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自由民主黨魁Christian Lindner。 圖片來源:wikipedia

回顧2017年,來談談我認為德國政壇上最值得記下的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第12屆總統就任

去年1月,施泰恩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接任第12屆聯邦總統,搬進了被稱為美景宮(Schloss Bellevue)的總統府。

德國總統這個位置雖無真正實權,但有重要象徵地位,被視為能穩定國家的中立力量(pouvoir neutre)。德國基本法中也明訂總統在國際法上代表德國,可見重要。歷來總統除了極少數例外,多是學養與道德高度都足以讓各黨派勢力信服者。兩度擔任外交部長的施泰恩邁爾更上一層樓,擁有多年政治經歷、曾任社民黨國會黨團主席且為公法博士的他,不管學經歷或者聲望上都足堪大位。

但除了總統,我還想多談一些關於新任「第一夫人」的事。

施泰恩邁爾的妻子碧登本德(Elke Büdenbender)是柏林的行政法院法官,聰明、優秀且美麗。她在吉森大學讀法律時,認識了當時同系的博士生施泰恩邁爾,兩人熱戀,30幾歲結婚,感情甚篤。施泰恩邁爾的老闆,前聯邦總理施羅德,即稱讚碧登本德的自信與智慧,認為施泰恩邁爾應該多帶妻子亮相,會有助他的政治生涯,但是這位法官自己有自己的想法。當媒體問她是否會提供先生什麼政治意見時,她只說了:「弗蘭克做他的工作,而我做我的。」

碧登本德與施泰恩邁爾。圖片來源:wikipedia

碧登本德也不如許多德國已婚女性一樣從夫姓,原來她打算在結婚十週年時冠上夫姓,作為紀念禮物,結果施泰恩邁爾剛好當了外交部長,為免被說沾光,她至今仍叫作碧登本德。但不管改不改姓,兩人的感情始終很好,幾年前她因為腎病,施泰恩邁爾便捐了一顆腎給自己的妻子。

在施泰恩邁爾成為總統後,碧登本德向行政法院請了長假,專心擔任「第一夫人」,也更常出現在鏡頭前。這個決定曾在德國媒體上引起討論,這個女權相當進步的國家裡,這樣優秀自主的女性終究還是為了配合丈夫的工作而放下了自己的工作。德國真的還需要一個其實不存在於憲法中的第一夫人角色嗎?為什麼梅克爾的先生不需要陪著輔佐總理,而總統的夫人就不能繼續擔任法官?「弗蘭克做他的工作,而我做我的」最終變成了「弗蘭克做他的工作,而我配合他」。

康士坦大學憲法教授荀貝格(Sophie Schönberger)便在《南德日報》撰文〈全職配件〉(Accessoires in Vollzeit)評論第一夫人的角色,從標題已可讀出她對第一夫人這個角色的想法。第一夫人完全沒有法律上的定位,只能配合著總統,說穿了也只是位「聯邦家庭主婦」(Bundeshausfrau)。為什麼總理的先生仍是全職教授,而總統的妻子就得是全職配件呢?

前任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在位時,政、媒體界也曾經有過關於第一夫人地位的討論。當時高克與其妻子已分居十幾年,與知名記者夏特(Daniela Schadt)交往多年,基民黨內便有聲音認為,兩人應該結婚,以合乎德國第一夫人在社會上及國際上的形象。夏特拒絕,表示兩人交往已十多年,並無結婚打算,雙方以及雙方的家庭對此完全無意見,社會也應學會接受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分野。不過,不少人還是無法接受這位「第一女友」的角色。

無論如何,正好去年也是川普執政時期,媒體不免比較兩國總統及其夫人,德國人還是自豪自己的第一夫人。一位德國專欄作家甚至在《紐約時報》上這麼尖酸地寫著:「某個意義上,碧登本德正是梅蘭妮亞.川普完全的對比。她是施泰恩邁爾這個德國新的國家元首的配偶,放棄了她作為柏林行政法院法官的工作,以完全奉獻其時間給第一夫人的工作。而相反地,川普太太拒絕擔任第一夫人,好去繼續做……,嗯好吧,繼續什麼都沒做。」

