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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遷徙者的複雜鄉愁

難民切斷鐵鍊之後,大型難民船天運號擱淺在南丫島旁。 難民切斷鐵鍊之後,大型難民船天運號擱淺在南丫島旁。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終於,長年在船民心海裡浮沉的故事,也有了好的歸宿。

船民,其實並非「冷戰限定」,在遠洋荒礁尺寸必爭的今天,難民經常還是不得其所,惶惶於海陸間尋找生路。

乍見「不漏洞拉」這個莫名所以的標題,頓時懷疑自己沒有為本書作序的資格。看了書才知道,「不漏洞拉」是港府接收船民時期,用廣播宣告相關政令時的慣常「越語」,意思是「從今以後」。「不漏洞拉」是由「粵語」音譯而來,一如孫逸仙博士在《三民主義》中所使用的廣式譯名——「遮化臣」(傑佛遜),相當能夠刺激國語讀者的味蕾。

作者是香港九七移民世代,與書中越南船民之間有著奧妙的生命交集。「不漏洞拉」,原來只是「海外失根者」的共同標籤,但船民已用生命拚搏出新的意涵:「從今以後」,便是人生的新頁,曾經被「祖國」刺傷的心,期盼不再有「漏洞」。

船民潮以前,越南華人的「祖國」關係

近代以前寓居越南的華人,有的稱「明鄉」(明香),有的叫唐人或清人。他們孤身在外,透過「虛擬血親」的會館來尋求慰藉,但在天朝眼中,他們是棄祖宗廬墓於不顧的奸民。19世紀中葉以後,受西方護僑概念影響,以及來自於革命、抗戰的現實需求,中國政府方才逐步將華僑視為國家資產。越南華人與中國在二戰勝利之後關係更為緊密,加以冷戰時期兩岸競逐僑心,致使越南華人的中國意識臻於高峰。這樣的態勢碰上二戰後東南亞獨立建國的狂潮,遲早都要迸發衝突。 

法國殖民勢力敗走之後,建政於南越的西貢政府(越南共和國),很快地在1955年底啟動了越化政策,以剪除殖民者所遺留的華人特權。1960年時,南越80多萬華人幾乎都已轉為南越國籍。北越的河內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國),則採行了漸進式的越化政策。華人被視為一「階段性群體」(interim category),終將銷融於社會主義越南的鎔爐。

儘管越南勞動黨認定華人社會既封建又封閉,有礙經濟發展及國家統一,表面上卻鼓勵華人將越南當成「第一祖國、第二故鄉」;換言之,河內接受華人視中國為「第二祖國、第一故鄉」。這種折衷態度,自然與河內尚且得仰仗北京來對抗西貢及華府有關。

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問題,也就是何以「北越人20年來都不出海,偏偏南越出現逃亡潮才爭相仿效?」我認為,北越方面漸進而非激進的越化政策,是一個主要原因。其次,1954年《日內瓦協定》簽署後,隨即有大批華人遷往南越,留下的多半是經濟條件較差的工人、手工業者及小商人。

越南統一之後,新的領導結構確立了共黨內親中與親蘇勢力的一消一長。當1977年底北京決意在越柬衝突中支持柬埔寨後,越南共產黨便在隔年的四中全會上,確認了中國是「最直接和危險的敵人」。河內唯恐北京策動華人反越,乃著手驅趕華人。

就河內而言,越南華人依附北京的具體事實包括:1976年1月,當局通告南方華人重新登記國籍,但登記為中國國籍之人數超過了吳廷琰時期;1978年3月,胡志明市華人舉著毛澤東肖像上街遊行,並要求恢復中國國籍;6月,河內開放北京接運華人,但沒有多久,申請赴中的人數就暴增至3萬;另據Ramses Amer指出,自西貢陷落至1979年9月,離越的近45萬華人裡,就有23萬赴中。

馬來西亞柔佛洲的球場難民營。刊於一九七九年七月九日馬來西亞版星洲日報。同日新加坡版星洲日報的社論標題是:「印支難民國際會議展望」。(照片提供:衛城出版)

驅逐華人與「難民機制」

從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越南透過「邊境淨化」,驅逐了越中邊境省分包含華人在內的少數民族,並藉由行政手段壓迫和誘導華人離越,諸如剝奪華人工作權、強迫華人簽署「自願離境書」、取消戶口與口糧、建立「難民機制」或參與「有次序離境計畫」以「利」華人外移,以及在1979年中國侵越後,進一步以「前往新經濟區勞動」迫使華人出境。

越南一面否認自己有所謂歧視、迫害或驅逐華人之實,一面對外聲言「這些越南公民的離境是自願卻違法的」。然而,透過如本書在內的船民口述及研究顯示,河內政府不僅為華人「潛逃」大開方便之門,更直接涉入了「越南難民機制」(Vietnam’s Refugee Machine)。其運作方式是由民間華人先行組織離境人員,辦理船隻、油料,並向海外接洽港泊事宜。離境籌辦人或仲介人,亦即書中所提的「組織人」,須向公安局取得離境許可,倘能持有公安局之「介紹信」,亦有助於向軍方及貿易合作社洽購船隻。公安局在機制內負有身家調查、建立候補名單、收取離境費用、控管離境梯次,以及解送華人前往港口等任務。這也是為何書中搭乘KG0009的船民,能夠「享有」公安護送的原因。

