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我提到了課綱的問題。現在我想把焦點放在臺灣校園和社會裡的環境氛圍，在潛移默化中帶給學生的影響。
叛逆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臺灣學校對整潔秩序、服裝儀容、對師長的禮儀都有很多要求。規定越多，其實只讓叛逆越簡單，血氣方剛的學生只要把襯衫拉出來，斜著眼看老師，就能滿足叛逆的衝動。瑞典學校的規矩相對很少，反而讓叛逆這件事變得更有挑戰性。
我先生念高中的時候，學校為他們拍攝畢業紀念冊，畢冊印製出來以後由學生會負責向全校發售，學生會從每本銷售中收取五克朗（約台幣二十元）作為學生會經費，打算整修學生休息室。這個「學生休息室」的目的是讓學生在課間有地方休息交流，但平常總是被學生會幹部和他們的朋友佔據，其他學生一進去就感到格格不入。這時一位同學不知道從哪裡得到了印刷廠的聯繫方式，號召同學們透過他買畢冊，他不從中收取任何費用。大家聽了紛紛響應，最後大半畢業生都選擇跟他訂購畢冊。後來學校知道了這件事，一位老師很生氣地和大家說這樣的做法是不尊重學生會，發起的同學則回應說他只是提供同學另一個選擇，讓大家自己決定罷了。這位同學在態度上有失成熟，但是至少這樣的叛逆展現了一定的批判力和行動力。
瑞典國內有很多積極推動反版權和提倡網路分享的組織，比如「海盜署」成立了知名的網路資源共享平臺「海盜灣」（Pirate Bay）。針對這個具爭議性的問題，當然也有很多人持反對意見。我先生念大學時的一位經濟史教授就是一個大力抨擊反版權組織的代表人物。有天他發現他寫的經濟史課本竟被放到海盜灣上供人分享，大發雷霆，嚴正譴責在網路上下載課本的學生。後來有位學生從出版社打聽到這位教授的書每賣出一本，他大概能得到15克郎的版稅，於是呼籲所有下載課本的同學們都拿出20塊鈔票塞進教授辦公室門縫裡，第二天這位教授打開辦公室門，看到散落一地的鈔票還有一張聲明。學生們想讓這位經濟史權威瞭解，他們希望現代科技能轉變傳統出版產業，讓消費者和資源提供者的關係更貼近。此後這位教授每次在辦公室裡看到20克郎鈔票從門縫中出現，就知道自己的書又被學生下載了，大概也感到哭笑不得。
在民主社會裡，對體制和權威的質疑、挑戰是很重要的。我們小的時候向國父遺像、向師長鞠的躬有多深，我們以後遇到長官和老闆，折的腰也會有多深。學校教官說女生的裙子要這樣穿、男生的頭髮要這樣剪，不要問為什麼。以後當老闆說加班沒有加班費，國家說不要讓富人不開心，我們也不敢多說什麼。
臺灣的教師在2011年才有組織工會的權利，到現在都沒有罷工權。很多人說老師罷工會危害學生的「受教權」。其實，示範如何透過合法管道爭取權益，大概是臺灣老師能教給學生最寶貴的一課了。相反的，如果連老師都不得不向權威低頭，又要怎麼去教下一代為自己的權利發聲？
翻轉教育，先從翻轉社會開始
我的國中導師是一個總是帶A段班的「明星導師」。她鼓勵學生上進的方式就是讓成績好的學生享受特權和優越感。選座位從考第一名的同學開始選，發考卷從最高分開始發，分數越低，老師的神情越不耐，領考卷的同學越畏縮。我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已被制約成這樣的腦，總想用學術表現肯定自己，遇到比我優秀的人，更是膝蓋一軟，肅然起敬。每認識一個人，我就急著要問他是念什麼的，哪裡畢業，在哪工作，如果沒有這些資訊，我就會心神不寧，不知道要怎麼跟這個人互動。
臺灣教育除了教學內容外的另一個問題癥結，就是過度用學術表現和學歷來鑒定一個人的價值，所有孩子都被趕上升學的列車，這也造成了臺灣技職教育的邊緣化。
我的媽媽在醫院當基層看護，薪水很低，但她還是為我花大筆補習費；每天下班累得半死，還是騎摩托車載著我去補習。其實我很理解，這都是來自於一種很深的恐懼——她怕我像她一樣辛苦，希望我「有出息」。