第二件事:德國國家民主黨繼續運作

德國憲法法院去年1月判決,極右派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簡稱NPD)毋須解散。

這個釋憲案由聯邦參議院提出,由各邦代表組成的參議院認為,德國國家民主黨的意識形態不符合民主憲政秩序,違憲。但憲法法院認為,該黨的意識形態確實有違民主法治精神,可是因為實力太過微不足道,不需要動用到解散手段。法官們確認了德國國家民主黨企圖以種族主義的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打造威權式民族國家,並且蔑視人性尊嚴,有違民主原則。可是,該黨的實力,並不可能實現其目標,亦即,民主法治秩序並不可能因而受到侵害。

憲法法院認為,即使不以強制解散方式對付這種極右派政黨,國家還是可能有其他的工具來處理,例如停止對該黨的財政補助,可是這並非憲法法院權責所在,必須由立法者來修改政黨補助法規。

德國《基本法》第21條規定:「政黨宗旨或黨員行為有意破壞推翻自由和民主的基本秩序,或有意危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生存的,該政黨違憲。」因此參議院認為德國國家民主黨是一個違憲政黨;然而憲法法院認為從該黨的「實力」(Gewicht)看來,不管是走議會體制內或體制外,民主憲政根本秩序並不可能受到損壞,在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比例原則觀來,不須動用禁止政黨這樣的機制。憲法法院寫道,該黨確實有「違憲之目標」(verfassungswidrige Ziele),但不可能達成,因此在新聞稿的標題上謹慎地避開了違憲字眼,而是寫著「敵視憲政」(verfassungsfeindlich)。

這樣的說法,應再進一步析論。憲法法院承認極右派政黨確實有意破壞推翻自由和民主的基本秩序,但認為不成氣候。可是一個政黨違憲與否,為何以實力大小的「量」來衡量?難道反民主自由不該是一種質的差別嗎?況且,如何判斷一個政黨是否有影響力?德國國家民主黨也曾在地方議會及歐洲議會有所斬獲,其實還是存在著影響力,甚至這樣的政黨也按照得票率獲得一定程度的國家補助,這具有被國家認可並支持的象徵意義。

就算我們承認其影響力確實極微,其黨員人數只有幾千人,可是1952年同樣被宣告違憲解散的極右派政黨社會主義帝國黨(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黨員人數也只有幾千人,影響力同樣不大。法院以實力來作為判決標準,可是什麼樣的門檻才叫有實力呢?尤其在這個少數人就能操縱網路仇恨言論宣傳的數位年代,要客觀準確衡量一個政黨的影響力以及對社會帶來的各種可見或潛在的負面影響,其實相當困難。

即使該黨確實不可能實現其違憲的政治目標,但是宣告違憲還是釋放正面訊息,讓社會知道民主政體的防禦能力以及對激進勢力的零容忍。換言之,即使是大砲打小鳥,問題也不在小鳥的傷害程度,而是捍衛民主的訊息。另外,倘若未宣告德國國家民主黨違憲,豈不另一方面承認其合憲?德國社會真的願意接受這個宣揚種族主義的組織是民主政黨嗎?

不過,我能夠理解這些紅袍法官們的顧慮。解散政黨是極為激烈的手段,在一個建立在政黨政治制度之上的民主國家裡,每一個政黨都代表著這個社會的多元民意及自由思想的一部份,宣告一政黨違憲是國家力量對言論自由的介入,萬不得已方可為之。這些法官中,其實已有部份在參與釋憲案前並不諱言對該政黨的鄙視,但最後仍不願宣告禁止政黨運作,足見其小心翼翼。1952年時德國剛剛脫離獨裁不久,基本法通過僅僅三年,民主尚脆弱不穩,對於意識形態極端的政治組織必須格外警惕,以免法西斯復辟。而這些年來德國的民主已經健全鞏固,憲法法院相信德國經受得起這個挑戰,因而不願施展宣告違憲這樣的「七傷拳」。

另外,也必須承認,司法無法解決一切的問題。透過禁止一個政黨運作,並不會就成功阻止其思想散播。極右派種族主義是侵害其他健康植物的雜草,其所造成的民主社會危機,必須從根源解決,而不是讓司法來把問題的表面切除,眼不見為淨,留下暗中滋長的禍根。也許對付這樣的極端勢力,不是讓憲法法院來下刀,然後我們就以為問題解決了;而是要從國民教育、政治動員上著手,在正確的戰場上打一場永不可能停歇的戰爭。

