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關於沒有名字的人系列】早在荷蘭、西班牙、清國、日本統治，及中國東南沿海移民來台之前，不同語言、文化的族群早已生活在這裡。平埔原住民曾是台灣平原的主人，北有凱達格蘭、噶瑪蘭；中部住著噶哈巫、拍瀑拉、巴布薩、洪雅、道卡斯、巴宰族；南有西拉雅、大武壟、馬卡道。
消失的歷史太多，留下的線索太少，一群來自不同族群、有著不同生命經驗的平埔原住民族青年，在追索認同的路上、探求族群命脈的過程中相遇。他們靠著書寫為自己發聲，撐開與社會大眾對話的空間，找回屬於自己的名字。
2014年Azem祖靈祭（註1）的前一晚，埔里牛尾部落的噶哈巫人按照傳統，在日落後向東方進行祭告祖靈的儀式。
只見正浩被一群tata、baba們（註2）簇擁到最前面，希望他和祖先講「我們的話」。他以右手中指沾米酒灑向虛空，以族語向祖先報告祭典的舉行。他說，雖然父母輩多早已習慣拿香祭神或上教堂，部分老一輩的族人卻仍傳承著沾酒敬獻祖靈的習慣，他希望從這一代開始，重新實踐如何做為一個當代的噶哈巫人。
一、 文化帶他回到部落
他是潘正浩，噶哈巫的名字是Bauke Dai’i。生長於台中市區，現在也在此工作、生活，是標準的「都市原住民」。現在的他，除了工作之外，幾乎將全部的時間都投身在自身族群文化的復振與傳承工作裡。「我常常都被我的朋友以為『做文化』是我的『主業』，反而真正的主業變成副業了呢！」，回部落已超過十年的正浩自我解嘲地說著。
花十年的時間回到自己的部落，學習、傳承著噶哈巫的種種。儘管大環境對原住民族並不友善，回到部落卻給了他許多不同以往的觀點，也開啟了更多可能性。而這一切都要從大學三年級時一堂關於「台灣平埔族文化導論」的課開始。他說：「在那個念國立編譯館的年代，我卻對於自己生長的土地感到陌生，進入體制內教育到出來工作，是一個被逐漸拔離原有文化土壤的過程。」
二、 尋常的生活風景，充滿珍貴印記
「小時候回大湳，如果要找我爸的話，他不是去我叔叔那邊，就是在部落的公廳──集會所（註3）那邊烤火、聊天。大家一邊喝酒，一邊聊自己在外地工作的情形。」正浩回憶起幼年的情景，一切是這麼令他感到熟悉。如今這樣的景象在埔里的大湳部落，仍是可以見到的尋常風景。
他還記得「大概我國小的時候吧，有一次回來時，公廳那邊剛好做熱鬧，當場為了儀式而殺了一頭豬。我爸爸和叔叔們就當場生吃豬肝，我記得當時我媽媽還反對他們這樣做。就像這樣啊，生食的飲食習慣、圍火等等，本來都存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裡，也不覺得和其他人有甚麼不一樣，覺得其他人可能也有這樣的習慣。」直到正浩在大三「台灣平埔族文化導論」選擇以自己的部落作為報告對象時，這些看來再平凡不過的風景開始有了新的意義。
當時在高雄念書的他，為了該堂課開始密集地回去埔里。通常都是從高雄搭夜車回到台中，再騎機車進去埔里。剛回到部落時，由於部落族內通婚頻繁，他的出身包含了噶哈巫系統的潘家及外來閩南人系統的劉家。除了自己的直系血親外，他甚至不知道這一大群talima a saw──「親戚」該如何稱呼？遇到誰應該要叫甚麼？再加上，噶哈巫四個部落（註4）各家系間的頻繁婚嫁，族人間或多或少都有親戚關係，形成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親屬關係。
初回部落的他，花了一些時間搞清楚了自己家族的系譜，也認識了一些可親的長輩。剛開始，他閱讀到學者將噶哈巫歸類於巴宰族（註5）亞群的說法，便向部落的長輩詢問。他印象深刻地說「那時候我去守城份部落找永歷（Atun Kunnay）長老，問他說我們是巴宰的一個亞族嗎？他馬上糾正我的概念，說我們是『噶哈巫族』跟巴宰族是不一樣的！」。經過長時間的尋訪與了解，他從學者與文獻的書寫比對部落耆老的記憶與口述，認為噶哈巫族應該重新詮釋自己的文化與認同。
