們根本就不想學習,學了也學不會,既然經費這麼少,不如投資在程度好的孩子身上,讓有能力的學生未來去建設國家。不過,經過多次討論和協商,最後他們還是選擇了均等這條路。

我訪問過一個校長,他曾提到在他父親的年代,還沒有綜合學校,全家所有兄弟姊妹,只有他父親一個人可以上學。有了綜合學校以後,教育資源才可以分給更多的人,窮人家的孩子才有機會上學。

二次戰後芬蘭當時很窮,不過有一個與台灣不同的特色,就是多黨政治(芬蘭人2016年約有540萬人口,國會卻有9個政黨)。多黨就要協商,要耐性和妥善溝通、給對方空間、並努力發展共識,這是他們處理公共事務的文化。即使面對不同黨派,還是必須去理解,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事情有所進展。

學校教育平等化一開始並沒有被大眾接受,為了讓整個社會接受,芬蘭政府於1972年從北部開始實施九年一貫的綜合學校,花了6年,才慢慢推行到南部首都。台灣的教改多半很急躁……教改若只採用強制手段、用大聲去壓過別人,那是沒有用的。必須要以結果證明這條路是好的,這樣的選擇是對的,人們才願意跟著做。

但如何讓人看見好的結果?芬蘭政府一方面提升師資品質,一方面進行課程改革,同時也要發展協助型的特殊教育,以確保班級內各種程度的學生都可以學習。芬蘭的教育經費有不少用於協助和輔導那些跟不上、沒學好、因各種理由而學習困難的孩子身上,而且是提早進場協助。芬蘭一些NGOs,學者、老師去發展可以幫忙學習困難的教學方法,研發多樣性的學習材料和輔具,特教經費部分用來聘用協助教師,設法讓這些學習困難的孩子可以按自己的步調學習。芬蘭的人口少,圖書館和閱讀原本就是文化中的強項,再加上這些措施,足以讓人相信:將資源均分給每個孩子,是可以帶起每個小孩的。

天下資料,楊煥世攝。

擁護平等價值

李:這樣的狀況可能也與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社會的平等共識有關。

陳:芬蘭在歷史上原本就是一個坎坷和艱辛的國家,需要團結奮鬥才能生存發展,在戰後尤其如此。北歐的五個國家中,唯獨芬蘭從來沒有王室。他們原本就是平民文化,比較不會對威權崇拜,也比較務實內斂。

戰後的惡劣處境反而讓他們向內關注,不太去看外面或其他國家的變化,而只對內重建、慢慢修復。如果那時的芬蘭向外看,可能就會受到國際勞工組織或世界銀行跨國組織等等影響,接受人力資本意識形態或者選擇先發展高教……之類的捷徑。後來的結果證明,那些方式最後都是失敗的。芬蘭的「往內看」反而帶來不一樣的結果。

李:其實他們自己也在修正當中。他們原本是福利國家,但為了未來人才的需求,慢慢從原本的「分配」轉向「賦能」(enabling)模式。台灣目前的發展,在健保似乎比較偏左,但其他方面仍然比較傾向新自由主義,中間偏右。

陳:芬蘭現在改變較大的是大學。1990年東西德合併統一之後,蘇聯也解體,芬蘭的出口依賴受到很大的衝擊,於是開始考慮是否引入新自由主義。當時右派曾短時間掌握權力,新自由管理主義也被引進綜合學校,推行校本管理。不過那些受過平等價值薰陶的新制教師,面對新的變化時,仍然持續擁護平等價值,校長們也並不完全跟著政策走。也就是說,並不是政府要求什麼,他們就完全買單,而是找出方法平衡右傾的改革。

基層出發、雙向影響

陳:芬蘭的教育文官系統不像我們是考進去的,而經常是由對教育有熱忱、有專業的老師轉任,所以有共同的訓練背景,價值認同一致。再加上人口少,彼此間的網絡相當密切。

過去的網絡比較常是由中央到地方,但現在不必然如此。它可能擴大到其他不同單位、連結不同的組織和資源等等。

李:所以是以芬蘭的八所師範院校連接成一個網絡,甚至影響到決策本身嗎?

