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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總統大選是歷年來最詭異的一次。不論細節,我們倒是可以看出台灣政治的明顯變化趨勢──民意漸漸轉向中道。在90年代我念高中大學的時候,那時全台可是一片統獨論戰,從教室、校園、街頭、媒體、和各個選舉造勢場合。搭配當時台灣蓬勃的經濟發展,那真是個狂飆的年代。

只不過二十年的光景,很多東西都不一樣了。選舉造勢的重要性不如以往。誰能夠在臉書上引起風潮反而比較重要。傳統的買票漸漸式微,但合法卻不負責任的政策買票卻大行其道。台灣的經濟越來越悶。好不容易越來越多人終於明白,吵了二十幾年的統獨究竟是無謂。統獨是一個太大的命題,而我們畢竟沒有什麼選擇。儘管兩德統一與蘇格蘭公投的典範不遠,但我們的對手及不少自己人還在民族主義的框框打轉。當蔡英文非常自信、從容地參加今年的國慶,也大方唱國歌(只迴避了「吾黨」兩字),擁抱中華民國的圖騰,像是被蓋了個章似的,宣告成為台灣大黨們的最大公約數。

然而,這並不是從蔡英文開始的。某種意義上,這是從年輕人開始的。是七八年級生們廣泛的把國旗用在各種代表台灣的場合尋求一種在國際上的自我認同。對他們來說,把台灣和中華民國劃上等號是多麼自然的事情。他們有幸在一個民主的年代成長,吸收了各種觀點並能參照比較。但他們也多麼不幸地必須在一個經濟困頓的環境下求生存。他們更有觀點卻也必須更務實。比爭辯統獨更重要的事情實在太多。

在中華民國成為共識之後,那三民主義呢?我大概是倒數幾屆,大學聯考時三民主義佔600分滿分中的100分,而且有50分是申論題。我曾經那麼痛恨三民主義。在考前的一個月,把之前拒念的三民主義課本拿在手上,在燠熱的六月的家中客廳的地板上一邊反覆背誦、一邊打滾咒罵(痛恨自己沒有勇氣不唸)。我曾想,在考後一定要把課本給燒了。但很諷刺的,我的三民主義考得很好,甚至從分數分布表上推算出是全國前十高分。後來,我沒有燒那課本,一來是考過就算了,二來覺得那燒毀的儀式性意像有些可怕。只是沒想到幾年後,三民主義就變成考50分,而且只有選擇題。再過幾年就廢了。

一直到最近,我才重新去想三民主義是什麼東西。因為思考台灣的房地稅改,我去看了孫文的民生主義。仔細一讀,才驚覺他老兄真是一個認真的思想者。

在民生主義第二講,關於土地問題,他的主張基本上揉合了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地價稅理論與彌爾(John S. Mill)的土地漲價歸公理論。他主張「照地價收稅」與「照地價收買」。至於地價怎麼決定,他說:「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他說明,不怕地主以少報多,因為這樣就要多繳地價稅,也不怕地主以多報少,因為這樣政府可以照價收買。

他接著說:「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什麼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為公有。因為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這基本上是憲法143條地價稅跟土地增值稅的來由。

當然,在這些稅的實踐上有很多細節要斟酌,特別是跟地主的既得利益有衝突,很難保證在實踐上不被扭曲。但我佩服孫文在他那個年代,能夠恰當地提出一個揉和兩種理論優點的主張,並能夠設想一種誘使地主誠實報價的機制。這樣精彩的說法,是當時我們高中的三民主義課本所沒有教的。這樣說好了。當三民主義成為教條,在體制下寫出這些課本的人並沒有能力去理解孫文的眼界與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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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也思考三民主義順序的問題。就一個經濟學者或人本主義者的觀點來看,一個社會制度最重要的是要能夠讓生活其中的個人得到其自我實現的機會。所以,三民主義中最重要的,應該是民生主義。那是終極目標。民權主義也很重要。一方面,民主的制度是一個手段、關乎政府如何組成、制度與政策在什麼樣的機制下被決定。儘管現代的經濟學實證研究發現民主並不必然是一個有效率的制度,但民主確實是個能夠和平解決爭端與歧異的制度。而且民主所建基的人本價值,以及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作為一個公共財的性質,也是人的「消費」之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甚至是個人自我實現的基礎。

