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德國黑森邦檢察總長弗里茲.鮑爾,由德國演員布卡克萊斯納所飾演。 圖片來源:電影《大審判家》劇照。

法律並非寫在羊皮紙上,而是寫在有感受的人類肌膚。(Gesetze sind nicht auf Pergament, sondern auf empfindliche Menschenhaut geschrieben.)

  ──弗里茲.鮑爾(Fritz Bauer)

一度被排斥,今日卻成模範

近年來,隨著描述鮑爾生平的電影上映──例如《謊言迷宮》、《大審判家》,以及紀錄片《鮑爾──分期死亡》(Fritz Bauer - Tod auf Raten)──,加上司法界與法學界重新挖掘鮑爾的著作,一股討論鮑爾的風潮慢慢興起。

其實多年來德國不能說忘記鮑爾。例如1995年法蘭克福大學便設立了「弗里茲鮑爾研究所」,而NGO「人道主義者聯盟」(Humanistische Union)是鮑爾還在世時非常親近的團體,目標是貫徹政教分離,也自他逝世那年起每年頒發「弗里茲鮑爾獎」。此外,在法學界也有些研究他生平與思想的論文。然而這些關於鮑爾的討論多半只停留在法律及學術界專業領域,其事蹟真正進入公眾的意識中,還是要歸功這幾年相關的書籍出版及電影上映。

這10年來,有好幾本研究鮑爾的著作以及傳記,相當精彩,也值得一讀,不只刺激了電影拍攝,也對於大眾理解鮑爾一生的事蹟有所幫助。例如來自研究大屠殺史家Irmtrud Wojak教授資格論文的《鮑爾傳:1903~1968》(Fritz Bauer 1903-1968. Eine Biographie),以及才來過台北國際書展的德國記者Ronen Steinke(也是法學博士)於2014年寫的傳記《弗里茲鮑爾或奧斯威辛審判》(Fritz Bauer. Oder Auschwitz vor Gericht),相當詳細地把這位檢察官的生平與思想介紹給德語區讀者。

同時,在公部門也有一些表彰鮑爾的動作。除了鮑爾自己工作過的法蘭克福總檢察署外設立了「冰山一角」藝術品,以呼應他的名言「我們所見的只是冰山一角」,他的法蘭克福故居也豎起紀念碑。2012年,他在來到法蘭克福前擔任總檢察長的所在布朗史威格(Braunschweig),也將總檢察署旁的廣場更名為「鮑爾廣場」(Fritz-Bauer-Platz),廣場1號就是總檢察署,牆上刻著鮑爾喜愛的一句話:「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人性尊嚴為所有國家權力之義務」。

在柏林,德國聯邦司法部有一個大廳紀念他。另外,2017年在當時的司法部長Heiko Maas主政下,設立了「弗里茲鮑爾人權與法律史研究獎」(Fritz Bauer Studienpreis für Menschenrechte und juristische Zeitgeschichte),獎勵在鮑爾生平、思想或他所致力的主題如人權、民主領域等有卓越貢獻的法學博士論文。

不過,鮑爾並不是一直受到德國司法界肯定的法律人。威瑪共和時期的德國司法界,許多人具有保守傾向,並不認同民主及議會制度。很多人視威瑪共和為一種暫時的體制(Provisorium),但是鮑爾認真的捍衛這個「暫時的」民主。在前述獎項第一屆授獎典禮的介紹冊子上,司法部印上了鮑爾拿著一根煙深思的照片,寫著:「弗里茲鮑爾──一度被排斥,今日成模範」(Fritz Bauer - Einst verfemt, heute Vorbild) ,可以說明法界對他的評價之轉換。