陳:不完全是,大學因為擁有更大的彈性和決定權,因此不再倚賴上級,發展出自己影響政策的模式。所以,過去決策時那套由上而下的方式就不再適用,政府需要諮詢他們,他們也會影響回來,於是形成一個雙向的、比較平等的關係,不再是過去那樣由少數專家為學校做規劃。這也是從控制轉向信任的文化改變,它不只是一個理念,而是已經發展出網絡式的組織和相應的實踐方式。

天下資料,楊煥世攝。

芬蘭的老師需要什麼能力?

李:我自己讀這本書時,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與教師專業發展有關的部分。我感興趣的是他們的老師在培育過程中會習得的能力,比如自主學習、研究能力。他們覺得老師需要有研究能力,才能配合學生的狀況發展適合的課程。可是在台灣,老師的這些能力好像比較欠缺。

芬蘭的老師之所以可以得到尊重,我覺得是來自他們的專業,而不像在台灣,老師受敬重可能是傳統儒家思想天地君親師倫理影響下的結果。我們的老師能不能建立這樣受尊重的專業?

陳:我覺得台灣的老師其實還是有不錯的專業水平。芬蘭很早就決定老師要受到研究所的訓練並撰寫碩士論文,所以比較能夠自主判斷、回應學生學習問題、並做研究,再加上他們從大一進來就開始有實習,時間很長、訓練很紮實,理論和實務能緊密結合,並由現場老師觀察實習者是否適合當老師。這整個養成過程是經過嚴謹設計的。

芬蘭負責師培的大學有八所,教育系早期也受重視,被認為不夠科學,經過了20年才逐步奠定今日的地位。這樣課程下出來的學生即使不當老師,到其他行業也有足夠的能力,而且也很搶手。也因為這樣,芬蘭能吸引到更優秀的人去當老師。他們有一個笑話說:因為所有優秀的人都去當老師了,所以芬蘭的商業才始終發展不好,賺錢的本領不如瑞典人!

台灣老師做得到嗎?

李:我們的107課綱也期待老師要有研發課程的能力。但目前台灣的老師做得到嗎?

陳:我覺得台灣的老師目前還沒準備好。不過芬蘭開始實施綜合學校時,老師也不是立刻做到平等對待學生,能力分班還是繼續一直到1985年才廢除。芬蘭政府到了1985年開始慢慢釋放權力,讓老師可以學會自己發展課程。開始時當然還是要靠校長、地方政府和師培大學的帶領,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很多增能和研習的課程。

李:除了這樣的帶領之外,芬蘭的老師還必須修哪些課程,來使自己具備足夠的能力呢?

陳:我覺得他們上的課和台灣差不多,芬蘭老師也沒有什麼花俏的招數。可能是要學會面對教學問題、學會自主判斷和做研究,再加上長時間的實習……。芬蘭課綱於1985年提出之後,便要求老師懂得如何選教科書,發展合適學生學習的材料。

我有一次去觀察小學一個混齡的班級,他們的上課是一段一段的,比如早上8點到10點。在這段時間裡,20個人中每個小孩都有自己的功課,開始時一群小孩輪流上台朗讀,之後自己寫作業,再過一段時間,寫完芬蘭語的練習單元學生換成算數學……。即使是外來的移民、是有過動問題的孩子也是一樣的學習。台灣的偏鄉老師常為班上學生的程度落差感到困擾,但在芬蘭卻可以讓不同狀況的孩子同時上課但分開學習,教材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芬蘭的老師也是一個班級一位,如果班上有特殊的孩子,才會請協助老師。這個一、二年級混齡的班級,教學的副校長身上掛著四種顏色的圓圓卡片,有紅的黃的藍的綠的……,當時副校長正在處理一個孩子的狀況,另一個比較沒那麼急的孩子來問問題,老師就亮出黃色卡片叫他等一下,一邊繼續解決原本身邊那個孩子的事。

芬蘭有很多輔具,在協助學習有困難的孩童上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算術和語言的學習。輔具如同維高斯基所談的學習鷹架,老師使用不同的道具和媒介讓學生操作,用來協助學生理解。另一方面,芬蘭的出版社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們的出版的教材是根據學習理論,去設計符合學生心理與認知的教材。

如果要與台灣比較的話,台灣老師在養成過程中不太有機會進入現場,實習只有半年,實習老師很多時候沒有機會上台演練,導致理論的學習與實務脫節。這大概是芬蘭和台灣老師養成過程的差別。不過台灣老師的專業程度還是不錯,所以如果他們在現場沒有太大差錯,還是可以自學,把教學專業帶起來。只是剛開始時會辛苦一些。

天下資料,楊煥世攝。

開放、尊重、平等的芬蘭家長

李:我也很好奇芬蘭的家長在這裡扮演什麼角色?會干預老師的教學嗎?

