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下半年，德國拍了一部跟台灣有關的運動紀錄片，並於2020年2月底開始在德國戲院上映。這部片子叫《台北的奇蹟》（Das Wunder von Taipeh）。
我看過這部片之前在德國公共電視上映的簡短版本，現在導演剪出了加長一倍的版本，約90分鐘，更詳細地講述1981年時那支德國（或者說西德）雜牌女子國家足球隊的故事──之所以說「雜牌」，是因為當時根本沒有所謂正牌國家隊。
1981年，還在戒嚴中的台灣辦了一個向世界開放的活動：為了慶祝中華民國建國70年，舉辦了世界杯女足賽，或者，官方正式名稱是「世界女足邀請賽」。當時台灣的足協發了參賽邀請給位在法蘭克福的德國足協（DFB）。德國足球是非常男性的運動，直到1970年為止都禁止女性足球，1981年時也沒有女子國家隊，而協會也毫無意願選拔一支國家隊。於是，足協回信給中華民國足協，說德國並無女子國家隊，歉難應邀參賽。
鑒於德國在世界足壇的地位，如果沒有德國國家代表隊參賽，這個世界女足賽必將遜色不少。台灣方面不死心，回信問，是否能派出一支優秀球隊代表德國參賽，就算不是國家選拔隊也好？
於是，邀請函從德國足協轉到了貝吉許格拉德巴赫（Bergisch Gladbach）這個地方球隊去。這裡是離科隆不遠的小城，即使今日都只有11萬人口，而那裡的女足隊SV Bergisch Gladbach 09，才剛剛拿下女子聯賽錦標杯冠軍。除此之外，該支球隊在1977年到1981年，也拿了4座全國冠軍，可說所向披靡，國內已無對手，這封邀請函來得正是時候。這些女性運動員看到一個絕佳機會，在世界舞台上測試自己的實力。
不能踢球的女生
但是她們參加這次世界杯也面對各種壓力。首先是足球場上的性別刻板印象，甚至性別歧視。
女生踢什麼足球？！這是男性主導的足球界長年來的不屑心態。許多人覺得女生不該踢足球，因為足球是一種爭鬥的運動，足協甚至在媒體前發言：「足球應該留給男人，女人就進廚房，或者發展田徑項目。」
德國到1970年還禁止女性踢足球，但是還是有很多女生迷上這項運動，「非法」參與，或者以非正式組隊方式訓練及比賽（德語稱之為Thekenmannschaft）。當時的隊長安妮特拉班特（Anne Trabant）回憶她投入運動的過程說，對於女生踢足球，「德國足協抵制一切（DFB hat alles blockiert）。」其他隊員也說，女孩子想踢足球的，只好把自己打扮得像男生，跟男孩子一起踢，然後在隊中也有一個男性化的稱呼。
在接受《時代週報》（Die Zeit）採訪時，特拉班特說，從小在父親訓練下，她是個優秀的足球員，跟著男性足球員一起練球，甚至9歲、10歲的她球技比一些男球員更佳，可是卻沒法上場比賽，因為當時的足協不允許女性踢足球，「這讓我非常傷心。」
後來，她在14歲時，只好放棄足球，改從事其他運動。即使後來獲得體育獎學金讀大學，證明自己是一流的運動員，還是不被允許在大學中選修足球課。直到70年代初，德國足協對女子足球解禁，特拉班特立刻踏上足球場，成為她那一代最好的女子足球員。
只是，雖然女孩子可以踢足球了，但是德國足壇還是非常重男輕女。特拉班特回憶道，當時女足隊可以練習的時間不是自己能決定的，就只能是男子隊挑完時間後剩餘的空檔。
從特拉班特的個人經歷，可以看出當時所有女足運動員在足壇發展的不易。除了制度上限制了女足的發展，還有來自刻板印象的敵意。例如根據《明鏡週刊》（Der Spiegel）於1981年時的報導，當時的德國足協主席紐伊貝格（Hermann Neuberger）便說，「我們的足球女性們程度還不足以使我們組一支國家代表隊。」男子國家隊隊員布萊特納（Paul Breitner）說，他覺得女子足球「並無美感」，而當時青年代表隊隊員西佛斯（Ralf Sievers）也說足球是一種不適合女性的「爭鬥的比賽」（Kampfspiel）。國家隊教練德爾瓦爾（Jupp Derwall）更是輕蔑地說：「足球並非少女們的比賽（Fußball ist kein Mädchenspiel，或者說少女們的遊戲。德文裡遊戲與比賽都是Spiel）。」
來自體壇的諸如此類評論，還可以一直列舉下去。不過其中的偏見，不僅關乎比賽水準的判斷，其實也涉及男性為主的體壇對部份女性運動員同性戀傾向的歧視，這心態也在這部紀錄片中被呈現。
除了體育界，社會大眾對於女子足球隊的觀感也存在偏差。在SV Bergisch Gladbach 09接受媒體訪問時，還可以見到主持人以輕蔑語氣問：「你們現在是Mannschaft，還是Frauschaft？」——德文稱一支球隊為Mannschaft，字根為男性（Mann），從語言上，球隊一開始就是男性的球隊。主持人刻意開了一個女性球隊的玩笑，暗喻根本不存在女性的球隊。甚至，主持人還問，妳們用胸部停球不會痛嗎？隊員們強忍怒氣，對無知的主持人（要不要猜猜是男性或女性？）說，不，我們踢起球來就跟男性一樣。
