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德裔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但是很少人認識另一位德裔哲學家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少數聽過這名字的人，印象中知道他是鄂蘭的第一任丈夫，而忽略了他其實也是很重要的哲學家、詩人、作家。他的妻子名氣實在太大，使得學界的焦點都放在鄂蘭，即使在德語地區的知識界，也沒有太多人重視他。《法蘭克福廣訊報》副刊主編Michael Schwarze在評論安德斯的作品時便說：「此人的名氣與他具備的天才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我閱讀安德斯的作品並了解他的生平後，深深覺得此人的一生是一齣不合時宜的悲劇。他不只是鄂蘭的男人，他的生命歷程更可以呈現出，上個世紀生活在猶太文化傳統中的德國知識份子擺脫不了的離散命運。
什麼都能寫的男孩
安德斯出生於1902年，原來的名字叫做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他的父親是著名的猶太裔心理學家William Stern，是心理學界提出IQ概念的先驅，也是德國漢堡大學的創始者之一。母親Clara Stern也是德國著名的心理學家，Stern夫婦合著的兒童心理學著作，在德國心理學界已經成為經典。安德斯在這個書香世家中長大，但未接受猶太教信仰，反而與左派知識份子來往甚密，甚至終生是個無神論者。不過猶太人身份對他影響很大，他與許多同輩的猶太知識份子幾乎都有一個特色：面對著自身的文化傳統與德國思想間的共同處與相異處，始終在一種緊張關係中尋找其猶太認同在德國傳統中的位置。
安德斯並未隨著父親踏上心理學之路，反而投入了哲學，在弗萊堡大學裡他跟隨卡西勒、胡塞爾、海德格等當時德國一流的學者讀書，後來在胡塞爾指導下，1923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他並沒有直接在學界工作，而是為當時歐洲的報紙以及期刊、廣播媒體撰寫文化、藝術、思想評論雜文。他的好友德國作家布萊希特（Betolt Brecht）幫他引介工作給媒體時，就向媒體的主編說：「這是個什麼都能寫的男孩（Knabe für alles）。」
安德斯這個名字就是這時候來的。他寫文章寫得又多又快又好，某一天報紙的主編告訴他說，你實在寫了太多文章了，我沒辦法讓報紙裡一半以上文章的作者都署名斯特恩。因此他就說，那麼請您叫我安德斯吧（Dann nennen Sie mich doch irgendwie anders。原意為，那麼請您以其他的方式稱呼我吧，anders的意思就是「不一樣的」）。從此以後安德斯就變成了他的筆名。
「貧困共同體」的婚姻
安德斯獲得博士學位後，去了馬堡大學哲學系。如同當時全德國想讀哲學的人去馬堡的原因，安德斯去馬堡也只為了一個人：海德格。1925年，他在海德格的課堂上認識了18歲女學生鄂蘭，但並未相戀。當時鄂蘭正熱烈的愛著海德格。那段秘密的情感破裂後，鄂蘭在1929年去柏林參加舞會，再次見到已經在那裡為報紙寫稿的安德斯。接下來的日子鄂蘭感冒了，安德斯對她照顧無微不至，兩人便開始交往，沒多久後在同一年結婚。
這對都擁有博士學位的夫婦並沒有安穩的婚後生活，他們住過柏林，也短暫住過海德堡，在1931年搬到法蘭克福，以追隨聚集在法蘭克福大學的頂尖猶太知識份子讀書並寫教授資格論文。當時他們上過神學家蒂里希（Paul Tillich）、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以及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的課，可是最後在阿多諾反對下，安德斯的教授資格論文沒有被接受。
寫教授資格論文的計畫失敗後，安德斯夫婦搬去了柏林，鄂蘭寫教授資格論文，安德斯繼續為媒體撰寫專欄文章。因為缺錢，他們必須不斷的更換住所，甚至租過一個舞蹈教室，必須在晚上沒有學生時候才能回來過夜。白天他們就待在咖啡店裡讀書寫作──他們戲稱自己是貧困共同體。幸好在海德格與雅斯培的幫助下，鄂蘭獲得德國政府的獎學金，讓這對貧困的夫妻撐過了在柏林的生活。
流亡：從柏林、巴黎到美國
安德斯很早就察覺納粹的危險。希特勒剛剛在德國政壇出現時，許多人都把他視為不值一提的丑角，包括許多安德斯的朋友們。但是在1928年，安德斯讀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以後，認真的看待其中的仇恨言論，他評論：「這個人說他相信的事，他也相信所有他說的話。而他那麼粗野的說這些話，他會為粗野之事物帶來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會使得非粗野者變得粗野，並把一切捲入其力量裡。」後來的德國歷史發展，很遺憾地證實了他的觀察。
