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28年來，都在泰緬邊境工作。1988年，緬甸政府軍隊鎮壓當時的民主運動，許多學生與平民逃往邊境高地，那裡由少數民族武裝部隊所掌控。這些民族當時正與中央政府對抗。[1]當我到達邊境的時候，逃亡當地的學生與平民有將近1萬人。
整個泰緬邊境長約2,000公里，分布著許多不同的少數民族，包括克倫族（Karen）、孟族（Mon）、撣族（Shan）等等。我是克倫族人，也在克倫邦生活工作，因此我到了克倫族的村落。
當時，許多學生之前從未到過邊境，他們在城市長大，也在那裡生活、工作。他們聽過克倫族武裝部隊，也聽過孟族、撣族；不過他們也知道這些人對抗政府，有時還很暴力，所以很多人害怕邊境。當地的社區有許多克倫族人，飽受戰爭與流離遷徙之苦；因此也不信任來自緬甸城市的學生。這些學生並不會說克倫族語，許多克倫族人也不會說緬族語，這兩群人很難彼此接納。年輕大學生要走進克倫族村落、和他們住在一起，對彼此來說都是很大的挑戰。然而，走到一起、建立信任，是在邊境一起共事的第一步。
那時，邊境最主要的醫療問題之一是瘧疾。在東南亞地區，邊境瘧疾感染的案例數是最高的。許多學生也感染瘧疾，這是我們首先開始對付的疾病。但是當時我們沒有實驗室，沒有診斷工具；所以我們必須作經驗性治療，像是發高燒、發顫、黃疸，或者針對其他可能的感染疾病處理、卻沒有改善時，我們就假設病患罹有瘧疾而進行治療。我們的藥物也不足，有時有藥、有時沒有。很多學生陷入憂鬱，這裡沒有足夠的食物與醫藥、遠離家庭，他們又害怕克倫族或其他少數民族；甚至學生之間的關係也有點緊張，因為這些年輕人來自不同的城市與社區。這是他們第一次得學著自己建立組織、學著增進自己的技能。
一些年輕的學生希望戰鬥。他們親眼看見自己的同學在街上被殺死或被逮捕入獄；軍隊甚至攻擊醫院，波及裡面的醫護人員，因為他們試圖協助學生。所以當他們來到邊境，就向當地的克倫族武裝部隊要求武器，表示他們也想參與爭戰；但克倫族部隊不願意，因為這些學生並沒受過軍事訓練，而且他們也不信任彼此。可以想像當時雙方的關係有多緊張。
以自己的專長走入當地
不過，狀況還是慢慢有了改善。來到邊境的學生與平民有各種背景，有的是醫療人員、有的是老師、律師，於是其中醫學生、護理師與醫師們便聚在一起，開始組織我們的醫療團隊，設法取得更多的醫療資源，並且幫助我們的同伴。有些老師看見當地許多小孩與年輕人失學，於是為他們建立了小型的學校、圖書館，使他們得以繼續因戰亂而中斷的教育。那段時間邊境成立了許多圖書館，我們叫那些地方「叢林學校」。
儘管我們處境艱困，食物、庇護所和醫療資源都不夠，大家還是慢慢開始貢獻自己的力量，可見在地培力相當重要。一些律師也開始教導大家人權、暴力、鎮壓、流亡者的議題。許多人都是第一次聽到這些事。在緬甸，我們只知道邊境有些動亂，或在電影和照片中看過軍隊，但從來沒聽說過境內流民。當我們來到邊境，看到的是許多村落欠缺妥善醫療與教育。在緬甸東部邊界的境內流民大多是小孩、婦女和年輕人，因此我們的醫療計畫隨之拓展，不只照顧流亡到邊境的學生和平民，也包括當地社區。
邊境的許多武裝部隊也會壓迫村民。他們必須從事額外工作，或者貢獻財產物資，或者被迫搬遷。有些孩子因此而加入部隊。有位男孩到邊境時，只是7年級的學生；他17歲時加入部隊，僅僅3個月就受了傷。由於邊境醫院的設備不夠，我們開始設立轉診制度，幫助像他這樣無法在林野中妥善治療的孩子。這位男孩被我們從梅道診所轉入泰國政府的美索醫院進行治療。但除了身體上可見的傷口，他還有我們看不見的心理問題；他遠離故鄉，身上的刺青表達出對家庭與情人的想念。這些生理與心理上的創傷，使得他經常與其他人起衝突。
戰爭創傷也是當時邊境主要的醫療問題之一，有很多年輕人像他那樣，中途失學、加入軍隊，也往往出現許多憂鬱與壓力的症狀。大多數人想到戰爭，想到的都是身體上的創傷，但其實戰爭也會留下許多心理創傷，形成很大困境。
在艱困的環境下進行醫療
當時我們資源十分有限，只能在極低物質條件下建立相關設施。一開始的時候，梅道診所甚至只能用煮米鍋來消毒器械。
當時學生與克倫族人開始合作，提供偏遠社區的醫療援助。工作人員必須穿梭叢林、涉越急流、攀爬高山，補給藥物、接受訓練之後，再回到中心據點。一次艱苦的旅程可能要花費2、3個星期。大約1995、1999年之前，沒有太多國際社會的援助，只有當地的克倫族和泰國領導者幫忙。那時我們只有一棟小小建築，所有的病人、員工都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大家都沒有合法的旅行文件，因此哪裡也不能去。