而我會注意到鮑爾,並非因為上述這些紀念動作或電影及書籍,而是緣於一個偶然的情境。2014年,我去參觀法蘭克福猶太人博物館,當時館內正舉辦一個特展:「檢察官弗里茲鮑爾──起訴納粹罪行」(Fritz Bauer. Der Staatsanwalt NS -Verbrechen vor Gericht)。我原來是想去認識法蘭克福的猶太人文化的,但是卻在一個展覽廳前,看到櫥窗裡有鮑爾與以色列司法及情報機關的通信,討論艾希曼問題,心想,這不就是那個鄂蘭著作裡的主角嗎?這個展覽把檢察官鮑爾的一生以17個不同主題呈現出來,例如流亡、與以色列的秘密合作、法蘭克福大審等,我在那個展覽中花了不少時間,為了詳細做筆記,也去了不只一次。

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位檢察官是誰,看了他的一生後,受到極大衝擊,後來便去看了電影,蒐集他的演講與著作來讀,並且在YouTube上觀看當年他上各種節目接受訪問的發言。於2016年曾寫過一篇引起迴響的文章〈正義是我的義務〉,也收在《美茵河畔思索德國》中。

雷默爾審判:暴政有其界限

我想從一個較少受人注意的審判,來談這位檢察官早期投入對抗納粹的司法工作。戰後返回德國時,鮑爾在布朗史威格擔任檢察官,起訴雷默爾(Otto Ernst Remer),一位認為暗殺希特勒是叛國行動的極右派政客。起義者的家屬對他提起誹謗訴訟。在這個知名的「雷默爾審判」(Remer-Prozess)中,鮑爾建立了「1944年7月20日女武神行動」暗殺希特勒的合法性。

我想細讀鮑爾在這場審判中的辯詞。這個在1952年的結辯,後來以〈暴政有其界限〉(Eine Grenze hat Tyrannenmacht為題出版,清楚地呈現了他對納粹政權的立場。

「暴政有其界限」是德國名作家席勒在《威廉泰爾》中的名句。鮑爾選擇這個句子有其深刻用意。泰爾是瑞士民族英雄,在哈布斯堡皇朝時抵抗統治者,其故事後來被德國詩人席勒書寫,流傳全歐洲。其中最知名的一段寫著:當被壓迫者無法擁有權利時,當人們必須忍受不可忍受之事物時,被壓迫者會捍衛自己的權利,以行動證明暴政有其界限。換句話說,席勒所寫的泰爾釋放出的訊息是:在不義之處,必須起義。

這也是在鮑爾的結辯中要給出的訊息。鮑爾拒絕叛國罪(Landesverrat)的指控,主要採取以下策略:首先,再次界定道德與法律的關係。對抗敵視人類的法令,是符合基督教教義及倫理的,因為起義者意圖並非叛國,而是救國。他說,法律人都曾經讀過康德說的:「法律是倫理的最小限度(Das Recht ist das ethische Minimum)」,因此,倘若道德上毫無瑕疵(例如本案),那麼法律上必然毫無瑕疵,「因為道德比法律所要求的更多」。

他說,德國刑法所規定的叛國罪,其要件是必須有使國家不利的意圖。然而那些起義者並不符合,他們一心要為德國服務。Stauffenberg死亡前甚至高呼:「神聖的德國永存!」(Es lebe das heilige Deutschland!)

不法國家

其次,納粹國家是一個不法國家(Unrechtsstaat),因此,一切不順從及抵抗,都是為了對抗不法國家的必要緊急防衛手段──也因此合乎德國刑法第35條規定。鮑爾所引用的刑法第35條,被稱為「可免責的緊急狀態」(Entschuldigender Notstand)條款,即在生命、身體或自由遭受無其他手段可避免的侵害下,我們是可以採取緊急手段來阻卻這種侵害發生的。