當時的社會上，對女子足球員不乏看笑話的心態。可想而知，很多人覺得球場是男人的聖域，並不樂見一支德國女足隊代表德國登上世界舞台。或者如那位足協主席相信的，德國的女生們球技還不夠。
另一個困難是經費。當時，為了去台灣比賽，球員加上教練、訓練團隊、醫療團隊等工作人員25人，需要不少經費才能成行，以當時德國女足營運狀況，無力負擔。德國足協明確表示，鑒於台灣舉辦的「世界女足邀請賽」是「非正式活動」，他們一毛錢都不出（其實這也與足壇對女足的刻板印象脫不了關係。如果是男子代表隊，足協會完全拒絕經費補助，因為這只是邀請賽嗎？）隊員們四處尋求公部門與企業贊助，甚至要賣鬆餅兼差，最後在公私部門合作以及市民、親朋好友捐款下，這支不被承認為國家隊的女足隊，才終於成行——她們之中的許多人甚至此前沒有出國經驗。
於是，地方父老們舉著海報歡送女孩們：「前進台灣！帶著運氣、成功，與樂趣！」那年10月，她們飛往遠東的異國，一起慶祝了中華民國建國70年。
不被承認的奇蹟
不知道她們此行是否帶著運氣，不過，應該很有樂趣，因為她們獲得極大的成功。
根據《台灣光華雜誌》於1981年12月刊出的〈切磋球技，以球會友——中華民國舉辦國際女子足球賽〉報導，台灣已是第二次舉辦此國際賽事，那年計有來自四大洲13國的14支女子足球隊（我國有木蘭、良玉二隊）參加「慶祝建國七十年世界女子足球邀請賽」；「同時，沒有正式舉辦過世界女足賽的國際足球總會，也特別派員前來我國觀察比賽事宜，作為日後舉辦類似比賽的參考，可見這次比賽在足壇上的重要性。」可見當時女足的國際賽事極少，而台灣在這方面已經累積夠豐富的經驗。
當時德國隊在台北的比賽非常緊湊，而且，因為接受企業贊助，晚上必須拖著疲累的身軀參加企業安排的公關晚宴，或者去參訪企業。最後，德國隊仍以全無敗績的完美紀錄獲得積分第一，抱回德國女足史上第一座國際賽冠軍。德國的女子運動員創造了「台北的奇蹟」（或者考慮到當年比賽同時在台中高雄舉行，確切地說應該是台灣的奇蹟）。
這確實是奇蹟，只是在德國足球史中少被人提及。《明鏡週刊》報導，不同於男子隊奪冠回國時的盛大歡迎，貝吉許格拉德巴赫的隊員們凱旋回國時，沒有任何足協官員接機。多年以後，德國隊隊長特拉班特在媒體專訪時說，德國足協始終不承認1981年的歷史，在其網站上始終不把第一個女子國家代表隊奪冠的歷史紀錄在1981年，彷彿那年不存在。即使她一再地在媒體上提及這次台北的奇蹟，德國足協依然不改其立場。
不過，這個奇蹟不是關於奪冠而已，真正的奇蹟在於對抗無比巨大的性別刻板印象與歧視。在這次奇蹟之後，德國足球歷史被改寫。隔年，德國足協終於成立女子國家隊，參加歐洲杯。而其中8位「國腳」，正是從貝吉許格拉德巴赫選拔而來。第一任國家隊隊長，除了特拉班特，不做第二人想。而部分隊員今日任職德國各級女足隊教練，仍在為足球貢獻，讓下一代的女性運動員能在一個更平等的球場奔跑。
1981年的比賽更有意義的地方在於，許多國家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地位（包括德國），而德國的女子運動員們，努力爭取承認，竟是在這個不被承認的國家之球場上。台灣，是不被承認之地，但也是奇蹟發生之地。
而當時的德國女足隊員們，也不被允許披上寫著德國的球衣，只能穿上她們自己地方球隊的球衣（不過她們說名稱不重要，重要的是終於能在國際賽上與各國國家隊對戰了）。這種在國際賽事中被迫以另一種名字出賽，無法真正代表自己的國家，不也是台灣人能夠感同身受的嗎？
順帶一提，中華隊當時的實力極強，除了剛剛拿下在香港辦的1981年亞足聯女子錦標賽冠軍，也在那次世界女足邀請賽表現驚人，對菲律賓一戰以14比0獲勝；對德國一戰踢和，甚至中華木蘭隊一度以一球領先，差點能擊敗這世界冠軍，最後取得那屆比賽的第三名。
《明鏡週刊》那篇報導奪冠的文章是這麼開始的：「她們在一座島上比賽，在那裡，男性無法表現得比女性好：那是台灣。」在台灣的足球場上，女性確實亮眼（郵局甚至發行了女足隊圖案的郵票）；德國隊員們回憶起當時的場景，也感嘆並羨慕女足運動在台灣這麼風靡（12天的比賽有30萬以上觀眾親赴現場看球！），也獲得正式承認，全然不同於德國，而「台灣隊，對我們來說是極為棘手的對手」。台北的奇蹟要紀念的不只是德國隊，中華隊的女足運動員們在球場上足以與世界強國平起平坐，獲得他國運動員的承認，也值得我們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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