自此屬於他心裡的噶哈巫的那個部分逐漸清晰，也增強了他對於噶哈巫的族群認同。透過反覆地拜訪長輩，詢問關於語言、文化以及族群的歷史等；一方面他也將長輩那裡學習到的內容相互比對，由族人的觀點出發，反問著人類學家在自日治時代起將噶哈巫歸為巴宰人亞族的族群分類論點；也開始質疑，一個仍存在語言、文化與歷史記憶的族群，為何無法被認定為是「原住民族」？
三、 實踐文化──作為最根本的反抗
大學的課程與生命歷程的諸種疑問，讓他重新回到了部落。
2009年，因當時原民會主委章仁香的一句「乞丐趕廟公」聲明，引爆了跨地域、跨族群的平埔族群的串聯，要求章仁香對其失言，向全國平埔族群道歉。在某場平埔復名活動裡，正浩也與部落的老人家北上聲援，身著傳統服飾、腰配獵刀的他，站在長輩間舉起獵刀高聲的問到：「ima ka ita？」（我們是誰？），長輩們則報以熱烈的回應：「Kaxabu！」（噶哈巫！）。
耆老們的回答除了堅定而顯得格外振奮外，聽不到一絲的遲疑躊躇。那些被國家奪走與湮沒在歷史裡的一切，在如今高聲宣稱與自我肯定的族群身裡，遲到的正義才得以舒緩。這一切似乎在呼喊的瞬間獲得了全新的生命。但對正浩而言，回去部落才是一個全面抵抗的開始，「雖然噶哈巫目前還擁有許多語言及文化，但是文化傳承及保存仍是非常危急，因為文化都還在老人家身上。」他常這樣說。
在許多噶哈巫部落的活動或行動場合裡，上了年紀的apu──祖父母輩通常表現出了最高的熱情。諸如常可見到的apu Lalu和apu Daxa姊妹、apu阿甚、apu阿音、apu阿安、apu德興、apu永歷、baba Basin等等，他／她們的平均年齡已經超過七十歲。他們是浸淫在噶哈巫文化裡成長的最後一代，也強烈希望噶哈巫能向下傳承。像apu Daxa和apu Lalu雖然都在年輕時上Amisan──台北工作，但如今仍能流利的使用族語溝通，這裡頭包含了許多她們對文化的堅持。
對正浩而言，噶哈巫文化便由這些apu背負著，他／她們有著噶哈巫的一切。於是，在初回部落的訪查之後，他也開始投入了部落裡的文化復振運動，努力學習著這些老人家身上的一切。他試著把從老人家那裡訪問到的azem祭儀儀式，加進如今復振之後的儀式裡；他也和從事紀錄片工作與語言研究的朋友，穿梭在部落之間用現代化的錄音、錄影器材，替噶哈巫族語作系統的保存工作。
2014年一整年，他與牛眠部落的世傑大哥，一同以部落的名義申請了「復振織布」文化的計畫，在織布老師的協力下，噶哈巫四庄的婦女開始重拾織機，更透過「圖紋分析」的方式重建了噶哈巫傳統的tulikan（圖騰），他說「我們要重新把我們的圖紋穿回身上！」，每次都充滿著同樣的執著與熱切。
四、 與祖同行
「對啊，如果祖靈真的存在，你難道要跟祂說中文嗎？還是族語？我們是否能用祂習慣的語言貼近祂？」在聊天的過程裡，他曾無意間迸出這麼一句話。
Azem前夜，看著他一邊念念有詞、一邊以右手中指輕沾米酒灑地，我的腦中突然閃過一句話：「實踐文化──作為最根本的反抗。」。於是，噶哈巫便從她被創生的那一刻開始，一直綿延至今。最根本的反抗，與祖靈同行。
muzakay di yamin a da’an！
（走，我們的路！）
註1：族語，祖靈祭儀，也是噶哈巫人的年祭。所以傳統族語也會稱為muazaw（跨過、經過） azem，與漢人接觸後將時間訂在每年農曆十一月十五前後舉行，是噶哈巫人一年中最重要的祭典儀式
註2：族語，baba是對以父執輩長者的尊稱；baba是對以母執輩長者的尊稱。相當中文的伯叔姑嬸等。
註3：噶哈巫部落中的公共聚會場所，「公廳」是借自河洛語的說法，但並非河洛人姓氏祠堂的概念。族語是mupuzah dadua matau xumak。
註4：噶哈巫人由原鄉遷進埔里後建立的四個主要部落，分別是Baisia（牛眠山）、Suwanlukus（守城份）、Karexut（大湳）和Tauving（蜈蚣崙）。
註5：平埔原住民族群的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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