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30日，各電視新聞播出了快訊：達果貝特．林德勞（Dagobert Lindlau），一位德國傳奇記者，巴伐利亞廣電集團的招牌主播，以高齡88歲在慕尼黑附近的小鎮過世。
在他的個人網站上，他詳述了自己動盪的一生。林德勞出生於1930年的慕尼黑，其童年是在納粹掌權的第三帝國時期度過，也親身經歷了戰爭。1944年，戰火正盛時，少年的他沒躲過空襲，被化學武器燒傷而入院，醫師在其病歷上寫著「接近死亡狀態」（moribundem Zustand），但他後來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兩年，居然存活下來。出院後他必須長期復健，後雖能行動，但終身必須依賴拐杖。1956年，醫生認為他的腿一直沒有好，必須截肢才能保命，但是另一位年輕的整形外科女醫師，以其最高超的技術保存了這隻腿。
因為長年待在醫院裡，他有3年時間無法上學，後來高中畢業會考成績自然極糟糕，也因此並未進入大學就讀。高中畢業後，他去地方的小報紙打工，編寫一些無聊的地方小消息。這大概勉強可算是他在戰後德國投入新聞業的起點吧。
沒多久他便在美國派拉蒙影業的德國分公司找到另一份工作，也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職位，他所作的事就是在片場跑腿，幫大明星們拿咖啡、叫計程車。但是他並沒有就這麼安於小弟的職務，同時他開始寫作，並在慕尼黑大學旁聽。
1954年，在朋友引薦下，他把自己寫的劇本寄給慕尼黑的第一電視台（ARD），獲得錄用，於是他開始參與電視製作，並擔任第一電視台旗下巴伐利亞廣電集團（Bayerischer Rundfunk）的記者。這位戰爭的倖存者，此後一生與第一電視台離不開。
1962年，他開始製作《慕尼黑報告》（Report München）的新聞節目，後來這成為第一電視台的招牌調查新聞節目，迄今仍持續播出。直到退休前，他差不多擔任過第一電視台所有重要新聞節目的主播或主持人，包括另一個現在還很受歡迎的節目《世界之鏡》（Weltspiegel）。
調查新聞的先驅
林德勞最被德國觀眾記得的，除了他在主播台上的模樣，還有他作為一位調查記者所完成的工作。
1981年，他製作了一檔調查報導節目《脅迫：組織犯罪調查》（Die Bedrohung - Recherchen zum Organisierten Verbrechen），創下當時的收視率記錄。他調查了德國的組織犯罪，例如黑手黨利用暴力手段脅迫收取保護費的情形，像是威脅富人及其家人生命，炸毀其汽車，以獲取不當利益。當時的聯合內閣政府斷然否認報導內容，慕尼黑犯罪偵緝局局長特羅梅特（Helmut Trometer）便接受媒體專訪表示，那樣的組織犯罪過去從來不存在於德國，未來也不會有。
可是，林德勞的團隊做了非常嚴實的調查工作，由不得否認。當時政客們宣稱的德國治安神話，就在此報導中被破解（有關該節目中調查的一些犯罪案例及報導出爐後各界反應，可見林德勞所撰專文〈黑手黨〉）。
此後，組織犯罪成為他最拿手，也最投入其中的報導主題。1987年，他將調查內容寫成《暴徒：組織犯罪調查》（Der Mob. Recherchen zum organisierten Verbrechen），以及1992年出版的《職業殺手：組織犯罪一員》（Der Lohnkiller. Eine Figur aus dem organisierten Verbrechen），兩書均極為暢銷。尤其後者，描述黑幫中的職業殺手，揭開殘酷血腥的世界，震驚德國社會。
該書中有一位主角，是漢堡出身的殺手平茲納（Werner Pinzner），1986年，他犯下多起謀殺案被捕，在漢堡警察局接受偵訊時，利用律師偷帶入的槍枝開槍射殺在場的檢察官，後被困在警局內，自知逃出無望，遂槍殺其妻子後自盡。這是德國犯罪史上極為知名的案件。林德勞詳細調查這名窮凶極惡殺手的一生及其捲入組織犯罪的過程，以及犯下的多起罪行內容，讓觀眾更清楚意識到，德國存在著這麼一個陰暗的世界。
不過，林德勞並不相信，這樣的世界是憑空生出的。他於1997年時寫道，一般人認為，在德國有罪犯的「地下世界」（eine kriminelle Unterwelt）以及市民的「地上世界」（eine bürgerliche Oberwelt），各有各的運作規則，互不干涉。但是，事實是暴力犯罪情形越來越嚴重，早已介入了一般市民生活，但是市民社會裡的道德淪喪，以及政府的無作為甚至無能為力（Handlungsunfähigkeit），也給予黑幫可趁之機。