陳:我問過一個家長,他們說他們有一個親師溝通的管道,家長每天都會收到訊息,老師會把孩子的課表、在班上的表現、學習狀況等資訊告訴家長。如果學生發生任何問題,則請家長到學校處理。也因為老師的專業被肯定,所以不太會受到家長的干擾。

據芬蘭的老師說,早在18世紀時,老師幾乎是村落的意見領袖,負責協調村中的衝突。所以芬蘭也有尊重老師的傳統。他們將老師被尊稱為「國家的燭光」,社會責任似乎很早就繫在他們身上。

李:我以前曾經在芬蘭打工換宿,有一間農場的主人在門口掛了一張彩虹旗,我詢問之下才知道,屋主的女兒念國中時,常有女性朋友到家裡,他感到好奇,女兒則坦然告訴他,自己對同性比較有興趣。他的反應不同於台灣一般家長的反應,而是單純的覺得「噢,好」,站在一個平權的基礎上去看。現在他的女兒已經是芬蘭同志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

我覺得他們很多的心態都是建立在「平等」的公民基礎之上,所以對差異的包容度很高。我還聽說過,芬蘭有些生活在高級住宅區的家長,為了讓他們的孩子學到平等的概念,反而搬家到一般學區去。

陳:更老的一輩就不一定,但如果是受綜合學校教育長大的,大概都受過平等價值的薰陶,相當認同平等教育。但芬蘭加入歐盟之後,新的意識形態出現,所以不少校長和老師對這波影響很擔心的,不知道這會不會侵蝕原本的平等思想基礎。

老師得有能力,不能孤軍奮戰

李:我看到有些老師從大學畢業之後就幾乎很少學習。但在芬蘭,老師的終身學習能力、獨立分析能力、解決教育問題能力都很受重視。我常在想,我們師培生能力足夠面對教育現場嗎?我認為老師要先具備思考、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才有可能設計自己的一套課程,幫助學生學習。如果一個老師只是照著舊的教法一成不變的教學,那麼離專業是很遠的。

陳:這或許跟台灣學校被考試領導教學的狀況有關。

李:對,芬蘭小學一到五年級都沒有評分,老師只用質性的方式給予鼓勵或建議。但台灣只用考試給成績,所以也很難發展新的教法。

陳:我認為這樣的狀況不能孤軍奮戰,最好是學校中的幾個老師都有心以新方式進行教學,發生狀況時校長也願意支持、溝通。現在台灣的高中正在變化當中。很多校長已經不再用行政管理方式經營學校,而是用新的領導方法去引導老師討論、協商,形成改變的共識。我們為校長和老師辦了不少的培力工作坊,讓他們用新的方法領導和教學。其實現場很多老師也知道目前的教學對孩子是不足的。可是他要改變,要面對很多的壓力,這就很難獨自面對。

天下資料,王建棟攝。

蛻變中的台灣老師

李:這樣前後去了芬蘭四次,您覺得台灣現在教育最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陳:我覺得台灣需要認真面對自己的脈絡和困難,要先了解自己的問題在哪裡,才能找到適當回應或開拓路徑的方法,一步一腳印的走出一條改革之路。

這些年來我陸續和台灣的高中合作,一開始校長們都覺得太理想了,不願意認真跟著做,但慢慢地有一些人率先改變了觀念,採取了行動,便支持新的思維和做法,接著,越來越多的基層老師開始動了起來。民國103年宣告新課綱要在107年上路,那時老師們才開始認真投入課程與教學的改變。這點和芬蘭的經驗是像似的,芬蘭也是在課綱出來之後,芬蘭的老師們才去研討,找出怎麼做的方法。所以課綱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文本或工具,老師透過它可以進行持續性的專業對話,才有具體目標去研發課程和改變教學。

芬蘭的課綱寫得相當好,這是經過許多人的參與和淘洗後的結果。台灣的107新課綱雖然不是那麼精緻,但有跟上進步國家的方向,所以台灣的許多老師對這次課程改革是有期待的,他們不但不會抵抗,反而大聲呼籲政府要做好細部設計和早點準備好配套措施,更不希望課綱被延後或取消。一位國教院的研究員對我說:「從來沒有一次課綱的改革像這次一樣,是第一線的老師在推著我們走,很清楚的告訴我們他們要什麼。」

李:是不是也跟這幾年台灣的翻轉教育有關係?

