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香港荃葵青反送中遊行中，有一位年僅12歲的男童被鎮暴警察拘捕，讓我想起我的太太Dorota────她12歲時，也曾參與過波蘭民主運動。
那時宣布戒嚴、下令軍隊射死示威者的波蘭國家領導人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早在2014年就死了，但Dorota跟我現在育有3個在家自學的兒女，我們不但見證自由民主的波蘭在2004年成為歐盟會員國，更看到波蘭總理圖斯克（Donald Tusk）在2014年擔任歐洲理事會主席，應驗了「你會老、我會大」這句話──只要活著、不放棄改革，就會有希望。
波蘭經歷9年抗爭，才終於走向民主
1980年7月，波蘭政府為了解決經濟危機，在減緩工資成長的同時還提升物價，造成民怨，引發一連串「無大台」（自動自發，沒有領導）的罷工行動，工人佔領工廠，從北邊的格但斯克一路擴散到首都華沙，全國各地的知識份子和青年紛紛成立或加入各種組織，1/4人口加入「團結工聯」（Solidarność）和其附屬組織，對政府進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活動。
雖然，當時的共產黨政府在遊行和罷工的影響下已經無法有效治理波蘭，但波蘭政府從來沒有跟人民對話的經驗，因此不敢談判，只能以拖待變，一直發表毫無意義的聲明。隔年，波蘭共產黨政府的宗主國──蘇聯共產黨政府擔心，波蘭的動盪會產生骨牌效應，影響其他由共產黨執政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撤換波蘭領導人，改由主張武力鎮壓的軍人當政，並宣布戒嚴。政府對罷工和遊行民眾開槍，造成多人死亡，同時也宣布「團結工聯」為非法組織，大量搜捕、審判、監禁參與的民眾。
雖然反政府的群眾運動被迫地下化，但在波蘭國內外支持「團結工聯」、支持波蘭人追求民主自由的聲浪一直未減。從美國雷根總統公開發言譴責波蘭和蘇聯共產黨，到波蘭出生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返鄉主持百萬人大型彌撒，波蘭人民的抗爭一直佔據著1980年代的世界新聞。然而，波蘭政府對爭取民主自由行動的打壓並沒有因為國際壓力而減少，即使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團結工聯」的領袖華勒沙（Lech Walesa），波蘭秘密警察還是在頒獎典禮後2週，謀殺了一名「團結工聯」支持者──波比耶烏什科（Jerzy Popiełuszko）神父。
1985年，戈巴契夫當選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面對當時蘇聯和華沙公約組織國家的經濟敗壞，展開一連串的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 ；隔年華勒沙等再度成立合法的「團結工聯」組織，但波蘭政府仍繼續打壓人民，甚至逼出「勇武派」，主張武裝革命以推翻波蘭共產黨政府。到了1988年，波蘭的經濟狀況更惡化，罷工和抗議活動的規模也更大。直到1989年1月，政府代表和反對團體的代表開始進行長達數個月的圓桌會議，最後成功達成協議，在同年6月4日進行全國投票；代表團結工聯的候選人在參議院和眾議院都取得壓倒性的勝利，平和地將政權交給有最新民意的政府，帶動了整個東歐的民主自由運動。
支持世界的民主運動，守護所有人的自由
波蘭人民經過9年的「和理非」抗爭，才爭取到國會全面改選。他們能撐這樣久，除了其堅韌的民族性外，國際上的支持也是關鍵。
波蘭共產黨政府在1982年宣布戒嚴時，我太太Dorota一家人剛好都住在美國。美國雷根政府放寬規定，讓想留在美國的波蘭人都可以留下來，取得永久居留權或成為公民。除此之外，美國民間也發起免費寄送物資的運動，當時波蘭國內的經濟狀況十分惡劣，柴米油鹽醬醋茶什麼都缺，那時還讀小學的Dorota就曾經幫忙把麵粉和罐頭打包成箱，寄給遠在家鄉跟政府長期抗爭的同胞。可以說，整個西方世界都與波蘭人民站一起，成為他們向共產黨政府爭取民主自由的後盾。
2019年的夏天，香港人民也在跟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抗爭，爭取香港人民自由和民主機制的保障。他們透過社群網路，在國際媒體上刊登廣告，讓全世界知道他們的訴求，並尋求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人民和政府支持。而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自由指標中排名亞洲第二的台灣，更應該當仁不讓地挺香港。除了香港人民要追求的民主自由本來就是台灣的核心價值外，更可以讓全世界認識我們，知道ROC跟PRC、Taiwan跟Thailand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即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和國際組織暫時還無法承認我國的主權，但他們的政府和人民會欣賞台灣人民和政府的道德勇氣和高度。未來換成我們被鄰國打壓甚至武力威脅時，台灣才有正當性去要求其他國家跟我們站在一起，共同捍衛自由和民主的普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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