第三件事:通過婚姻平權法案

去年6月27日,我吃早餐看新聞時,電視播出梅克爾總理在一個活動中被問及同婚政策,她清楚地說:對於同婚的討論,她支持以「良知決定」(Gewissensentscheidung)的方式進行。我立刻知道,這是個會被寫入史冊的句子,並且也將引發一場政治、社會與法制的巨大變革。

梅克爾的話透露了,基民黨對於同婚立場鬆動了。風向在變了。

此前,社民黨、綠黨、自民黨都已明確表示同婚自由應該被寫入大選後的組閣合約,左派雖未表態,但其立場向來堅定支持同婚。換句話說,倘若選後基民黨想找這些黨合組政府,不可能繞過同婚議題。到當時為止,基民黨的立場都是堅定拒絕,可是梅克爾總理的「良知決定」說,釋放了這樣的訊息:黨團允許各種立場,不會有強制的動員,每個國會議員按其良知投票。

這是基民黨在這個議題上迄今最大的路線改變。這個鬆動,震驚了柏林政界。梅克爾的良知決定說也在社群媒體上瘋傳,左派黨便在推特上寫著:「老媽說沒問題啦」(Mutti hat's erlaubt),梅克爾的同黨國會議員考夫曼(Stefan Kaufmann),也是知名的同性戀政治人物,也在推特上雀躍地說:「謝謝安潔拉梅克爾!這多麼讓人鬆了一口氣!對我來說,我們這禮拜就可以表決!」

於是,3天後德國國會投票,真的通過了同婚法案。10月1日起,德國同性戀可結婚與領養兒童,享有與異性戀婚姻完全一樣的地位。原來台灣在去年5月以大法官釋字第748號支持婚姻平權時,網友們即說,台灣終於贏德國了,因為當時的德國法律還是另給予同性伴侶不同地位及權利。誰知道就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德國極速趕上,快速通過實施,並且在10月1日那天,即有許多戶政事務所在週日加班,為同性伴侶辦理結婚。這整個過程是非常德國式的節奏,討論多年,在凝結共識過程裡緩慢無比,但一決定了之後就快速一步一步往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良知決定」這個詞彙早在梅克爾使用前,已是德國慣見的概念,通常在描述一種與依法行事相違背的良知困境。某種我必須合法行動的要求,倘若有違我的良知及信仰,該怎麼辦?例如那些必須上戰場的軍人,能否拒絕徵召、甚至陣前拒絕開槍?可想而知,這個概念不只是法學意義的或倫理學意義的,也常常出現在教會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梅克爾對信奉基督教價值的基民黨拋出這個「良知決定」說,很有影響力──雖然最後她自己並未投票支持同婚法案,她的「良知決定」,顯然方向與多數投票的議員不同。而這個既鬆綁黨內立場卻又堅守黨內立場的策略,更顯其政治手腕高明。

第四件事:大選之年

去年是選舉之年,除了聯邦國會選舉決定誰能領導德國外,還有4次邦議會選舉,一次又一次的選舉讓大家都感受到了「選後即選前」(Nach der Wahl ist vor der Wahl)的緊張氣氛,去年德國人也因而談了一整年的政治。

3月,德國最小邦薩爾邦的選舉,揭開了選舉之年的序幕。基民黨籍的現任邦總理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激烈纏鬥下,保住了政權。未來梅克爾的黨內接班人究竟是誰,這幾年來媒體多所猜測但無定論,經此一役,只有50幾歲的她,更是被看好後勢。薩爾邦的人口不過百萬,向來政治影響力也不及他邦,但誰說得準呢?美國前總統柯林頓,不也來自一個少被重視的阿肯色州嗎?