去年我去土耳其度假，在飛機上遇到一個也在醫院當基層看護的瑞典媽媽。她說她最喜歡土耳其和西班牙馬略卡群島，每年夏天都會輪流去這兩個地方度假。想想真有意思，我媽媽最怕我會像她一樣，希望我上進，而我現在卻住在一個醫院看護享受和我一樣的勞工權益，和我一樣每年出國度假的地方。
當然我不是說臺灣的孩子不需要上進，而是上進的動力不應該源自恐懼，不適合學術專業的孩子們也不應該被蓋上失敗者的印記。
在很多西方國家，基層勞工（Working Class）對自己的價值和生活風格有很強的認同感。瑞典基層勞工有屬於他們的樂趣和浪漫，他們整修房子和改造車子的手藝驚人，喜歡賽車和各種戶外運動。他們可能不看《天下雜誌》，但是每個月研讀《農業時代》，瞭解最新一代拖拉機的性能，和歐盟農業政策對瑞典農業的衝擊。在工作上，基層勞工的可替代性相對較高，所以基層勞工的工會往往也更強勢，才能妥善保障每一位勞工的尊嚴和權益。他們的薪水也許沒有念很多書的人那麼高，但是生活條件和樂趣都不會比中產階級的人差。我每次去阿爾卑斯山滑雪，去地中海度假，同飛機同車的人，總有工程師、心理醫生，也有卡車維修師傅、工廠工人。到了目的地，有的人住五星級飯店有專車來迎接，有的人搭上巴士去三星級的旅館，但是每年四個星期的假期和和享受休閒的餘裕，是大家都有的。
基層勞工有尊嚴和好的生活條件，可以消彌對高學歷高薪水工作的執著，勢必也會減輕許多學子的升學壓力。我先生的弟弟高中不愛念書，沒畢業就開始畫畫，申請到政府的文化補助，出版了一本插畫集。後來插畫的收入來源越來越少，他去補修高中學分，在全國會考得到不錯的成績，進了隆德大學法律系。在法律繫念了一年覺得不太適合，於是他去各國窮遊半年，現在在申請製作假牙的技職課程。在他的每一個人生轉折，我的公公婆婆都只是抱抱他，要他好好體驗人生。這不是因為他們特別開明，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媽媽那種深層的恐懼罷了。
臺灣社會相信把書讀好才有資格過好生活，功課落後的學生落入「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警世情節裡也只是剛好，這種差距正好可以拿來當孩子的鞭子和蘿蔔，激勵他們向上。我們營造出這種偏執的「社會正義」來激勵一小撮人，卻犧牲掉大半個社會。
來到瑞典，我才發覺原來很多所謂的「老大徒傷悲」都是社會建構出的產物。在飛往地中海的飛機上，我和那位在醫院當看護的瑞典媽媽說我來瑞典念碩士。她說哇，妳一定很會念書，我跟妳說我最不會讀書了，哈哈！在她的語氣裡，我感受不到一丁點對自我價值的貶低。她只有國中畢業，完成看護的課程後就踏踏實實工作到現在，沒人能說她不努力，當然也沒人覺得她應該徒傷悲。
剛來瑞典的那幾年我都在成人學校上瑞典語課。成人學校讓社會人士重新修得高中學分，也是移民學習瑞典語和瑞典社會的第一站。這類學校的師資需求比較不穩定，加上在中學教師工會裡缺乏有力的代表，造成老師的薪水普遍偏低。有天瑞典語老師請班上同學說說以後的就業計劃，有人說想從事建築，有人說想從事園藝，老師聽完笑著說，你們以後出了社會，薪水都會比我高。那時我們就問老師，建築工人和園丁賺得比妳多，妳不會覺得不平衡嗎？老師說，我確實覺得成人學校教師的薪資必須改善，但那是我們自己要去爭取的，和建築工人沒有關係，他們能協商到那樣的薪水，就表示他們有那樣的價值。
我深信改善各階層勞工的工作條件和權益，是讓臺灣學子從「唯有讀書高」這個魔咒裡解放出來的關鍵。最近華航機師工會開全台首例爭取到罷工權，成功和華航談成各種要求。在同時華潔工會也發動罷工，透過集體協商達到五項訴求，這都是令人振奮的里程碑！我相信在未來會有更多臺灣工會，根據該行業的實際情況各憑本事爭取會員權益。希望屆時無論是醫師工會，或是護理工會，在協商時都對自己的職業抱持最大的榮譽，在一旁聲援的人也給予無差別的全力支持。勞工權益和教改可能乍看之下互不相干，但是如果不先翻轉社會，翻轉教育永遠只有淪為口號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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