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總理艾伯特 (Tony Abbott) 在悼念因雪梨人質挾持事件而死去的兩名人質時，提到「即使像澳洲這樣一個自由、開放、慷慨、安全的國家，仍然容易被政治引發的暴力行為所傷害。」不過，說這話的人忘了，他在去年底上任後所推動的兩項政策，正把澳洲帶往不自由、封閉、苛刻且不安全的方向，不巧的是，這兩項政策都和槍手有關。
槍手莫尼斯 (Man Haron Monis) 是以伊朗政治難民身分，於 1996 年進入澳洲，並在 2001 年取得身份。長久以來，他就因為激進的宗教與政治思想而與主流社會隔絕，甚至連雪梨的伊斯蘭社群都和他保有一段距離。莫尼斯從 2007 年開始，為了抗議政府參與阿富汗戰爭，寄出許多惡意信函給因參戰而殉職的軍人家屬，而受到警方注意。除此之外，他還被指控假借「靈性治療」之名，性騷擾與性侵害信徒，法院審理的相關控訴多達 36 件。但莫尼斯卻向媒體宣稱，這些指控都是政治與宗教迫害下的陰謀，並將自己與同樣受到性侵害指控的維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 (Julian Assange) 相提並論。為了更進一步宣揚他的思想，去年澳洲改朝換代，自由黨重新執政後，莫尼斯便寄信給新任總理艾伯特，邀請他就澳洲參與阿富汗反恐戰爭的議題進行公開辯論。
艾伯特當然沒有回應他的訴求。相反的，他上任後即推行兩項極具爭議的外交政策。首先，他拒絕讓新的難民進入澳洲，並要求海軍將這些難民送到印尼或其他鄰近國家。所有正在申請庇護的難民則被送到惡名昭彰的巴布亞紐幾內亞難民營集中管理，並接受嚴苛且漫長的篩選。這個政策不只讓散盡家財、遠渡重洋只為一線生機的難民們，無法在夢想中的南方樂土開啟新生活，反而只能在充滿腐敗、暴力與衛生條件惡劣的難民營裡，茫然地等著有一天能進入名單裡。有些難民甚至熬不到踏上澳洲土地的那天，就失去生命，例如今年二月在難民營暴動中被殺害的巴拉迪 (Reza Barati) 。即使幸運得到難民簽證，也不會是可以永久居留澳洲的簽證，而是有期限的、需定期續簽的簽證；因為澳洲政府正打算修法提高政治庇護門檻，只要該名申請者被評估回國遭受迫害的機率只剩 50%，他就會被送回母國。如此嚴苛的難民政策與惡劣的難民營環境，引來聯合國兩次糾正，並指責澳洲政府已經違反 1989 年簽定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與1951 年的《難民公約》。
另一項政策則是以「加強反恐」之名，在國家安全法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 law) 中，加入許多違反自由與人權的相關條文。該法案不僅禁止澳洲公民前往已被伊斯蘭國占領的敘利亞拉卡省，以防堵澳洲人參與恐怖行動；任何未經授權即透露澳洲安全情報組織（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zation，ASIO）相關訊息的人，也將因此入獄十年。記者也在禁止的範圍內，未得到豁免權，因此 12 月 4 日新法實施後，記者很有可能因為報導相關資訊而被判刑，新聞自由在國安領域被大大地犧牲。相對的，情報人員卻被允許從第三方電腦取得個資，且在執行情報蒐集行動的過程中，具有刑事和民事豁免權。不只這樣，艾伯特還要更多，他正積極推動更進一步的修法，要求電信業者保留客戶的通訊資料兩年，提供情報單位監控澳洲公民之用。與此同時，他也積極尋求加入美國所領導的反恐聯盟，並在 10 月 18 日派出戰機空襲伊斯蘭國基地，邁出澳洲參戰的第一步。
無論是緊縮的難民政策，還是積極的反恐行動，澳洲的伊斯蘭社群都受到相當大的衝擊。因為伊斯蘭社群裡的許多人就是以難民身分進入澳洲，並且等待著有朝一日能把他們的親友們接過來團聚。但這兩個政策不僅讓他們的希望破滅，也增加他們在澳洲生存的難度。雪梨人質事件發生後，一名原本戴著頭巾的伊斯蘭教女信徒，在坐上火車後，便默默地移除頭巾，因為她害怕著這明顯的宗教特徵，會使她遭受報復。還好，即使政策對這個社群如此不友善，這個國家仍有許多善良的人民。旁邊的乘客看到後，隨即告訴這位女信徒：「把頭巾戴回去吧，我會陪著你。」女信徒聽到後，哭著抱著這名乘客將近一分鐘，才獨自離開。這名乘客把這則故事分享在 Twitter 上沒多久，就有人發起 #illridewithyou 的運動，向伊斯蘭社群們伸出援手，至今已超過 15 萬人響應。同時，也有許多意見領袖公開警告蠢蠢欲動的艾伯特政府，不可以把人質事件作為將國家安全法修改得更嚴苛的藉口，並阻止將此單一個人的作為與整個伊斯蘭社群相連結。澳洲人展現了有別於政府的寬容與成熟。
這個事件也讓我想起了伊拉克出生的難民阿布 (假名)。離開雪梨前，工會朋友為我辦了一場歡送會，阿布原本是為了和我討論持臨時簽證的外國人，在澳洲共同面臨的勞動剝削問題而來，並趁機交換背包客與難民社群面對此問題的策略，但最後我們卻因為阿布悲傷的故事而無法繼續。他告訴我他是如何逃離家鄉，搭上擁擠的難民船，並在一個又一個乘客因為惡劣的環境而死去的同時，在真主阿拉的庇佑下生存下來，幸運地趕在政策改變前踏上澳洲的土地。然而，因為艾伯特政府緊縮的難民政策，他無法獲得身分，只能以臨時簽證留在澳洲。但這個簽證不允許他工作，甚至連讀書也不可以。為了生存，他只能偷偷在夜晚打黑工，以避免被警察追緝後遣返回伊拉克。由於是違法打工，他的薪水微薄，但已足以讓他撐過一天又一天，直到政策改變、得到身分的那一天。
要告別前，他問我台灣是什麼樣的一個地方？我想了一下，告訴他，台灣和澳洲人口數雖然差不多，但是個很不一樣的國家。人們在濕熱且壅擠的小島上過著很緊張的生活，並試著讓自己每天都過得快樂一些。聽完後的他說，小時候他和家人以及鄰居們都過得很快樂，因為他們想，既然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那就快樂地把今天過完吧！在澳洲，他知道他可以活過好幾個明天，所以他更要快樂的過，並且耐心地等著獲得身分，然後把家人們都接過來。
我不知道人質事件是否會讓他在未來更難達成願望，但我知道他身邊的許多澳洲人會繼續支持著他，不會讓他因為政策所帶來的苦難而成為另一個憤世嫉俗的莫尼斯。包容與理解才會消解仇恨，攻擊與歧視則會帶來更多的恐怖。澳洲的公民社會似乎有能力做到前者，但他們有可能團結起來阻止政府選擇後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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