陳:其實像高中優質化或一些其他政策為這次課程改革鋪陳了很久,2012年佐藤學的「學習共同體」旋風出來以後,後來又有葉丙成教授的翻轉教學和張輝誠老師的學思達,過去原本分散的點,透過社群網絡開始連結起來。目前翻轉最活躍的應該就是在高中。高中往下會影響國中的教育,往上可以影響大學考招制度的改革,所以是重要的槓桿點。高中校長和老師很多也參與很多政策研討和擬定,所以高中的校長和老師是有話語權的。

自發性的組織文化

李:台灣的學校往往只是學校,和社區或社會的連結是較弱的。芬蘭的社區和NGO與學校教育有什麼連結?

陳:在芬蘭,有學習障礙的孩子除了受國家經費補助,也會有NGO組織提供多樣性的幫助。比如我在芬蘭參觀了一個燈籠協會,那裡照顧了許多不同年紀和輕重程度不同的各種類型障礙者,協會發展不同的職業培訓課程,例如培訓他們在農場、咖啡店等地方工作,讓他們可以不用完全依賴政府,透過工作呈現自我存在價值。甚至有幾位成員組成了重金屬樂團,編歌譜曲,歌詞很具批判性呢!社會服務不能全然依賴政府,民間的力量也很重要。

李:我在芬蘭的農場時,當地人也在假日帶我們去社區參加讀聖經的活動。我發現他們有很多自發的小團體,自主學習的社群,也不見得有什麼經費,這種群體好像就是他們的文化。這在台灣是比較缺少的。

陳:剛剛沒有提到,全芬蘭的教師工會只有一個,校長也在裡面。以前原本也有很多個不同的教師工會,後來漸漸合而為一。芬蘭在1984年發生了戰後至今唯一的教師罷工,因為在政府推行綜合學校以後,老師的工作要求變多,包括親師溝通的時間、研發課程的時間,這些都是額外的工作,他們認為這應該要列入工作時間。結果家長加入了罷工行列,支持教師罷工。當時還有不少老師並不支持綜合學校新制,在罷工訴求獲得政府正面回應之後,便轉變態度支持綜合學校。這是綜合學校獲得順利推行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芬蘭與瑞典的不同道路

陳:芬蘭現在的經濟發展狀況其實不好,2015年GDP成長率是負的、失業率也很高。可是卻大膽的提出2016年的新課綱,希望透過教育改革能夠帶給社會未來的改變。

李:芬蘭的教育有受到瑞典影響嗎?

陳:芬蘭教育受到德國、美國、英國的影響。早期的發展也有參考瑞典,但綜合學校的具體作法,根據赫爾辛基大學一位教授的看法,應該是芬蘭自己發展出來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是,1992年時瑞典的教育部長為回應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決定開放中小學的私有化,也曾問過芬蘭政府是否跟進。但芬蘭在這部分有所保留,決定先了解學生的狀況。他們為當時的學生做了抽樣調查的評量,不是測驗學生的知識量,而是想要了解學生的學習動機,結果發現學生的表現良好,於是決定不跟進瑞典。直到現在芬蘭的教育工作者相當努力去延遲私有化的影響。

瑞典的PISA成績的確比較差,而芬蘭反而發展得成功。我們在芬蘭訪問瑞典語學校時,也曾經詢問瑞典籍的老師如何看待這個狀況。他覺得瑞典往私有化靠攏得太快,導致瑞典基礎教育面臨一些棘手的問題。芬蘭在90年代右翼掌權時雖然也曾有所動搖,但一些校長與老師持保留態度,因而可以拖延私有化的進程。這是我目前看到的一些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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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雲林農家,留學英國劍橋,當過記者、NPO工作者、高職教師。關注性別、弱勢族群的教育處境,現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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