那麼民族主義,就使我有些困惑了。經濟學裡面有一支文獻,討論國家的規模(size of a nation)(註1)。  其中一個基本的原理是說,國家越大,則越能實踐規模經濟的好處。這原理很簡單,就是公共財的提供,當人多的時候,人均的公共財成本比較低。一個例子就是國防經費。這是為什麼中國、美國不用搞徵兵制,但是南韓、台灣卻必須徵兵的原因。但這只是一個面向。當一個經濟體大的時候,各種產業的規模經濟也較能發揮。這可由淘寶網的力量之大,可見一斑。這種種規模經濟也是為何在國際上美國跟一個分裂的歐洲份量不同的理由。然而,如果國家大沒有壞處,那麼世界上應該只有一個國家。事實當然不是這樣。人們是有許許多多歷史、地理、種族、文化上的不同。一個國家越大,就越容易包含越多不同的人群,而其中牽扯的溝通成本(講溝通算客氣,有時是內戰或恐怖攻擊)越大,而公共財越難生產、政策越難妥協。所以,在規模經濟的好處跟溝通成本的壞處之間兩相權衡,決定了國家的規模。

這支文獻的發展,並非經濟學家的空想。它其實是在試圖理解歐洲在90年代後國界頻繁變動的現象(包含兩德統一、和許多民族自決式的分裂)。已故的中國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發表過一篇文章「中國統一之利弊」(註2)。  他說統一的好處,其實也是某種規模經濟。但是壞處則是前述文獻不同。他援引歐洲17至19世紀間民族國家在制度上的競爭與模仿,說明分裂的狀態其實帶來多樣性、帶來實驗新制度的可能,而好的制度可以被模仿。這個道理其實很重要。這不只解釋歐洲在近代的進步、也解釋了為何春秋戰國是中國文明大躍進的年代,更解釋了為何美國的聯邦制必須保持各州政府高度的獨立性。楊小凱論述了許多台灣作為中國子文化的可貴之處,但他並未對統獨下一個應然的結論。他說:「考慮到這些統一的好處和壞處,我們就有一個兩難的衝突 (Trade Off)。而其有效率的折衷既依賴各人的偏好,也依賴於歷史的機會。就筆者而言,台灣與大陸的永久分裂或永久統一兩種結果對我來說都非常令人神往。所以不論哪種結果出現,筆者都會樂觀其成。」

從這樣的脈絡來看,民族主義唯一的意義似乎應該只是一個「制度實施的疆界」。而那種「唯我獨尊」的民族主義(類似發動二戰的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更是與人本主義格格不入,與民權主義的精義有所矛盾的。然而,孫文的「民族主義」並非那樣醜陋的民族主義。他的民族主義是人本的,主要是謀求團結之道以抵抗殖民列強。團結之道,無非就是減少各種溝通成本,如設定國語、推行白話文、實施國民義務教育。「五族共和」也是類似的想法。這是一種務實主義。給定從清朝繼承的疆界,想辦法穩定這樣的疆界,並將其理想的制度由此出發實踐。在當時生死存亡的關頭,民族主義的實踐是個必須。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我們的國歌其實是黃埔軍校的校歌,後來變成國民黨的黨歌,再後來變成國歌。整首歌其實是孫文對黃埔軍校的訓詞、一字不改。回想那個時空,一個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軍校,信奉精神領袖的學說(三民主義),那樣的校歌是非常貼切的。用作黨歌也OK。問題在於,把黨歌推成國歌這種把一國等同一黨的行徑本身其實已經是反民主了。更何況到最後,所謂的「國家資本」成為國營企業低效率的藉口、所謂的「土地漲價歸公」在實踐上被低公告地價與低公告土地現值給閹割、而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之中只有選舉被實踐。說起來,我不覺得國民黨人有多少真正懂得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恰如其名,只是個nationalist ,一個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黨。無論是北伐、抗日、還是在台灣維繫其政權的正當性,其意識型態都是這樣。為了民族主義,為了這個政黨與政權的延續,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只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犧牲的。

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把三民主義當作聖經。追溯回去,三民主義是一個想要務實解決中國各種問題的老兄想出來的一個宏觀、中道的學說,但它畢竟只是一個人的說法,可供參考。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它點出了一個合理的順序與結構。民生是真正的目標,民主是好的手段,但在那之前,必須先求生存以免變成別人的次等公民,那就是民族主義。

孫文的民族主義是反殖民、反壓迫的。其根本還是人本的、民主的。國民黨若要徹底民主化,面對其在台灣越來越不接地氣的無奈,就必須從根本重新瞭解體會三民主義的人本精神,而非將之奉為教條、不求甚解、甚至在枝節打轉。時空轉移,在這個年頭,更必須顛倒過來。先想民生、再理解民主,然後民族就只是一個size of a nation的問題罷了。

註1:關於此文獻中比較創始性的文章,可參見Alesina, Alberto, and Enrico Spolaore. 1997. “On the Number and Size of N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1027-56.

註2:《北京之春》1999年10月號。對我個人來說,這大概是論述統獨最精闢也是視角最宏觀卻又最人本的文章。至今沒看過更好的。大力推薦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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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管理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天河言摘」是他大學玩BBS時的暱稱,人的言說,就像是從天河(銀河系)的諸星裡,摘下一些言語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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