首先提出「不法國家」用法的是鮑爾的老師Gustav Radbruch。鮑爾採用這個概念,認定納粹國家背叛了人民,實屬不法。他引用專家證人哥廷根大學史家Prof. Dr. Percy Ernst Schramm的鑑定報告,認為以當時的局勢,德國早在7月2日敗戰了。可是在這種情勢下,希特勒仍然堅持戰到最後,不顧德國人民,這是政府對人民的背叛。「一個被完全背叛的民族,不再是一個可以對之叛國的對象。正如同對一個已死者,你不可能再刺死他」。起義者是要阻止納粹繼續打一場血本無歸的戰爭,是要阻止繼續流失德國人民的性命。

但是,當然有反對者認為,「你不可能一方面在歷史-政治層次上為國服務,一方面卻又做出為敵人帶來好處的事情。」鮑爾繼續引用Radbruch的說法來支持自己的論點。Radbruch曾經主張,必須全面衡量好處與壞處,才能知道最後是否真的不利。例如在戰場上犧牲一員性命以拯救全連,做出這命令的連長並非叛國者。又如一個醫生為病人截肢,救其性命,能說他傷害了病人嗎?

此外,納粹國家是不法國家的原因還有:德國入侵荷蘭、丹麥、挪威等國家,明確違反了雙邊協議,也因此違反國際法。在這樣的不法國家中我們必須問:「每一個在德國看到這場戰爭的不正義的人,不都有權可以發動起義、阻止一場不義戰爭嗎?」他援引「我們的國際法之父」格老休斯的名言:戰爭的動機不正義的話,所有隨之而來的行動都不正義。  

而希特勒在上台時,透過1933年2月7日國會縱火案,讓德國進入緊急狀態,進而濫用了威瑪憲法在緊急狀態中給予總理的擴權,2月28日通過授權法令,擱置對基本權利的保障,開啟了日後德國邁向法西斯國家之路。這一連串的國家法西斯化,在鮑爾看來也是一個民選機制的總理透過非法手段,逐步走向「元首」之路。因此,從過程到結果,納粹國家只是一個「不法國家」。

接著,鮑爾拒絕「高度叛國」(Hochverrat)的指控。他使用的策略很特別。他先強調,「每個法律人都知道,高度叛國只有在失敗的情況下才有刑罰問題。」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高度叛國是顛覆政權與國家之舉,一旦成功,原來的政治秩序與法秩序自然瓦解,而必須被重新形成,因此,「成功的高度叛國」其實就是一場成功的革命,不可能以原來的法秩序處理這個政治行動。

在這意義下,鮑爾主張,本案不存在高度叛國的問題,因為這是一場成功的起義。他主張,1944年7月20日的暗殺雖然失敗,但這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抗暴運動的一環,從1933年以來,德國有大大小小的抵抗者,在集中營內外種下了正義的種子,「以鋼鐵的意志與火熱的心為重建德國的自由權利、基本權利及人權而奮鬥」,而納粹以其鎮壓手段在這些種子上堆積了石塊。1945年,當同盟國解放德國時,形同搬走了石塊,也宣告這場抗暴運動最後終獲成功。

因此,那次暗殺沒有成功,卻也不是失敗,而是一次又一次搬開石塊的嘗試之一。鮑爾以這樣的策略否認存在高度叛國,因為最後這個不法之國終究被推翻了。

抵抗權:日爾曼律法傳統

此外,鮑爾另一條策略是:採取極端的手段對抗暴君,本來就是日爾曼律法中的傳統。

他援引中世紀古老法典《薩克森明鏡》(Sachsenspiegel)其中一段:「當國王行不法時,人民必須抵抗,甚至以一切方式協助他人抵抗,即使他是國王的親戚或下屬的領主。在此情形下抵抗國王,並不損害其忠誠義務。」

鮑爾認為,在古老日爾曼法中,本就存在著「抵抗權」。他引用《早期中世紀上帝恩典與抵抗權》(Gottesgnadentum und Widerstandsrecht im früheren Mittelalter)一書:「德國法律的根本思想在於,統治者與臣民一樣必須服從法律,……法律是雙方的忠誠義務的交會點,如果國王違法,他便因此行動而無資格請求臣民忠誠。」換句話說,國王要求臣民忠誠的前提,是他自身必須對法律忠誠。雙方皆有忠誠義務。因而,鮑爾以一句拉丁文強調統治者的正當性:「ex ris, i ecte geris」,意思是:你可以為王,只要你為正道

