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電主張說核電較便宜且安全，這跟我們從國外所能獲得的資訊有相當大的出入。
下圖顯示國際能源署（IEA）發布的2019年各種發電方式成本預估，每一種發電方式最底下最淺藍色部份代表均化設廠成本（levelized capital cost），上面較深的藍色部分是固定的營運成本（fixed O&M），而再上面最深的藍色部分是包括燃料在內的變動成本（variable O&M）。如果以這三項的總和作為比較的基準，先進核電（advanced nuclear）的發電成本略高於具有碳捕捉技術的先進燃煤發電（advanced CC with CCS），遠高於風力發電與地熱發電，僅略低於生質能（biomass）發電，且只比太陽能電板（solar photovoltaic）低約30%。
但是核電的均化成本估算中通常忽略另外三項隱藏成本：核電的除役成本、用過核燃料的乾式儲存成本，以及核災的風險成本。此外，因為台灣的核電廠離首都特別近，因而核災發生時的社會與經濟損失遠遠高於國外的一般狀況；而台電在推銷的又是核災風險較高的核四和延長服役的舊核電廠，因此核災的風險成本更是遠遠高於國外。
因此，一旦加入上述三項成本，恐怕台灣的核電成本還有可能高於太陽能電板，更遠高於先進燃煤發電與生質能發電。
核災的風險成本
以福島事件為例，日本兩位大學教授估計的經濟損失約1,050億美元，其中包括給居民的補償、清理環境、以及暫時儲存被汙染的土壤。[1] 如果參考江蘇田灣電廠與印度Kudankulam電廠的造價，每座200萬瓩的核電廠造價約30億美元，則1,050億美元可以用來建造大約35座200萬瓩的核電廠，總發電量是核四的26倍。[2] 但是給居民的補償遠低於他們被迫先離家園的實質損失，此外上述估算也沒計入其他農漁產的損失，因此若把各種損失全部算進去，總損失有可能高達2,500~5,000億美元。[3]
不過，福島事件的損失如此低全屬運氣：事件發生後不久立即颳起強勁的西風，把80%的輻射塵都吹到海上去；此外，強勁的洋流把流洩不止的核污染水帶離日本海岸，所以才會讓本土的汙染大幅降低。[4] 如果當時吹的是東北風，而且遇到下雨把輻射塵全部帶下地面，連東京都的龐大地區都可能必須要淨空，其損失絕對是百兆或千兆美元計。
福島事件危機處理期間，菅直人身邊的專家認為最壞的情況下淨空半徑將是250公里，範圍包括東京在內的首都圈，高達5,000萬的人口將被迫放棄家園，離開既有的工作和學校，時間長達十年；很多人將一輩子失業，更多人會遭遇到長短期的失業之苦，醫院裡的重症病患可能會在疏散過程喪命，日本將因此而有一段很長時間失去很多必要的社會機能。因為日本根本無法承受這樣的後果，所以菅直人終於覺悟：「最安全的核能政策，就是完全不要使用核電。」因為「要和核電與核能共存是很困難的，但人類已經和太陽共存了45億年」。[5]
由於核一、核二和核四距離台北市僅28公里、22公里和40公里，其中任何一座出事都有可能讓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功能嚴重癱瘓，甚至必須遷都，其損失之重大絕非福島事件可以比擬。
福島電廠出事，並不意味著台灣的核電廠也一定會出事。要評估台灣的核災風險成本，最公允的方式是找一家國際級的保險公司，讓他們看看三座核電廠離首都有多近，請他們評估這些核電廠出事時的潛在經濟與社會成本；接著請他們看看核四興建過程中各種匪夷所思的弊端，以及台電、原能會與清大核工系「師出同門，裁判、教練、球員一家親」的特殊核安文化，以及他們背後複雜的利益共生關係，據以評估這些核電廠出事的機率；最後再請他們根據理賠總額與風險機率換算成年度保費，來當作核電的風險成本。我相信，如果要求台電確實去找一家願意承保的保險公司投保，並把保費納入成本計算，台電就會閉起嘴巴，再也不敢向台灣人推銷核四，和核一、核二延役了。
有行無市的核電後端營運成本
根據台灣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基金管理委員會的網頁文件，台電有編列足夠的後端營運費用去處理除役拆廠、用過核子燃料和低放射性廢棄物的最終處置，但是卻留下兩個疑問：（1）其中似乎並不包含乾式儲存的費用，（2）用過核燃料是先萃取出可用的同位素之後，將其中3%的高階核廢料放進永久儲存所？還是100%都未經萃取全部放進永久儲存所？[6]
不過，更嚴重的問題是：台灣恐怕根本找到合格的永久儲存場，以致編列的經費根本就「有行無市」，永遠無法執行。
用過核燃料的處理遠比美國與各國的原始想像困難太多。在原始計畫中，用過核燃料棒中含有約97%左右的鈾和鈽，可以將它們萃取出來當新型反應器的燃料，只剩下3%的高階放射性廢棄物需要永久儲存。後來，為了怕萃取出來的鈾和鈽被拿去做原子彈而造成核武擴散，又規定用過核燃料棒必須100%放置於永久儲存場，不得進行萃取。這個規定使得必須永久儲存的高階核廢料增為原始計畫的33倍，使得問題的難度急劇增加。