當我們開始運作行動醫療團時，我們在當地發現：許多婦女都在家裡生產，只有未經訓練的助產士協助；由於產後出血、產程遲滯、子宮破裂等情形，產婦與嬰兒的死亡率相當高。1994年我第一次進入叢林，去協助一個產婦在家生產。我們觀察到那裡的婦女往往生養眾多、身體孱弱，而傳統的助產士多數甚至不會讀寫。她們相信嬰兒出生之後，胎盤必須立刻排出，否則寶寶就會死亡。所以小孩才一出生，她們就趕緊拉出來，並不等待胎盤娩出。我非常吃驚，因此開始篩選高風險的產婦，帶她們回梅道診所，因為若她們於鄉野中生產，缺乏輸血、抗生素，可能會有生命危險。讓她們到梅道來，如果有什麼狀況，也方便轉送到附近設備更完善的醫院。當時這棟小小建築沒有登記，在法律上並不存在，於此出生的孩子也沒有任何出生證明。
我們也盡量把衛生概念傳播給當地的助產士。她們不知道要戴手套或洗手、如何安全的剪斷臍帶，更無法處理複雜的懷孕、生產或是新生兒照護問題。她們不識字，但卻是村中非常重要的人力資源。她們和社區生活在一起，與女人們關係緊密，也是我們唯一可以接觸到的社區醫療人員。我們試著與她們合作，實務上仍很困難，她們多數只能進行較基本的安全接生；如果有較特殊的情況，如出血、產程遲滯、子癲癇症（eclampsia）[2]，還是無法處理。這些村落的交通很不方便，沒有完善的轉診系統，直到現在孕產婦及新生兒死亡率仍非常高。
開始接受國際援助
2000到2010年間，國際社會投入許多關注。我們開始接受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的支援，他們當時在難民營中執行醫療計畫。他們幫助我們訓練實驗室技術人員，提供瘧疾藥物、抗生素以及基本醫療補給品。也逐漸有一些國際志工經由網路知道梅道診所，前來為我們提供不同專業領域的協助，包括護理師、英文老師、心理諮商工作者、外科醫師等等。
我們的院所、設施都相當簡陋，必須加以改善，提升照護品質。由於我們是醫療人員，從來沒有處理過捐助經費，也不知道如何經營組織；這些都是在國際社會以及志工的幫忙之下，才能夠建立一個醫療機構。
自1995年開始，越來越多人穿越邊境。泰國經濟發展迅速，但是緬甸經濟卻持續惡化，為了尋求工作機會，許多緬甸人來到泰國。移民成為日益重要的議題。我們病患中的移工比例開始增加。他們沒有合法證件，也沒有工作許可；因為2004年以前，這些都不被官方認可，政府只發放像是國際旅遊的簽證。從那時起，泰國醫院與公共衛生單位也開始與梅道診所合作，支援疫苗、家庭計劃、轉診等項目。
2002年時，我們獲得一筆捐助，得以改善婦產科部門，提昇助產士知識技術，使他們可以處理產科急症。我們無法轉介所有的病患到美索醫院，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經費補助他們在泰國就醫的開銷[3]，所以助產士訓練、設備提升、改善轉介系統便顯得十分重要。
醫療是基本人權
有時人們問我：何時開始接觸人權議題？如何將人權與醫療連結？
1999年以前，我從未將二者聯想在一起。1999年時，我獲得全球健康理事會（the Global Health Council）的喬那森曼全球健康人權獎（The Jonathan Mann Award for Glob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他們希望我就此作一場演說，而我不知道該談什麼好，於是便開始閱讀相關書籍以及文章。這些文獻談到緬甸的醫療體系，主要困境是政府在醫療以及教育的總和支出，遠低於軍事經費。此外，更缺乏全民健保制度；醫療自付額將近80～90%，人們無法負擔。一旦生病，則被迫變賣財產，孩子也因此輟學。由於醫療困境，人們變得更加貧窮。
醫療資源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70%預算落在城市，作後線的專科照護之用，而不是第一線的基層醫療[4]。緬甸人口多數分布在偏鄉地區，因此基層醫療的普及相當重要。許多婦女在家中由未經訓練的助產士接生，許多小孩死於可預防的疾病如瘧疾、腹瀉、肺炎等。這些文獻也關注政府的審查制度，有些醫師、護理師成為人權運動者，但由於他們的政治立場而鋃鐺入獄，或者遭到強制驅離出境。政府對於資訊審查管控，因此沒有人知曉真實情況；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人民並不清楚問題的嚴重性。