鮑爾非常著迷「抵抗權」這個概念,且他認為這並非其創見,而是原就存在於西方法學傳統與法律實踐中的。在其《法秩序的人性》(Die Humanität der Rechtsordnung)中,有一整個篇章收錄了他談「抵抗權」(Widerstandsrecht)的各種文章與演講稿,可見「抵抗權」在其思想中所佔的位置。該書其中一篇〈公民的抵抗權及抵抗義務〉(Widerstandsrecht und Widerstandspflicht des Staatsbürgers),就是從羅馬法開始談「抵抗權」如何在西方法制史中生根。

不過,他從 「抵抗權 」來證成暗殺希特勒的正當與合法,在當時的法界有極大的爭議──保守一點說,並非能夠取得共識(nicht konsensfähig)。 不過,無論司法界對抵抗權的態度如何,這本來就是政治哲學中古老的難解議題。在古希臘時代,Harmodios與Aristogeiton暗殺了殘暴的統治者兄弟Hippias及Hipparchos,Hipparchos當場被殺,Hippias被放逐。雅典的阿果拉廣場豎起了兩個暗殺者的紀念塑像,頌揚暴君暗殺(Tyrannenmord)的正義;賽諾芬肯定暗殺暴君的貢獻;此外,羅馬哲學家西賽羅在暗殺凱薩事件後不久寫下的《論義務》(De officiis),也論述破壞法律與秩序的暴政應該被除去,任何激烈手段面對這樣的暴政都具正當性。

中世紀神學家沙利伯利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在《論政府原理》(Policraticus)中提出有機國家理論:國家是一具身體,國王是頭,教會是靈魂,各個部門、機關都是身體的一部份,都有一定功能,整個國家不是部分的集合而已,還必須各部分都發揮其功能,以達到有機和諧。例如議會主管智慧,法院負責正義等。作為頭腦的國王,則負責統整指揮這些,確保一切都正常運作。倘若有失能狀況,則表示國王未盡其責,更甚者,很有可能各部位出狀況,正是因為頭腦先出了狀況。這種情形下的失能君主,是為暴君。為了治療這身體,必要時,可以採取極端手段替換頭腦──亦即弒君。

以上可知,鮑爾的「抵抗權」辯護策略並非無中生有,即使在當時的法學中不受重視,也仍是西方思想史中悠久的傳統。知名作家Micha Brumlik在《德國政治與國際政治期刊》(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上發表過研究鮑爾抵抗權的論文,甚至以〈在劊子手的房子裡〉(Im Hause des Henkers)為題,描述鮑爾當時身處在一個何等的司法環境中。不過,鮑爾後來贏得「雷默爾審判」,等於法院接受了他的說法。後來在1968年聯邦政府推動引起高度爭議的緊急狀態法令時,也修憲在基本法第20條加入了抵抗權條款,在有人危害德國民主憲政秩序時,「如別無其他救濟方法,任何德國人皆有權反抗之」。這個在1949年時被制憲會議抗拒的抵抗權,20年後終於入憲,延續了鮑爾勾畫的日爾曼法傳統。

格格不入者

最後,鮑爾打贏了雷默爾審判,但雷默爾只被判刑3個月,也逃亡國外,並未服刑。鮑爾如此勞師動眾有無意義?他一開始就知道,這個官司不可能會有太嚴厲的結果,但還是以最大的努力偵辦本案,光是結辯詞便長達10頁,為的不是勝訴結果本身,而是要藉由這個案件釐清納粹政權的性質,不只向司法界提出其論述,也與德國社會對話。

