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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與中國大陸關係「正常化」的問題,這幾天再度成為媒體焦點。據外媒指出,梵中兩國已就「任命中國主教」問題達成初步協議,而這樣的一個未經證實的「突破」,甚至還會促使中梵建交。

打從十多年前開始,只要吹起中梵「主教任命權」談判有所進展的風聲,台灣將要被教廷斷交的說法便要甚囂塵上。與此同時,得以作為解決主教任命問題「良方」的「越南模式」,也要循例被提上一提。 

「越南模式」還得這麼看

中梵主教任命權的爭議,說穿了就是「歸上帝還是歸凱薩?」的「政教衝突」問題。在北京政府與羅馬教廷對於中國主教任命權共識難求的情況下,美國學者Richard Madsen在1998年提出了「越南模式」的建議,簡單來說,就是由越南提出數名候選人,再由教廷擇一任命的機制。

既然越南長期以來被當作一個重要的對照組,那麼不妨乘機談談越南近代以來的政教(天主教)關係。

在此之前,我想要釐清一個問題,就是中梵主教任命權爭端的解決,是否便等於中梵建交,乃至於台梵斷交?全球現有13個與梵諦岡無邦交的國家,教廷對其中5個國家派設代表:對科摩羅、索馬利亞、汶萊及寮國4國,設置了「宗座代表」(Apostolic Delegate),對越南則是派有「非常駐代表」(non-residential Vatican envoy),關鍵是「非常駐代表」原來只是過渡機制。

早自2009年起,越梵兩國便設置聯合工作會議來商議建交事宜,但由於雙方對於宗教自由解讀不一,加上越南某些地區的政教關係仍然緊張,使得越梵建交迄今未實現。如果這樣的越南模式確有參考價值,那麼其實不難想見,即使中梵搞定「主教任命權」,絕對不意味著雙方當然建交,而台梵邦交隨之終止。

近代越南與天主教的關係

基本上,無論是越南末代王朝──阮朝,還是今天的越南政府,一定程度都將天主教視作威脅。儘管越南羅馬字的創用,得要歸功於17世紀的耶穌會教士,但在另一方面,天主教的傳教活動,卻又經常被當局視作殖民或帝國主義的先鋒。

在阮朝國史《大南寔錄》中,天主教被稱作「爺蘇左道」,信徒叫道民,神父喚作道長,教堂則稱道館。除了在教義上與越南傳統倫理有所衝突的問題,天主教於阮朝之威脅,大概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該教強大的傳佈力量。阮朝的明命皇帝有一回發現,他的特勤人員裡面居然有「從爺蘇道者」,於是說:我以為只有愚民才會被迷惑,怎知我的貼身人員也有相信的,「甚可怪也」!

其次,是天主教與民相親的態勢。尤其在司法案件上,經常看到神職人員替平民與教民出頭,向官府講情或代提訴訟,此種狀況讓朝廷覺得該教不僅干預內政,還會導致人民「挾洋自重」。於是在嗣德皇帝時,朝廷制定了《申定平教民叫訴例》,點名監牧及靈牧(主教及神父),如涉及代控或為民通說的話,都要按照教唆治罪。

天主教在當代越南

胡志明建國之初,政府與天主教社群的關係同樣不錯,不少天主教聞人在政府內擔任要職,甚至有許多神職人員在抗法戰爭之際,以教廷可能靠向法國並否定越南獨立,而向當時的教宗庇護七世發文,表達追求國家統一的意志。不過到了越南再度歸於一統之後,各種宗教的活動空間又都受到壓縮,政府強調宗教組織具有擔保與提振信徒公民責任之義務。儘管在1986年革新以後,社會活力日盛,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各大宗教,能夠在社會服務、宏揚文化與宗教外交等層面有所揮灑,但基本上越南宗教仍是處在政府「監護」的狀態之下。

政府標舉的是,人民有「不信仰的自由」(九二憲法第70條),而「宗教自由是政府授與之特權,並非基本人權」(2004《關於宗教信仰暨宗教組織條例》)。在此脈絡之下,教廷與越南政府之間自然還有許多需要磨合之處,包括信仰權利、教區與地方政府爭端,乃至於1959年以來充公之教產,不為政府歸還而被建為公園的問題,在在制約了越梵的建交進程。

梵諦岡不是一般國家,這等政教糾結的事務,相信也會是中梵即使在決定「主教任命權」之後,需要耗費時間商談的問題。「主教」與「邦交」,畢竟一碼歸一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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