一如本書所述,驅逐華人的收益十分可觀。當局規定每人出境稅額為1,000至1,300美元,航運費部分,成年者收取6至10兩黃金、孩童半價,6歲以下則免;倘有不動產者,尚須簽署「自動獻產」聲明。如是豪取,使得越南當局僅1978年一年,便藉由難民出境稅獲利650萬美元,相當於其時越南一整年的外貿收入,以致有「難民貿易」之譏。

成功出船後,往往才是考驗的開始。過程中只有「日暮鄉關何處是」的淒涼,絕無「煙波江上使人愁」的浪漫。船民們多發的苦難,包含了海象與船機的突發狀況、馬來海軍拖船至公海「放死」、泰國海盜的「輪劫」、無水無糧的肉體煎熬、猶如「豬仔船」的惡劣環境,以及同船者的瘋狂與暴力,這些在在都能致命。而僥倖自歐美貨船、鑽油平臺獲救的喜悅,卻也不易持久。生命及尊嚴的鬥爭仍在持續,只不過是由海洋轉上陸地而已。船民們多得歷經難民營生存的艱辛、「第一收容國」的無情甄別,以及被強制遣返的恐懼,不少人在「永久收容國」的面試上一再挫敗,陷入了「夾心人」的絕望。 

1982年,越南的華人政策開始質變,其意識型態漸由同化走向包容。華人的族裔性漸為當局所尊重。1982年第10號指示即謂:「華人是越南54個民族之一,具有與越南公民相同的權利與義務」。1985年,胡志明市委書記阮文靈進一步表示:「今天華人同我們已是休戚與共,在群眾組織中不分彼此,謀食營生差異日減」。1986年越南推動「革新」(Đổi mới)之後,河內展臂歡迎昔日船民回國參與建設,原來具有敵性的越南華人,搖身一變成為「華裔越僑」貴賓。

明叔(區國明,本書口述者之一)登島的時候,營內管理比七○十年代末完善,每人發給「口糧領取證」(ration card)等證件,這是明叔收藏的救濟品分配清單,由聯合國難民署和馬來西亞紅新月會負責。回想當年吃飯用的紅色塑料碗,很多船民都津津樂道——原來自己是這樣一路走來的!(照片提供:衛城出版)

越南華人的「鄉國意識」與「族裔識別」

對於船民來說,「日久故鄉作他國」似乎是一項有效的自癒方式。但因為華人的鄉愁濃厚,自癒之路總是走得漫長。作者在書中提到,好些曾經是船民的「加拿大籍越南華人」,會戲稱自己是「三色冰」或「三國演義」。這等詞彙,一定程度說明了海外華人糾結的「鄉國意識」。

當作者以感性筆觸,為船民抒寫生命的同時,卻也理性檢視了華人認同與自我優越的問題。冷戰以來的華文文本,動輒是以勞動者(符合唯物史觀)、和平者(呼應反帝論述)、愛國者(弘揚民族主義)等美好形象來詮釋華人,這類書寫經常只論「排華」,卻淡化了華人社群慣於排外、自成「國中之國」的事實。

作者在書中提到「生不肯認越南人,死都不做越南鬼」的說法,乃至於華人墓碑上有關大陸祖籍與民國紀年等表示方式,無不反映出早年越南華人堅強的中國意識。但作為船民,在收容國定居數十年之後,他們的鄉國意識變得更形複雜,恰如書中所描述的加籍越華移民,他們可能會在華人圈子裡突顯自己的越南意識,也可能在入籍加拿大時以粵語拼寫姓名,來取代原有的越音姓名。不過作者強調,「一個人的故鄉情結,往往還是在生活的細節上顯露了」,就像書中的鄭老師,他的鄉愁其實就是一瓢「湄江水」,或是一碗「越南河粉」罷了。 

10年一次的全越人口調查,即將在2019年發布,鑒於越南54族當中,獨獨華族人數自1979年調查以來持續負成長,因此2年後的調查結果,相當值得關注。越南華族人口的負成長,可以說是1970年代末期以降,越南華人採行以下兩種生存策略的結果:一種是帶著華人身分而出走,一種是改變「族裔識別」而留下。採行第一種策略的華人,成為了船民或循陸路離越者;採行第二種策略的華人,會在申報族裔時,轉填越族(京族)或是儂族、艾族、山由族等其他漢語系民族。儘管事過境遷,但仍然有人去改變族裔識別,更有船民不堪回首,再也無法乘船、聽海,足見創傷撫平需要更長時間,也需要更多作品來抒懷。

本書匯集了7個難民家庭的故事,是一本有助於讀者理解船民歷史、華人認同與難民事務的好書。作者花費大量時間蒐羅口述、考察資料,加之筆翰如流,使得書中敘事歷歷在目,案例評析也發人深省。時值本書出版前夕,筆者非常榮幸能為之作序。

「不漏洞拉」,但願世界更加美好!

(本文為《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推薦序)


 

好書推薦:

書名:不漏洞拉:越南船民的故事

作者:黃雋慧

出版:衛城出版

出版時間: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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劄記,筆記也,今之天下,印太地區也。美中競逐鐘鼎,台灣心居危思安,唯恐認知作戰貽害,史學長工乃持筆從戎,現擔任國防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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