5月,石荷邦(Schleswig-Holstein)選舉,原來完全無人看好的基民黨籍年輕議員君特(Daniel Günther),竟然擊敗了社民黨籍的現任邦總理阿爾比希(Torsten Albig),為基民黨收復了這個德國最北邦。兩人聲勢的轉折點在於選前阿爾比希接受雜誌專訪時,提及自己的感情關係,稱讚新歡,並表達了對元配的失望。他在2016年時離開了妻兒,搬進了另一位養育3位孩子的單親媽媽家裡。其實這樣的感情歷史在德國再尋常不過,問題出在,他這樣形容當時分居的妻子:

在某個時候起,我的生命發展的就比她的快。我們之間只有很少的時刻,能夠平起平坐地交流。工作上我總是不在家,而我的太太,卻被困在母親以及我們家務的管理者這個角色上。

這個談法,平心而論,並未詆毀任何人,也許真說出了兩人相處的事實,可是也說出了一個輔佐先生追求職業生涯發展的家庭主婦之悲哀,因而引來無數女性同哀。這個現代陳世美的誠實談話,惹怒了在廚房辛苦工作的太太們。在先生功成名就後,作為母親與家務勞動者的妻子便比不上另一個能夠與先生平等對話的女人,可是那麼多優秀的女人們,難道原來就那麼不堪嗎?為了先生的成就,被困在母親、廚師與清潔婦的身份上,難道是她們自願的嗎?當時的反彈聲浪,甚至大到許多民眾呼籲阿爾比希應該自動請辭下台。敗選姿態,已見端倪。

一樣在五月,北萊茵西法倫邦選舉,社民黨籍的邦總理克拉芙特(Hannelore Kraft)原被視為可以在這個左派勢力強大的邦穩坐大位,結果竟被沒人看好的拉雪特(Armin Laschet)擊敗。失去石荷邦後,社民黨再失去這個德國製造業重鎮的大邦,其實已經可以看得出來4個月後聯邦大選的趨勢。

9月終於國會大選,梅克爾穩穩地迎戰社民黨的舒爾茲。與梅克爾這樣的科學背景、技術官僚出身相較,舒爾茲是個傳奇人物,他念高中時候就因為成績太差被退學,十幾歲時酗酒,是極少數的德國政壇中大學都沒讀過的人。後來戒酒,讀了職業教育學校,專業是出版及書籍販售。從政前還待過多年出版業,並開了自己的小出版社。從政初期當小地方市長,還一直同時是自家出版社老闆之一。後來從地方進軍歐洲議會,連柏林政壇都未踏上,就成為歐洲議會議長,在國際舞台上舉足輕重。

2016年,他辭去議長位置,大家本來推測他可能會接任施泰恩邁爾擔任總統後空出來的外長位置,因為一個全國性的政治人物畢竟還是得經過柏林政壇洗禮。結果原社民黨主席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宣佈讓賢,轉任外長,舒爾茲投入聯邦總理選舉,聲勢大漲。社民黨支持度經歷了多年來不曾有的高峰,選民們搶購印有他的頭像的文宣品,高舉著Make Europe Great Again的旗子。可是這股舒爾茲旋風並沒有持續太久,後來9月24日的聯邦大選,梅克爾輕鬆連任。

舒爾茲與梅克爾那場9月3日的雙人辯論會,是競選過程中一次重要事件。與梅克爾四平八穩的語調不同,舒爾茲充滿情感。他的一些話為我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在提及難民問題中脫口而出:「我們的基本法第一條寫著,人性尊嚴不可侵犯,而非德國人的尊嚴不可侵犯。」但持續盤繞在我腦海裡的,是他談到與伊斯蘭文化的關係時,所引述的一位波斯學者的話:「在超越對或錯之處有個地方,我們在那裡見面吧。」(Jenseits von richtig oder falsch gibt es einen Ort. Dort treffen wir uns.)這位前書店老闆詩意地提醒人們,與他者相處,不管是宗教信仰或政治信念的歧異,真正的方法也許不是確認誰對或錯,而是在對錯之外的相遇。

選後,社民黨原來堅持其選前立場,不願再與基民黨組成聯合內閣,希望扮演在野監督角色,然而隨著自民黨宣佈退出組閣,基民黨失去了關鍵小黨的支持,難以組成執政團隊,而大選中表現亮眼的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正虎視眈眈──該黨的發言人高蘭德(Alexander Gauland)在選舉當晚的慶功發言中,就對著媒體及支持者宣佈:「我們必將獵殺梅克爾女士。」(Wir werden Frau Merkel jagen.)近來舒爾茲已不再堅持立場,施泰恩邁爾發揮了總統的角色,在記者會上告訴社民黨,應該體認到政黨的政治責任。社民黨開始與基民黨談判大聯合內閣的可能,以解決9月迄今無法組成新政府的僵局。現在局勢逐漸朝向大聯合內閣發展,其實,從另一方面來說,舒爾茲與梅克爾豈不正是在超越對或錯之處再次相逢了嗎?

