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蔡慶樺為獨立評論作者，具歐陸思想哲學背景，並長期以外交人員身分居住德國法蘭克福，對當地社會文化多有觀察。本文是他105年7月17日在新北市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的演講內容整理。
他是我們其中之一：德國的越南副總理
德國與越南的關係，我要從一個越南人說起，或者，其實是從一個德國人說起，他的名字叫作Philipp Rösler。
Rösler於1973年生於越南的朔莊市。那是越戰的尾聲，幾乎要被越戰拖垮的美國，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與各國簽下了巴黎和約，約定暫時停火60天，但是戰爭戰爭結束卻還要再2年。就在這段停火期內，一個越南嬰兒出生在當時還叫作慶興市的南越城市。在那個戰亂的年代裡，他一出生就被遺棄在西貢的教會孤兒院，父母不詳，這在戰爭時期很常見，越戰製造了無數的孤兒，這個教會孤兒院就收容了大約3,000個。後來，《明鏡周刊》報導這些戰爭孤兒，引起德國社會重視。德國軍人Uwe Rösler夫婦於是去了戰火中的越南，領養當時這個9個月大的孤兒，帶回西德，命名Phillip。
於是這個長相完全是亞洲人的小孩，以一個非常德國的名字，走上一條比絕大部分德國人更加德國化的道路。他讀德國學校，繼承父業當了德國軍人。後來進入醫學院學醫，畢業後成為漢諾威國際醫院的軍醫，並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後來他加入自由民主黨，開始從政，離開了他服務了11年的軍方，但是一輩子都以德國軍人為豪。
他從下薩克森邦自民黨青年黨團開始，在政壇路上一帆風順，不到30歲就當上下薩克森邦自民黨秘書長，30歲擔任下薩克森邦邦議員，33歲那年當上下薩克森邦自民黨黨主席，36歲成為下薩克森邦經濟廳長兼任副邦總理，並進入梅克爾的內閣，擔任健康部部長，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部長，38歲當上全德國自民黨黨主席，同時擔任經濟部部長，並且成為德國副總理。在擔任經濟部部長任內的一次會議，他驕傲的穿上了服役時的軍官制服，創德國歷史紀錄成為第一位身著軍官軍服的聯邦部長。後來2013年，自民黨敗選，他離開了德國政壇，赴瑞士擔任世界經濟論壇主席至今。
這是個如同童話般的故事，一個越戰中出生的越南孤兒，當上德國醫生、邦議員、最菁英趨向的德國政黨黨主席，還爬到了德國政府中第二重要的行政首長位置。
Rösler作為德國人的身份長大，他其實對於德國越南關係沒有太大的影響或介入，在德國也沒有聽過什麼稱他為越南之光的說法。但是他是德國的多元文化社會的典型象徵，我們大概不能想像一個被台灣人領養的金髮碧眼的日耳曼小孩最後當上台灣的副總統，可是德國這個多元文化中，亞裔也可以成為德國社會的「自己人」。當然這是一個極端特別的例子。很多外來移民或多或少會抱怨，德國社會再怎麼開放自由，還是有某種隱性的種族主義限制（versteckter Rassismus），可是Rösler讓人看到了，長相血緣完全與日爾曼族不一樣的亞洲移民，也可以在這個社會裡成功。
不過也很難說Rösler的存在對於德國越南關係沒有幫助。他一直強調自己的家鄉是德國，對於越南沒有什麼認同，但是後來他與當年在越南照顧過他的修女取得聯絡，以另一種方式記起了這段自己毫無記憶的生命階段──這位修女從越戰到現在都一直在越南照顧孤兒。2012年，他以副總理及經濟部長名義訪問東南亞時，在越南受到夾道熱烈歡迎，每個人都想看看這第一個亞洲出生的德國內閣成員。他在河內經濟大學獲頒榮譽博士學位，政壇和平民百姓都歡迎他──雖然他在越南批評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法制環境不足、以及人權自由問題。
當時越南的報紙這麼報導這位德國副總理：「他是我們其中之一。」
除了他，還有無數的來自全世界各國的移民，努力學德語、受德國教育、積極融入德國社會，取得各式各樣的成就。例如許多台灣移民的第二代，在德國接下其父母輩紮下的根，受良好教育，成為工程師、教師、醫師、律師，或者在德國公司裡與德國及來自各國的同事合作競爭。這些移民與華裔，與德國人一起支撐起了這個強大的國家。在Rösler出訪越南時，他接受《明鏡周刊》專訪時說的這句話，正可作為這個多元文化移民社會的註腳：「德國是我的家鄉。我們的國家有這樣的特質：即使是有異於常人生命發展的人，也有向上晉升的機會。前提條件是寬容。」
為越南派出一艘船：南海漂流來的越南難民
我想再從另一個德國人來談德國與越南的歷史。他的名字叫做Rupert Neudeck，是一位偉大的德國公民，剛剛於今年5月31日過世。
他是個偉大的平凡人。70年代的時候他是德國廣播電台的記者，後來創立了人道救援的非政府組織，終身投入難民救援工作。他在德國最為人所知的貢獻，就是70年代末對越南難民的救援。現在全世界都注目德國的難民政策，但是很少人會想到德國所接納的第一批來自歐洲以外地區的難民，是越南人。
