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子關係

當「學徒兵」的少年,政權更迭下的成長之路:父親的東港童年(二)

大學畢業後預官受訓時期的照片。 大學畢業後預官受訓時期的照片。 圖片來源:本文圖片皆為作者提供

(上篇請見:〈家裡有魚塭、穿鞋上學就是奢侈!父親的東港童年(一)〉)

每個禮拜視訊時,我的父親林雲山常常提到一些往事,讓我聽得興致盎然,也體會到雖然我向來崇拜他,擁有許多屬於父女倆的共同記憶,但是我對他的人生所知不多,大多是零碎的故事或印象罷了。

因此,我決定開始藉著每個禮拜的視訊時間訪問他,請他說一些印象深刻的往事。寫了草稿之後寄給爸爸過目、改正,再寫下一段。我也開始聯絡當時相關的人,對他們進行個別的訪問,補充一些細節。我私心希望將這些久遠的往事串聯起來,不但能描繪出爸爸多樣性的人生面貌,這個回憶錄也將成為大家送給爸爸的珍貴禮物。以下,就是爸爸口述的童年回憶。

軍事化教育的中學,切竹子當刺槍

我在民國31年進入屏東中學就讀,當時中學本來是5年制,但是戰爭時期為了要招兵,改為4年制。

念屏中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日本中學進行軍事化教育,學生穿靴子上學,鞋帶綁到小腿上,我們也將竹子切了當成刺槍,隨身帶去學校。當時天還未亮就要出門,我媽媽會先起床做早餐給我吃,也做中午的便當。那時煮飯要先用柴木生火,十分耗時,她卻每天比我更早起來做飯,現在還是時常感念她的偉大。

我從家裡出發,到東港火車站要走30分鐘,坐1個小時的火車,在屏東站下車。學生們在車站會合,排隊唱軍歌走路到學校,又是半個小時的時間。每個禮拜四下午,下課要跑5圈操場(總共2公里),完了繼續跑回車站趕上車回家,日常生活就是這麼辛苦。

大學畢業後預官受訓時期的照片。

戰爭尾聲的少年兵

中學二年級,因為日本痛恨美國,取消英文課。那一年幾乎沒有上課,都被派去做軍事訓練,幫忙建造軍事機場,把土挖了搬走,做跑道。晚上還要繼續訓練,住在附屬教官家。三年級時被徵召去竹田駐軍,當「學徒兵」,我從來沒有離家這麼久,十分想家,聽到火車聲會哭。待了半個月後,遷到萬鑾山裡一個村落,晚上站崗,聽到龍眼掉下的聲音,就摸黑去找到撿起來,不過站崗時不敢吃,第二天白天休息時才偷吃。我們也會抱著假的炸彈,被教說若是見到戰車就匍匐靠近,靠近以後將炸彈丟到車下,使之爆炸,做不對會被打。

當時東港鄰近有海軍基地(有海上飛行軌道、水上飛機、以及軍工廠,也就是現在的大鵬灣),民國33年美國戰機來空襲,炸得很兇。東港家人躲到防空洞。防空壕不是在地面下,只是稍稍往下,屋頂則蓋著泥土遮掩,一顆炸彈正好丟在防空壕的門口,還好防空壕呈L字型以90度彎進去,沒有傷及躲在裡面的人,但是後面的廚房和左右很多家房子都燒光光。

轟炸當時,我阿公沒有在防空壕,躲去冰工廠,親眼目睹轟炸,受到極大的驚嚇,不久後生病,光復前就去世了。我那時在當兵,回家時才聽家人說起當時的情形。

放假回家,都從萬鑾走路到東港,帶著步槍,腰帶上綁著刺刀,穿著軍鞋。那時空襲激烈,我的家人被迫疏散到崁頂鄉的內埔,比較安全。有一次回家,見到比我小12歲的四弟,坐在門檻上,瘦巴巴的。

日本訓練兵士非常嚴格,早一個禮拜進去的學長是舊兵,我們則算是新兵。舊兵為了欺負新兵,會找藉口叫我們排兩列相對互打,如果有人打得不夠重,會叫我們重新打。光復後,我們這些新兵報復學長,他們就會躲。日本人學長們則在戰敗後回日本去。

民國34年8月戰爭結束。那年4月我已經開始念中學四年級,但是因為光復後改成中國的教育系統,9月又重新讀高中一年級,所以中學多念了半年,那時才開始學漢文,是用台灣話學的。民國37年高三結束,我就從高中畢業了。

我(右一)和同學們在台大校園合照。

經歷政權交替,在台大讀書的生活

中學畢業時,只有4間大學可以選:台南工學院(後來的成功大學)、台中農學院(後來的中興大學)、台灣師範學院,以及台灣大學。我去考台南工學院,作文題目是「萬里長城」,英文翻譯成「偉大的牆壁」,我真不知那是什麼意思,把考試題目抄下來想帶回去對答案,結果被取消資格。

我去考台大的時候,拜託一位以前住在我家後面的東港同鄉蕭先生安排住宿。他當時在讀台北高等商業學校(等於現在的專科),讓我暫住他在台大法學院旁的宿舍。有一天去參觀台大,遇到一位東港人張傳烱博士(後來成為中研院院士),他從高雄中學畢業,考取台大化學系,帶我去參觀化學實驗室。我被玻璃儀器迷住了,於是唯一的志願就填了化學系,如願考上。

讀大學時,住在還未回日本的日本人家,學會抽菸。因為當學生沒錢,會撿人家抽過的菸,重新捲來吸。後來搬到師大旁租給學生的三層樓房,最後一年才住到台大第七宿舍,在舟山路更進去一點。我們學生沒有錢,走遠路去西門町看電影,因為人群擁擠,個子又不夠高,感覺上是擠到大人的頭上去買票,看完電影再走遠路回來。半夜聽到青蛙聲,拿手電筒去照,青蛙不動,就拿去夜市叫人家做菜,做完才發現根本不能吃。

我(左二)與同學在台大校園合照。

台大當時沒有化學館,而是現在的台大二號館與三號館後面的一排平房。化學系裡都是受日本教育的老師,用日文教學。唯一用國語教書的是教有機化學的錢思亮教授,他沒有架子,而且教得很好,讓我日後受用不已。系上有30位學生,台灣人和外省人的比例大約一比一。過年的時候舉辦忘年會,會喝酒,我們欺負助教和講師,要他們用碗喝米酒,把他們灌醉,但這也表示我們跟他們的關係很親密。不過學習的時候還是公事公辦。

我自民國31年入中學,民國41年大學畢業,這10年當中,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政權交替,還有學校制度的改變,也將一個懵懂的孩童震盪成為大人。我的少年時光在體能上極受考驗,每天花很多的時間走路或坐車上下學,也因為被招去當學徒兵,被舊兵或教官欺負、操練,年紀輕輕被迫離家,想家也不得回。大學時光比較自由,在化學的學術領域悠遊,也訂定了日後的方向。我到現在90多歲了,仍然身體健康,不知跟少年時期的操練有沒有關係?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小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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