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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我們努力讓社會更好,但有些努力反將目標推往相異的端點而不自知。

近日某速食業者推出一則親子間的性/別廣告引起諸多討論。兒子在咖啡杯寫下:「我喜歡男生」,向父親出櫃。父親難以接受地離席了,過了一會兒,父親拿著咖啡回來,經過一段靜默後,他拿起兒子的咖啡杯,在紙杯的出櫃文字加上「接受你」三字,讓句子成為「我接受你喜歡男生」,兒子喜極而泣。

汙染或誤解?

據報載,護家盟將速食業的這則廣告視為「汙染」,號召民眾抵制業者。這讓我聯想到,性別研究前輩在1997-1999年的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時,想把「性別」議題放到課程的斡旋過程中,曾被當時以父權思維中心的教育界稱為一種「知識汙染」。

未來十二年國教課程結構中,將把目前包含性別的6大議題「編織」入各科課程綱領中;換言之,「性別」議題輔導團要努力讓「性別」被各大領域接受,方能納入課程綱領。

一次次公聽會呈現的建議有來自所謂的家長(或有特殊背景的家長)、有宗教團體,許多建議諸如「被歧視較多是心裡感受,但並未實質受害。若濫用『歧視』去反駁不認同自己理念的人,可能因此造成更多歧視」、「『解析各種媒體所傳遞的性別迷思、偏見與歧視』應把『歧視』一詞刪除,因『歧視』用語不妥,若無實質受害者,容易誤用。」此外,建議事項裡還有更多似是而非的意見,以保護孩子之名,顯得義正嚴詞。

一直以來,不管是在教育中納入性/別議題的困難重重,或是對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焦慮,在在顯示部分國人對性別議題、多元性別(包含LGBTi)的不瞭解或誤解,習慣用想當然爾的思維與做法,努力「守護」他/她想像的世界「該有的樣子」。

我們欣賞為這土地努力打拚的所有人,但缺乏性/別理解、民主、人權與平等觀點的努力,反而可能傷害了土地上最親愛的人。不知有多少孩子,因為自身的性/別認同、因為家人、教師拒絕肯認、因為同儕間的性或性別霸凌,失去她/他們原本可以開心成長的年輕歲月,甚至只能以生命為代價,推動台灣性別平等的緩慢前進。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性別運動、同志運動、也看到一些女校學生爭取穿短褲進出校門行動、立委帶孩子進國會,要求打造性別友善的環境,大家只能自己站出來為自己發聲,為什麼?

沒有歧視?「尊重」就好了?

筆者曾應某大學之邀,進行女性影展的映後座談,討論一部有關跨性別者的紀錄片,活動結束後,一位學生義正嚴詞地對我說:「我們尊重各種不同的人就好了,為什麼要特別挑出來談呢?」這讓我想起,台灣第一女主祭東華大學蕭昭君教授在「女生正步走──牽手催生女主祭」紀錄片中,拍片人與男性村民的一段對話,也是類似的看法,覺得自己能夠「尊重」、沒有「歧視」就好了,其他人根本不需要要求權益、也不必去談。

該紀錄片呈現宗族祭祀後,各家戶年長者可來領取豬肉。拍片人問:「什麼人才可以領這個?」

負責發放的男性村民說「70歲以上!」

拍片人問:「女生可以領嗎?」

男性村民答:「女生,70歲喔?沒有!這都是以男生為單位,70歲以上吃公家,來祭祖的才有,那是祖先流傳下來的,也不是我們制定的啊!是祖先傳下來的,不好意思,對女生比較不好意思,我們絕沒有歧視女性!」

他前後矛盾的論述邏輯並非特例,在恐同及反同聲明中,我們一直看到「同志應受基本尊重」、「同志基本權益應受合理保障」,接下來卻是談「一男一女婚姻之法律定義不應更動」。在我們生活周遭,許多人「尊重」不離口,已成為民主社會的政治正確,但究其立論,打開「尊重」的黑盒子,裏面是什麼?「我沒有歧視女性!」然後呢?女人依然不能如何如何?「我沒有歧視同志!」,但同志結婚依然天地不容? 

遭受不平等的對待就是歧視

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是三種相關連,但概念不同的詞彙。社會學對「偏見」的解釋為「不顧事實之反證,僅根據含有偏見與錯誤判斷的概念,而給予某個社會團體與其成員的某種評價」。一整套偏見就組成了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一詞是1922年美國記者Walter Lippman所提出,認為我們對許多群體的認知來自於「腦袋中的圖像」(the picture in our heads),根據一些誇大或不正確的歸納,將之用來描述某群體中的個人特質,例如原住民族很會唱歌、很會喝酒,儘管許多族人五音不全或滴酒不沾。尤其對於有別於自己的其他團體,通常抱持較負面的刻板印象,例如將同志與愛滋、轟趴連結在一起。

偏見既是個人的感知、信念或態度,也出現在公共領域,若見諸於個人行為、行動或做法,甚至鑲嵌到制度或機構中,包括學校教育過程、就業或法律系統等,則成為「歧視」。當人們因其種族/族群、階級、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或障礙等因素而遭受不平等的對待,就是歧視。

有些人很努力想要讓社會更好,用「自己認為」可以拯救世人的方式努力;但若對於「他者」缺乏理解與欣賞,可能反而會將社會推往另一個方向──充滿歧視、痛苦、不公平與對立。在大和解、去威權、去父權中心的過程中,性/別平等對於促進社會的民主化,有其關鍵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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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雲林農家,留學英國劍橋,當過記者、NPO工作者、高職教師。關注性別、弱勢族群的教育處境,現為政大教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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