1933年納粹上台後對左派知識份子展開迫害，包括布萊希特。安德斯知道與布萊希特交好的自己必將受牽連，便匆忙離開柏林。鄂蘭因為必須照顧自己的母親，沒有跟著一起逃亡。
安德斯離開柏林沒幾天，就發生了國會大廈縱火案──鄂蘭後來在一次訪談中自承，這是她的政治啟蒙事件──人們開始知道了納粹的兇狠手段。不久之後鄂蘭跟著流亡，夫婦倆以及鄂蘭的母親在巴黎住了3年。安德斯當時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沒什麼人注意的小說，流亡期間幾乎沒有收入來源，幾乎只能靠鄂蘭當時為錫安復國運動組織工作勉強支撐。最後這段婚姻逐漸走向結束。1936年，安德斯無法繼續在巴黎生活，便到了美國，投靠已經先流亡到美國的父親，並在好萊塢打零工。鄂蘭認識了後來成為她第二任丈夫的Heinrich Blüchner。1937年在鄂蘭堅持下，結束了不到8年的婚姻。
1941年，鄂蘭在安德斯的資助下，也與母親逃亡到了美國。抵達紐約後，鄂蘭就向在好萊塢的安德斯發了一封電報：「我們得救了，住在317 WEST 95，漢娜」（"SIND GERETTET WOHNEN 317 WEST 95 = HANNAH"）。
「我對學院的表達方式過敏」
安德斯在美國也過得不好，有一搭沒一搭的工作。當時美國政府也懷疑安德斯是左派份子。安德斯試著以寫作維生，但是卻沒有什麼出版機會，他只好四處打工，當過職員、清潔工、洗碗工，以及工廠作業員。後來安德斯搬去了紐約，向設在紐約的戰爭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求職。這個單位收集納粹情資，並出版對納粹的宣傳資料，非常需要精通德文並了解德國文化的流亡份子。
但是安德斯在戰爭情報局也只工作了幾個月就辭職。他說，他之所以逃離法西斯主義，來到美國，並不是為了幫助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宣傳。
最後安德斯終於在學界找到一個講師工作，那是紐約剛剛成立的新社會研究院。但是他在學界的工作沒有持續多久，戰爭結束後安德斯再婚，因為第二任妻子是維也納人，便於1950年搬到維也納住（但這段婚姻也只維繫了幾年）。當時東德哲學界最重要的學者布洛赫（Ernst Bloch）欣賞安德斯，幫他申請到哈勒大學哲學系的教職，但是安德斯竟然拒絕。他希望以自由研究者、作家的身分維繫生活，他說，因為在弗萊堡求學的時候，已經發現了自己「對於學院哲學的典型表達方式會過敏」。
50年代，安德斯持續寫作，除了為報紙期刊撰寫雜文，也出版幾本代表他自己思想發展的學術著作，並參與和平反戰與反核武運動，成為奧地利的公共知識份子。1959年，剛剛成立的柏林自由大學也召喚安德斯，但是安德斯同樣拒絕了柏林自由大學的教職。而1950年代，鄂蘭出版了名震士林的思想史名作《極權主義的要素與起源》，成為世界頂尖的學者。兩人的生命，從此成為兩條不可能再交會的歧路。
被悲劇左右的人生
放眼安德斯這一生，深覺他的悲劇性格左右了他的人生。他其實是個很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他對科技、暴力、現代性、虛無、核武的思考，現在讀來還是非常精彩。奧地利成立了國際安德斯協會，定期舉辦活動探討他的作品，德國也有不少研究論文探討他的思想。可是這個人的原創性，注定使他無法生存在現代歐洲的學院裡。他是個前現代的人，仍然想以自由思想家的方式過活，如同中世紀時候史賓諾莎拒絕大學教職，只為追求完全自由的思想空間，安德斯也說自己不適合學院哲學，一輩子都遊走在學院之外。可是現代的人文學術發展，已經高度專業化，幾乎不可能在學院以外還能夠當一個全職哲學家。這是他的悲劇，一個古典的人，卻生活在非古典的現代。他想當一個文人，可是這個社會只有學者的職位。
他的另一個悲劇是，始終處在「非此亦非彼」的處境（Weder-Noch），從沒有能夠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非此亦非彼」是他對維也納的形容，但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寫照？一輩子住過那麼多地方，沒有哪裡能夠真的是家鄉。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對他來說並沒有比德國的法西斯主義更好，這樣子的政治態度顯然不可能在戰後的美國生存下去；後來他到了奧地利生活，與當地的猶太人社群完全處不來，也從來沒喜歡過奧地利。1992年維也納大學決議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給他，遭受他拒絕。可是就在那一年，安德斯在維也納逝世，從此埋骨在這個並非家鄉的地方，再也離不開。