他指出，德國對於東歐戰亂及忽視人權的事不關己態度，坐視黑幫崛起流竄，間接影響了整個歐洲包括德國在內的安全；而行政體系以及國會在媒體揭露組織犯罪時非但不立刻著手處理，反而嗤之以鼻，不願正視令人不快的事實，更是錯失了因應組織犯罪問題的良機，讓黑社會成為「與國家並存的勢力」。
面對行動如此快速的幫派，德國在緩慢的官僚主義中無能以對，林德勞感嘆道，「我認為，在這場對抗組織犯罪之威脅的戰役中，我們已經輸了。」
當調查記者碰上知識份子
林德勞曾經於1966、1970及1986年三度獲得德國電視最重要的獎項「格林姆獎」（Adolf-Grimme-Preis），包括一次特別榮譽獎。其中兩次，便因為他在犯罪調查的精彩報導。但除了調查報導，他與戰後西德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也值得一說。
他與法蘭克福學派關係密切，與哲學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諾（Theodor Adorno）、心理學家米切李奇（Alexander Mitscherlich）等人關係密切，也常訪談這些知識份子。某種意義上，他以電視為知識人與公眾之間架起了橋樑，對於法蘭克福學派能在戰後德國有那麼巨大的公共影響力，功不可沒。
當然，這不只是他的功勞。波昂大學社會學者阿布雷希特（Clemens Albrecht）曾研究那個年代知識份子與大眾媒體之間的關係，並寫成〈大眾傳媒與法蘭克福學派〉一文，收於《知識份子所建立的共和國》（Die intellektuelle Gründung der Bundesrepublik）中，便從大眾傳媒角度探討了法蘭克福學派如何跨出學院影響公共意見，並訪談了林德勞。林德勞表示，許多傳統的知識份子對於電視這個媒介抱持懷疑與抗拒態度。然而他觀察到，包括法蘭克福學派之內的左派卻相當「開放」（outgoing），願意把握電視以向大眾溝通。也因此，德國思想史上特別的一章就這麼被寫成。
這個時代，大眾尋求從知識份子那裡找到時代出路，而知識份子又樂意與大眾對話，加上廣電媒體興盛，伴隨經濟奇蹟，使得家家戶戶都擁有電視。一環扣著一環，將法蘭克福學派打造成學術明星，獲得了前所未見的公共輿論塑造能量。
在他做過的訪談中，其中一次也使他獲得一座格林姆獎。那是1966年5月6日，林德勞為巴伐利亞廣電新聞節目訪談了霍克海默，3天後播出，引來非常大的迴響。
霍克海默是戰後重建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領導者，他於卸下法蘭克福大學校長職位退休後搬到瑞士，但仍然關切德國，時常接受媒體訪談，針對政治及社會棘手議題發言。這個訪談便是關於法西斯主義，後以〈法西斯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為題，收於其全集第13卷。
從50年代到60年代，一個纏繞著西德社會的難解議題便是：如何面對法西斯主義歷史？如何探究納粹的罪責？在想要放下與想要追究的兩種立場間，無法取得共識。尤其是1959年，依據當時的法律，很多在納粹時期犯下的罪行將超過追訴時效，更引來社會激辯，也因而刺激了60年代學生運動走上街頭對上一代問責，這爭執甚至延燒到80年代。
霍克海默在這個議題上被視為「和解者」（Versöhnler），被許多青年人及左派陣營批評，因為他曾經公開表示：「如果我不是猶太人，並且以青少年的身份經歷國家社會主義時期，我不確定，當時我會不會寫出什麼或說出什麼今日我會引以為恥的東西。」
霍克海默雖因為猶太人身份，當年不得不離開法蘭克福大學流亡他國，但是身為受害者的他站在同情理解立場，卻引來許多學生的批判。在這個訪談裡，他解釋了為什麼他對於那些與法西斯政權共謀的人們有這種同情的立場。
反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訪問一開始，林德勞問，為了爭取自由，是否可能使用任何手段？霍克海默說，歷史上曾有許多爭取自由的運動，很多運動人士贏得了革命，卻也轉身成為他們所欲打倒的那種壓迫者。因此他不相信，可以以自由為名、使用任何手段。
林德勞續問，是否仍存在著法西斯主義的危險？霍克海默說，整個西方世界都有這種危險，因為青年在追求自我的過程中，讓自己輕易地被「引誘」。以往宗教扮演了價值指導的角色，可是這個時代有別的偶像取代，例如國族主義，而這狂熱也催生出了極權主義的年代。