接著，美國原本指定內華達州的猶卡山（Yucca Mountain）為唯一的最終儲存場，可儲存70,000公噸高階核廢棄物。但是這一項計劃卻歷經建造經費不足、實際探勘後才發現地質穩定性不合格，以及政府核准過程數據造假等問題，而發展成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對立和法律訴訟，以致時程不斷地延誤。歐巴馬與能源部長朱棣文更於2010年3月撤消猶卡山執照，「永遠不得再提出申請」。
迄今美國仍未找到任何最終儲存場，2011年時全美核電廠至少有72,000公噸的高階核廢料與用過核燃料，並且每年增加2,000公噸。[7] 另一方面，美國能源部漢福德的核廢料處理場（Hanford Nuclear Reservation）大概有5,300萬加侖的軍事核廢料，儲存在177個大型的地下儲存槽，其中有149個已經超齡儲放高達42年，以至於其中有三分之一被證實或懷疑已經洩漏，釋出將近100萬加侖的核廢料，污染廠址附近的環境。[8]
連美國都無法搞定高階核廢料的永久儲存問題，地震斷層帶遍佈的台灣恐怕更難找到合格的永久儲存場。明明沒有解決用過核燃料的確切方案，卻堅持要用核電，實在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瑞典案例的教訓
有些人喜歡用先進國家使用核電的例子來支持核電，卻沒有認真去了解完整的背景與過程，或者故意不去了解自己不喜歡的事實。
以瑞典為例，它因為想用核電廠的用過核燃料製造原子彈，因此曾有過12座核電反應爐；1979發生美國三浬島輻射外洩事件後，瑞典曾經在1980年立法禁止再建造任何核子反應爐，並且要求所有反應爐不得延役。2010年瑞典國會修改立法，准許以新建的先進反應爐取代役期屆滿的舊反應爐。但是2014年的大選結束後，瑞典社會民主黨與綠黨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要共擬一個100%綠能的政策宣言，並提高核電廠安全標準來促使部份核電廠前除役。基於這個新的政治形勢，今年起瑞典輻射安全局SSM和主要的核電公司Vattenfall都停止申請、審理以新反應爐取代舊反應爐的動作，並且開始裁減員工。[9]
核電廠的存在只不過證明了人類過去對核電安全性與核廢料處理能力的高估，而不證明核電屬於「必要之惡」。瑞典已經積極地在想要擺脫新與舊的反應爐，並且在過度期間強化對核電安全的要求。而台電卻不思積極地節能與開發綠能，反而在推銷安全有疑慮的核四和舊核電廠的延役，這豈不是倒行逆施？
參考文獻：
[1] RT, “Fukushima disaster bill more than $105bn, double earlierestimate – study,” 2014/08/27。另見The Japan Times 的報導 “Fukushima nuclear crisis estimated to cost ¥11 trillion: study”。
[2] 立法院，〈近十年完工核電廠造價一覽〉，《立法院公報》，第101卷，第22期，委員會紀錄。
[3] Steven Starr,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ukushima Daiichi Disaster,” 發表於Physician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4] J. E. Ten Hoevea and M. Z. Jacobson, 2012, “Worldwide health effects of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accident,” Energy Environ. Sci., 5: 8743-8757.
[5] YouTube，〈菅直人--我於福島核災時身為總理的經驗〉。
[6] 核能發電後端營運費用基金管理委員會，〈後端營運總費用估算說明〉。
[7] M. Holt, Civilian Nuclear Waste Disposal, 2011,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RL33461.
[8] Washington State Office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Yucca Mountain Nuclear Waste Repository”。
[9] Bernd Radowitz, “Vattenfallhalts new nuclear plans as Sweden shifts to RE,” Rechargenews。
分享圖文請註明出處，未經本站同意不得轉載
瀏覽次數：184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