與海德格的關係也是另一個悲劇。對於安德斯來說，海德格這個反猶主義者不只是他的情敵，還是他的思想導師，影響力甚至遠超過自己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胡塞爾。海德格曾經提到，1925年安德斯跟著他唸書時，寫了一封信給他，表示已經寫了一本關於周遭世界、狀態、抵抗（Umwelt-Zustand-Widerstand）的書，但無法決定應不應該出版，他希望海德格讀一讀草稿，因為在那本書裡他分不清哪些思想是屬於他自己的，哪些又是屬於海德格的。海德格簡短回信：「在我無法確定哪些是我自己的思想而那些是別人的思想的狀況下，我不會考慮出版。祝安。」
也許這是安德斯在學術上永無法解決的困境。許多跟著海德格讀書的哲學家，也很容易遇到安德斯的困難：海德格的思想以及語彙太過強大，每個人都不得不被牽扯進他理解世界的方式，因而要找到自己的語彙困難重重。海德格的另一個學生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後來避開哲學這個海德格的主場，改從古典語言學著手發展出哲學詮釋學；鄂蘭放棄了哲學家的身份，成功的從政治思想角度掙脫了海德格的主宰，走出了屬於自己的道路。可是安德斯呢？他後來出版論海德格思想的專書，可以看到雖然他試著批判海德格的存有哲學，但是始終還是在發展一套海德格問題意識下的哲學人類學。他的成名作《人的過時》（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對科技、虛無主義及文明的批判，也不斷與海德格的語彙對話（被拋入、偶然、籌劃、向著終結之存有……），簡直就是揉合了海德格存有論與科技批判論的另一個版本。
他甚至因為與海德格走得太近被阿多諾厭惡，導致他無法見容於法蘭克福學界。他戰後也沒有與海德格斷絕往來，一直維持著亦師亦友之情。可是他要怎麼面對那個與自己維持終身交情、卻在納粹時代驅逐了自己的老師胡塞爾、高喊希特勒萬歲的思想導師呢？也許這是他與他的前妻共同背負的、一輩子都無法擺脫的悲劇。
偶然邂逅的他人
而最大的悲劇當然是他的愛情。與鄂蘭的那一場婚姻絕對稱不上幸福，也許鄂蘭根本沒有愛過他，鄂蘭永遠只心繫著海德格，他必須時時刻刻面對著那個哲學巨人的身影。鄂蘭在1925年與海德格秘密交往，但是那時，海德格害怕兩人不倫戀情曝光將影響他在馬堡的教職，他當時也必須專心書寫即將出版的《存有與時間》，無法分出心力給這段感情，鄂蘭只好傷心離開馬堡，最後去了海德堡跟著雅斯培寫那本研究奧古斯汀愛的概念的博士論文。1929年鄂蘭與安德斯閃電結婚，可是鄂蘭真的已經忘了他的導師了嗎？我們都知道沒有。在那段期間與海德格的通信可以看到她如何眷戀不捨。
鄂蘭在1928年獲得海德堡大學的博士學位時，海德格已因為《存有與時間》被提名為胡塞爾在弗萊堡大學的接班人，因此下定決心要跟鄂蘭一刀兩斷。鄂蘭傷心欲絕，在信中這麼寫著：「你不會再來到我身邊了，我想，我已經理解你的意思。」她甚至在另外一封信中這麼激烈的寫著：「倘若我失去了對你的愛，那麼我也失去了繼續生存下去的權利，你向我展示的這條路，比我原先想的還要更遙遠以及更艱難，我得花我一輩子的時間來走完這條道路。」即使在1929年結婚那天，她也寫信給海德格：「我請求你不要忘記我，不要忘記我多麼深刻的知道，我們的愛情是對我的生命的祝福，這一點絕不會改變，即使是今天我即將在另外一個你不能理解的人那裡為我的不安找到家園與歸屬。」
而一封寫給海德格妻子的信裏，鄂蘭甚至承認，「當我離開馬堡時，我已經決定不再愛上別人。可是我卻結婚了，嫁給一個我不愛的、對我來說誰都一樣的男人。」
在這種狀態下，安德斯與鄂蘭的結婚，注定不可能有圓滿的結局。加上流亡巴黎時候的窮困潦倒，這樣的婚姻能夠支撐8年，已是奇蹟。但是兩人離婚後還是一輩子保持著平淡友誼，不管分別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即使分別有新的婚姻，他們終生都以通信的方式維持聯繫與思想交流，直到1975年鄂蘭過世為止。兩人的書信集《寫些關於你的嚴酷事實吧》（Schreib doch mal hard facts über Dich）於今年出版，收錄了離婚後直到鄂蘭過世為止兩人長年的通信對話，可以讀到鄂蘭刻意與安德斯保持友好的距離，對於昔日「貧困狀態下的共同體」沒有什麼眷戀。
1984年安德斯寫下這麼一段話，正可以用來形容那一段悲劇的感情對他的意義：「在那場舞會上，我與漢娜共舞，得到了她的垂青，我也理解到了，愛是這樣的行動：透過愛，你可以把經驗的東西──也就是你偶然邂逅的他人──轉化到自身生命的超驗裡面。不過這種美麗的說法，後來也證實了並未成真。」
他以為鄂蘭是他生命中超越一切經驗的美好事物，可是對鄂蘭來說，他只是失去海德格的悲傷下，一個與任何人都一樣的人。鄂蘭是安德斯孤寂多難的生命道路上偶然出現、共行一程的他人，終究未能在安德斯那裡為她的不安找到家園與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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