我開始想探索更多醫療與人權議題，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2004年，我們開始接觸國際公民社會[5]，搜集公共衛生資訊。我們發現更多證據指出人權迫害對於健康有直接影響，像是缺乏穩定的食物來源或是被迫遷徙，造成孕婦與產婦的高死亡率以及損害兒童健康。從那時起，我們的許多醫療人員，也成為所謂的人權倡議者。
泰國方面，我們也開始接觸許多公民團體；尤其為了促進教育機會、兒童保護以及社工服務，這些都是關鍵。當緬甸人們遷居至泰國，他們失去了原本的社群，也喪失家庭連結，因此需要強而有力的社區向心力。
現在的公民社會更加提倡醫療權，以及建立醫療體系。我們和許多公民團體合作，尤其在兒童照顧方面，特別是提供出生證明。許多在邊境出生的孩子，沒有任何登記，既沒有緬甸公民身分，也沒有泰國公民身分。2008年，泰國政府開始提供出生證明給所有在泰國出生的孩子，雖然這並不代表他們具有泰國或是緬甸的公民身分。出生證明以及兒童保護是我們的首要事務。
期待獲得法律承認，以幫助更多的人
2016年，梅道診所搬遷至新址。在舊址，我們必須每年簽訂合約，並沒有土地保障。2015、2016年左右，我們意識到邊境仍需要很多關注，無國籍、移工、貧窮、人權壓迫等問題仍然持續；所以我們必須設立一個健全的公民團體，持之以恆解決這些困境。後來在夥伴素婉妮密基金會（Suwannimit Foundation）的支持下，我們才擁有一片法律上被承認的土地，不然之前梅道診所從來沒有登記註冊過。[6]
很多在泰緬邊境上培訓的醫療人員，諸如梅道診所、背包醫療團，或是難民醫療站的人員，都貢獻良多；但是他們的教育與專業訓練，卻沒有官方的認證。當前在泰緬政治局勢的改變之下，難民遣返的議題日益重要。我們必須持續倡議邊境醫療人員的專業認證。
泰緬邊境有超過2,000名醫療人員，我們要善用他們的知識技能，改善偏遠村落，持續於這些社區耕耘。緬甸政府與邊境民族的協定中，這些醫療人員應該獲得官方認證，整合到醫療體系之中。他們需要更多的支持，這就是我們持續在邊境努力的原因之一；致力於改善緬甸醫療體系，解決人力資源問題。
我們十分珍視這2,000多名醫療人員，當他們回到家鄉，他們可以成為助產士、護理師、社區醫療工作者，改善自己的部落。我們得以建立永續發展的醫療體系，以及提供更公平正義的醫療機會。
[1] 在梅道診所位址所在的泰緬邊境一帶，主要的少數民族為克倫族人。緬甸各地的少數民族，長久以來，為求土地生存，都與以緬族為主的緬甸中央政府有爭戰。
[2] 子癲前症（preeclampsia）是懷孕特有的症候群，幾乎可能影響每個器官系統；妊娠高血壓與蛋白尿為重要的診斷依據。子癲癇症（eclampsia）則是指具有子癲前症的婦女出現的抽搐痙攣，且無法以其他原因解釋。F. Gary Cunningham等著：威廉氏產科學24版，Mcgraw-hill出版，頁728-730
[3] 在梅道診所就醫的難民、緬甸移工等，由於不具泰國公民身分，不受泰國健保補助，因此在泰國醫院就醫費用昂貴，一般人負擔不起。梅道診所會轉介病情複雜難以處理的患者給設備較完善的泰國醫院，再由梅道診所的經費補助所需的醫療費用。
[4] 這裡辛西雅醫師用的詞彙是primary care。由於英國殖民，緬甸對於醫學用語也有不少受英國影響。在英國的醫療體系中，primary care是一般民眾生病時，最先尋求協助的醫師專業，再由這些醫師決定是否能夠基層醫療的階段處理，或是需要轉介至更高層級的醫療機構。在台灣最接近的應該是家庭醫學科醫師或是一般診所醫師。
[5] 這裡辛西雅醫師用的詞彙是civil society。維基百科翻譯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公民社會研究中心的定義為：公民社會是指圍繞共同利益、目標和價值的，非強制的行動團體。理論上，其制度機構與政府，家庭和市場不同，但實際上，政府、公民社會、家庭和市場之間的界限是複雜、模糊，並且可商榷的。公民社會一般包括不同的場所、人物和組織機構，以及多種程度的正規性、自治性和權力結構。公民社會通常運作於慈善機構、非政府組織、社區組織、婦女組織、宗教團體、專業協會、工會、自助組織、社會運動團體、商業協會、聯盟等之中。
[6] 泰國機構的登記註冊，負責人必須要有泰國公民身分。因此辛西雅醫師等人，在接受素婉妮密基金會的協助之前，一直無法登記註冊梅道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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