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獨立評論@天下專欄作者劉紹華在2016年聖多美普林西比與中華民國斷交時，寫了一篇文章評論台灣的援助外交，引起很大的迴響。來自各方的意見認為，官方組織的類似活動難以清楚說明第一線的具體狀況，所以決定從民間角色出發，匯集援外經驗與反省，由中研院民族所醫療人類學研究群、獨立評論@天下、國防醫學院國際事務暨服務學習辦公室合作，在中研院民族所舉辦「援外現場面面觀」座談會，收集更多一手經驗，讓基層有發聲的機會。
因為會議時間長、發言踴躍，本次整理以主題方式，區分成「醫療援助」、「文化交流」、「制度反思」幾個面向，分別成篇，將與談人與與會者的相關對話一併呈現，不全為現場發言順序。
我來自甘比亞，但甘比亞不代表整個非洲
Kemo Sima（曾為台北科技大學甘比亞專班學生、現就讀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碩士）：我2011年來到台灣讀書，之前曾經在甘比亞的科技公司當過業務分析師，後來為了希望有更多技術領域方面的教育而，來到台灣。剛來的時候還滿不容易的，包括語言、氣候、時差、食物等等，都要重新適應。我覺得到一個新的地方，了解對方的文化與傳統是非常重要的。我曾在學校和慈濟組織擔任過志工，這些都幫助我更了解台灣。
我們來的第一週，有文化老師帶我們認識台灣，到處熟悉環境。但還是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得自己學習的，畢竟不可能老是有台灣人待在你旁邊。適應的經驗當然也就有好有壞，文化衝擊到處都會發生。比如就有台灣人問我：「你為什麼那麼黑？」還有人問：「非洲人是不是都沒有電視看？非洲是不是沒有電？非洲人是不是都住在樹上？」但我知道，那不代表所有台灣人。
每個國家裡都有不同的人。我來自非洲，但我也不會說我完全了解非洲。我認為人們需要學習，不只是你的國家，還得認識這個世界。這是很重要的。在甘比亞，一個不到10歲的小孩能夠說出至少30個國家。在台灣可能還不行，但我認為狀況正在變好。
都到異鄉了，卻缺乏交流機會
王維周（台北科技大學甘比亞專班業務、邦交國獎助學生輔導老師，曾參與瓜地馬拉古城修復援助）：台北科技大學大概從93年開始設立甘比亞學生專班。一開始是中油要去協助甘比亞開採石油，所以培養了一批石油專班的學生，做為當地的助手。後來陸續又成立了機電、電資、土木、建築等專班。據我了解，是我們政府給甘比亞援助，甘比亞再把一部分經費挪作學生在台灣的教育費用。每個專班有25個學生，同時入學、同時結業。留在台灣的不多。
我認為我們對於外籍學生的準備其實是不太夠的。為了避免文化衝突的不便，學校讓所有甘比亞學生都住在一起。這樣在管理上當然比較容易，可是就讓他們很難跟其他台灣人交流，學中文也學得比較慢。學校當然有為他們設置導師，導師得具備英語的要求以方便溝通，但和學生相處時間比較長的其實往往是助教。也因為過去有發生過一些學生個人的狀況，所以學校會特別教導甘比亞學生要謹言慎行，避免惹麻煩，甚至避免與台灣學生過度頻繁接觸而引來困擾。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TOPS駐柬埔寨工作站、國合會非洲醫療援助評估）：這樣其實是滿可惜的，把人家帶過來，但並沒有積極地去了解對方的文化，讓台灣學生也失去交流的機會。
援助是為了你自己，還是為了對方？
詹聖芬（國合會貝里斯海外志工，曾在貝里斯博物館進行文化行銷工作）：我4年前參加國合會的海外志工計畫，工作內容滿像企畫的，要經營博物館的臉書、網站、發行電子報等等。在貝里斯的一開始，看到街頭巷尾都是佩槍的軍人，有滿大的文化衝擊。但後來我與當地人建立了友誼，參加當地的讀經班。一位不認識字的清潔工阿姨，即使自己的工資每月只有500元美金，卻願意在午餐時跟我分享一份5元的捲餅，這也讓我非常感動。
離開貝里斯之前，清潔工阿姨請我到她家去玩。我身處聲名狼藉的貝里斯貧民窟，桌上放滿阿姨為我買的炸雞、汽水，跟當地人一起跳舞，這才意識到，自己當初想像要來這裡建立什麼豐功偉業，但我最大的成就卻是：經過了一整年，我身上終於不再放防狼噴霧器了。
我當時一直在思考，自己這樣一廂情願地過去，真的可以幫助到人嗎？但後來我想，幫助別人的時候，其實就是幫助自己。我想，或許我們不是每天都可以去拯救別人，但我們每天都可以去影響別人。如果我們只是一直以弱者的角度去看待對方，那我們可能永遠都不會了解他們真正的需求。
我離開貝里斯的時候也想到，所謂援助到底是對當地人有感的援助，還是對援助人有感的援助？例如，我在貝里斯博物館的業務包括經營電子報，但貝里斯人多數沒有電腦，也沒有其他上網方式，電子報對他們的意義是什麼？這與當地人有隔閡。我認識的一位台商妻子來到貝里斯，她想對當地人做人文教育，就直接去當地的一個小學教美術。可能這個作法更直接，比電子報有意義。
劉紹華：進行援外除了想為別人服務之外，當然做的人自己也有想要得到的東西，只是要看這些收穫是建立在什麼樣的代價之上，包括自己的和別人的。也有很多人只是想要去玩，我相信他們的善意。只是善意要有效果，需要智慧和理性。
需要更制度化的傳承
詹聖芬：以我在國合會的經驗，有時候官方遞出來的缺額就像是一種外交酬庸。比如說，博物館和大使館的秘書關係可能比較好，彼此說好了一個配額，於是經過外交部、國合會，開出這個缺來。很多人去這些地方都是單打獨鬥的，官方的資源可能不多，或是基於保護的態度給予很多限制。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就得自己想辦法開拓。我自己的感覺是，去的前半年好像都在努力舖自己的路，積極的走出去，否則和當地的交流就會很有限。
至於是否有行前培訓時的經驗傳承？因為每次開出的缺可能都不一樣，所以要找到同樣國家、同類職缺的分享，其實很困難。很多時候都是必須自己找相關的人詢問，國合會雖然會邀請過往的志工回來，但也不一定都能夠符合需求。
劉紹華：這令我想到，有沒有組織在當地其實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比如說我們以前在柬埔寨當地有駐點組織，所以只要有新人來，都比較不容易漏掉相關訊息。可是台灣有很多援外單位並不是設立在當地，而只是把一個人送到外面，這樣就不太能有明確的傳承，因為台灣這邊的單位不會知道對方在那裡認識了什麼人、有怎樣的生活。國合會也是一個相當專業的組織，或許可以試著把傳承這一塊做得更制度化，這樣對派駐的志工也會有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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