這些問題與答案，顯然是針對學運而提，這也可以看出霍克海默、阿多諾與哈伯瑪斯為主的法蘭克福學派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接著林德勞問了追究納粹的問題。當時正是法蘭克福檢察總長鲍爾（Fritz Bauer）全力偵查納粹罪行的時候，有些德國人認為，即使是那些納粹的謀殺者，也不應該以死刑對之。霍克海默便被視為其中一人。他辯護了其「和解者」立場，說明他並非不追究，也認為那些主動參與折磨甚至謀殺他人的納粹們無論如何都必須為罪行負起責任；而那些施加於他人的暴行與暴徒，即使是今日的德國還是不少。「然而，透過殘酷的刑罰，並不會使事情好轉」。
霍克海默接著以列寧為例，說明「革命者轉成壓迫者」的悲劇，並告誡：切勿犯下我們所要對抗的那些錯誤，也就是迫害他人。而這就是哲學的作用。哲學引導人們說出真理，也教育青年人辨識極權主義政體的本質──不管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或是共產主義的、左派的或右派的，「其中差異幾希」。而這樣子的哲學教育，需要的不是大學再造，而是教師再造，例如當時的師資培育課程多只重視抽象的、不重要的知識，但真正該思考的是，必須討論社會的歷史、獨裁者的特質、不同宗教的意義、以及那些宗教的偽先知與狂熱者，必須探討人民的煽動者們使用了什麼技術，在歷史中創造出了什麼悲劇。在這些意義下設計的師資培育課程，才能夠帶來德國所需要的教師，才能教導學生成為抵抗可怕之事及壓迫的反抗者。
在訪談結尾，他語重心長地說：「我認為，反法西斯主義者必須思考，他們在追求政治主導權時，也可能陷入這樣的危險：反法西斯主義可能會支持他們所鄙夷的獨裁體系。這樣的認知不是要放棄堅持，而是意識到歷史情境無限的複雜。」
霍克海默的這個訪談，其實是針對不斷激烈化的德國學生運動，當然，他的勸告，沒有任何學生聽得進去，後來1968年時大規模學運爆發，學生佔領了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們的課堂，斥責其為體制的幫凶，逼得阿多諾不得不召來警察重建課堂秩序。而70年代左派運動的暴力化趨勢，似乎也呼應了這個訪談。更加巧合的是，訪談後不到一個月，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刊出了文化大革命宣言，紅衛兵使得反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界線更加難辨了。
這是次精彩的訪談，不過老實說，是霍克海默才決定了其精彩。當時的評審團成員之一，馬克斯普朗克教育研究所所長貝克（Hellmut Becker）於評審結果出爐後寫信給霍克海默，稱讚霍克海默在這個訪談中的表現，表示其實大部分陪審團成員都願意把獎頒給霍克海默。可是格林姆獎畢竟是表揚電視節目製作者的，因此最後仍由林德勞獲獎。不過，林德勞為哲學家架起一座舞台，讓哲學面對公眾、介入社會，確實也功不可沒。
因為這次訪談的成功，林德勞在接下來2年內再與霍克海默行多次訪談，包括一次對文革問題的討論。一位記者與哲學家展現了：學術從不只是抽象，而向來就是介入社會的具體思考與行動。
無法屈服者
這位第一電視台的招牌主播一生傳奇，談德國新聞史不能錯過他。他熬過了戰爭，以其調查報導揭露德國的陰暗面，並成為暢銷書作家。雖然其調查報導令許多政界人物不快，卻也與許多政治家維持終身的友誼，例如他與布蘭特（Willy Brandt）總理便是一起去釣魚的朋友。但是他說，他支持布蘭特並非因為私誼，而是他相信，布蘭特的東歐和解政策對結束冷戰東西對抗是正確的方向。
在格林姆獎頒發他特別榮譽獎項的介紹中，稱讚他為一流的電視記者（ein Fernsehjournalist von hohem Rang）。他自1954年投入電視新聞後，便以其精彩的國內外報導改變了媒體，他提高了電視政治評論與分析的品質，其評論兼具勇氣與專業，也塑造了對話的文化。他的訪談，是好奇心、訪問者及受訪者之間完美互動的結合，是維持批判距離及友誼，是無所畏懼及感性。這是一位全方位的電視人（ein Allround-Mann），既是製作人、記者、主播、評論者，也是政論節目主持人。並且，他從政治與社會的黑暗面完成其最具影響力的報導，樂於深入猛獅洞穴，深入大眾社會，以其記者的熱情，將電視打造為改變社會的媒體。
法蘭克福廣訊報稱他為「無法屈服者」（Der Unbeugsame），並說：林德勞的新聞座右銘是：記者永遠要在現場，掌握實情。巴伐利亞廣電總編輯尼策（Christian Nitsche）這樣形容他的前輩：永遠站得正直，而且獨立。其原則是：「說出實情，不管討不討喜。」（Sagen, was ist, ob es gefällt oder nicht）這是他為後輩新聞記者留下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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