第五件事:自由民主黨再起

曾經是重要第三黨的自民黨,2013年大選中慘敗,甚至不到5%得票率門檻,在聯邦國會中一個席次都沒有,本來逐漸泡沫化。但這次選舉表現相當好,從0席一舉進步到80席,再次成為關鍵的小黨,重登政治舞台。這其中黨魁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的貢獻不可或缺。

年輕、俊美、有口才的他,在各大政論節目侃侃而談,鋒芒極露;而去年聯邦大選,該黨更是製作大量多種以他為獨角的海報,像極了時尚品牌名模,網友戲稱他是「封面男孩」(Cover-Boy)。德國搞笑媒體《Der Postillon》戲稱,選舉期間許多民眾四處詢問,自民黨正在販賣的那種香水究竟何處可以購得。競選期間,甚至有人拿了噴漆,在自民黨競選看板的林德納相片上漆上了大紅的H&M。

即使被諷刺,但是這次自民黨的大勝是不爭的事實。這80席,跟「封面男孩」是否高度相關?當然對選民來說,政黨的政見還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覺得政見都差不多時,顏值就發揮其功用了。在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時,杜塞道夫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家馬什(Lena Masch)便強調,政治人物的外表與個人魅力甚重要,「政治家們應該知道,他們的外表起了一定的作用。而那些常常認為自己做出理性選擇的選民,應該知道他們自己在不知不覺中被別的東西所引導。」而「林德納被評選為最具男性魅力的候選人。所以我們的調查結論是,自民黨的良好選舉結果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林德納的個人魅力。」

選後,各界原希望在社民黨宣佈不加入組閣的前提下,梅克爾能夠組成牙買加內閣──黑(基民黨/基社黨)、黃(自民黨)、綠(綠黨)的聯合內閣。可是這個希望在自民黨宣佈退出協商後破滅。林德納對媒體表示:「與其錯誤執政,不如不要執政。」(Es ist besser, nicht zu regieren, als falsch zu regieren.)就是這句話讓德國政壇地震,造成迄今無法組成新政府的僵局,也因而成為去年最為人所知的政壇名句。

這句話立刻傳遍各大媒體,並在社群媒體上引來熱議。推特上出現無數諧擬句子,例如「與其錯誤工作,不如不要工作」、「與其錯誤起床,不如不要起床」;耶誕節時也出現了「與其錯誤送禮,不如不要送禮」。此外,網友們甚至新造了一個德語動詞「林德納」(lindnern),意思是在最後一刻放棄、放鴿子、開溜。社群媒體同樣瘋狂造句,例如「一夜情之後就該林德納了」、「他突然不來了,我被林德納了」;而在大聯合內閣談判過程中,也有對基民黨不滿的社民黨地方黨團向舒爾茲呼籲:「該是時候林德納了!」這句德國政壇年度金句以及這個動詞,未來應當也會一直跟著林德納此後的政治生涯。

在因為立場不同片面宣告不參與執政後,大部份的聲音批評林德納只知道自己的利益,不顧大局。(搞笑媒體《Der Postillon》不忘發新聞酸一下:林德納表示希望能專心發展其模特兒事業!)但也有人讚賞他不為了戀棧權位而辜負選民期待、妥協其基本立場。不過不管後世如何評價退出組閣事,單憑這位充滿魅力的黨主席把即將消失在政治版圖的小黨拉回了舞台,並以這句人人琅琅上口的名言佔領了所有媒體,定義2017年的政治大事時,的確不能忽略自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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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出生,苗栗、臺南長大,臺北求學,後移居臺東。在臺灣跟德國讀外交、哲學及政治。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治歐陸思想史。2018年以〈終生為真理──年度歐洲記者敦達爾〉一文獲得人權新聞評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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