我認為這個審判有很大的意義,除了深入探討面對威權時的反抗法理地位外,更重要的是政治意義。此前,對於納粹並非沒有批評之聲,可是多很難跨出左派陣營內,也就是說,鮑爾透過他的起訴,並且善用媒體,將整個德國社會帶到了法庭。人們必須開始思考:納粹政權是否是一個合法的政治秩序?如果不是,為什麼德國人們允許這個不具正當性的政權竊取國家12年?也就是說,鮑爾開始以司法途徑讓人民意識納粹罪行的問題,激起公共討論。

此外,雷默爾審判發生之時,聯邦共和國才剛剛成立,德國是否真能轉化為民主國家,變數太多,危機重重。也因此,鮑爾的這次審判,有推動德國順利民主轉型的意義。

對這個審判的堅持,很符合鮑爾給人的印象。聯邦憲法法院院長Andreas Voßkuhle為《弗里茲鮑爾或奧斯威辛審判》所寫的前言,勾勒出鮑爾的特質:「無畏」(Furchtlosigkeit)、「堅持力」(Beharrungsvermögen)、「鬥爭之勇氣」(Kampfsmut)等,說鮑爾秉持這些特質以為人性服務。其一生的奮鬥主題,是一個更理性的刑法制度。這從他年輕剛擔任法官時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他毫無保留地捍衛威瑪民主。而在聯邦共和國成立後,一直到他過世前,都未停止過為公眾啟蒙的工作,不管是在布朗史威格或者是在法蘭克福。他迫使社會去觀看其不樂見的過往,並與「不法」(Unrecht)交鋒。

鮑爾的無畏、堅持與鬥爭勇氣,也許是因為他一生都處在「格格不入」的狀態裡。他1945年後的「再移民」身份(Remigrant),象徵了他在德國的格格不入:明明是德國人,卻不被視為本國人,只能始終在漂泊中尋求定位,「移民」回自己的祖國。

而在思想上,他也是德國社會中格格不入的一員。他的思想光譜是偏左的,從青年時代就加入社民黨;這使得他在納粹時期在政治上不正確,甚至在戰後整整20年的保守主義年代裡,也只能在社民黨執政的下薩克森邦與黑森邦才能推動他司法上的理想。他是個民主主義者,這使得他在威瑪時期的法律圈中也是異類;在威廉帝國垮台,德國建立共和時,許多法律人對於民主制度抱持著不信任甚至敵意,認為民主對於德國來說,終究並非常態。他是猶太人,這又使得他在納粹時期在族群上不正確;此外,他不信猶太教,也未轉為基督教,反而是個無神論者,這使得他在宗教上也與多數猶太人不同。勉強要歸類,也許他可以放在左派自由主義猶太知識份子這個脈絡下(法蘭克福學派的多數成員,都可以算是這個背景下的一員,而鮑爾本人確實也與法蘭克福學派往來密切)。

這個格格不入者,後來在60年代開始發動法蘭克福審判,起訴納粹及共犯時遭遇很大阻力,例如萊茵法爾茲邦教育廳長Eduard Orth就斥責他「克服過去」的概念是「片面且有問題的」(einseitig und fragwürdig)。然而,再大的阻力都不能阻止他逼迫德國人去面對自己的陰暗過去,因為他認為,克服過去的工作,是「對我們自己的審判」,是把我們歷史中所有危險的東西,都攤在審判庭中檢視。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真正認同過往與現在的人性價值。「對此,我不認為是弄髒自己的窩,我想,我們的窩如此一來將變得乾淨。」他的無畏、堅持、鬥爭與格格不入,都是為清理納粹遺緒,以及摧生一個能抵禦暴政的民主國家,不得不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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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2018年以〈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一文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著有《邪惡的見證者》(電子書、天下雜誌)、《美茵河畔思索德國》(春山)、《萊茵河哲學咖啡館》(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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