1973年，美國與南北越簽下巴黎和約，確定了美國撤出越南戰場的政策。1975年5月1日，打了20年的越戰結束，南越無條件投降，北越的共產黨政權掌握了整個越南。許多人在赤化的越南中被清算鬥爭，想盡辦法傾家蕩產逃出越南──其中大多數是華裔。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大概有150萬越南人乘坐逃難船逃出，這些人被西方媒體稱為船民（boat people）。他們要面臨天侯、海盜、設備及空間不足的船隻等等風險，有些船只是簡單的木筏，有些大船甚至被人蛇集團塞了2,500人。最後大概有25萬人在海上失去性命。這些在公海上面漂流的難民，是當時國際政治的犧牲者，許多國家都視為燙手山芋，不願碰觸。當時最出名的難民船，海風號（Hai Hong），沒有任何國家願意收留，長達兩個月時間在港口與港口之間漂流，簡直如同傅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描繪的那個漂泊於歐洲各港之間、無從停泊、被驅離於正常領域的瘋人船。
瘋人船概念來自於中世紀各國無力治療這些患病者，但也不知如何安置，只好將他們驅逐到社會之外；海風號的命運類似，這些難民也作為無基本人權的「赤裸生命」，於南海漂流。長期海上漂流使得難民們生活在極度惡劣環境下，在過度擁擠的船上，大概有一半是骨瘦如柴的小孩。排泄物佈滿甲板，飢餓與疾病是揮之不去的夢魘。這艘漂流於南海上的難民船，試圖航向馬來西亞，因為馬來西亞的難民營比起其他中南半島國家的難民營條件更好，但被拒絕。馬來西亞雖對海風號補給食物飲水，但只讓海風號停留在外海。警方表示，如果接受這些難民，將建立前例，未來會有更多的難民船來此尋求庇護。
那個逃難的畫面震驚了世界。當時法國左派運動基於人道考量，發起「為越南派出一艘船」（Un bateau pour le Vietnam）行動。發起人是68年代的學運領導者André Glucksmann，他在法國是知名的哲學家及左派運動者，對於反越戰、反美帝主義不遺餘力，當然也對越共政權採取較同情立場，曾經上街頭支持北越。可是，在越南勞改營發生的情形、在南海遇難的船民們，震驚了那一代的法國知識人──不管持什麽政治或哲學立場。Glucksmann與一些朋友們號召「為越南派出一艘船」，當年，第一艘派出去的救援船叫作「光明之島」（L’Ile de Lumière）。
Neudeck在德國響應了這個行動。與Neudeck相熟的Glucksmann向德國募款，Neudeck問知名作家Heinrich Böll是否願意一起行動。Böll表示：德國不能缺席，他也不會缺席。於是他們一起成立了「為越南派出一艘船」行動委員會（Ein Schiff für Vietnam）。身為記者的Neudeck知道善用媒體優勢來推動自己的工作，他於1979年上電視說明越南難民情況，公開募款，之後三天內收到了來自各地捐款共120萬馬克，共有約1,500萬個德國人捐款。最後「為越南派出一艘船」以每天7,000馬克的代價租了一艘貨船，並改裝成醫療救援船，那就是救難船Cap Anamur號。Cap Anamur在中南半島，載送海上以及東南亞不少臨時搭建的難民營中的難民回德國，並在南海執行難民醫療救助。
而行政部門也快速回應。那時的德國聯邦總理威利布蘭特通過了一部特別法「在人道救援行動架構下接受難民措施法」（Gesetz über Maßnahmen für im Rahmen humanitärer Hilfsaktionen aufgenommene Flüchtlinge），給予Cap Anamur載回的難民庇護地位，或者用當時的法律用語稱之為「人道因素的配額難民」（„Kontingent-Flüchtlinge aus humanitären Gründen“）。
當時對越南難民的接納，並不像今天對於來自中東的難民那麼有爭議。德國基本法明定，對於受政治迫害者德國必須接納，可是目前來自中東的難民，是否都屬於政治迫害，或者有些其實是經濟難民，德國社會意見不一。但是越南，在那個冷戰的時代，沒有人質疑這些人是共產黨政權下的政治逃難者。所以當時德國社會的大部分共識都認為，德國必須接受這些難民。這是一個具有高度道德勇氣的決定，當時接納最多越南難民的是美國與法國，但美國作為越戰參戰國、法國作為前殖民母國，都是當事國；而德國與越南並無直接殖民或戰爭關係。
其實德國並沒有太多跟來自亞洲的文化打交道的經驗，也是第一次這麼大量的接受異文化難民，整個社會的準備不算足夠。另外，當時也有不同的聲音，例如德國的左派，尤其是左派學生運動，立場上同情北越，反對親美的南越。而從南越跑出來的難民，被左派學生運動認為是美國帝國主義的盟友。許多地方政府主政者也表示，並沒有足夠的空間設備收容這些難民，也沒有執行融合政策的經驗，預算也不夠。
但是後來德國還是執行了接納越南難民政策，這必須歸功於當時的下薩克森邦總理，Ernst Albrecht（現任德國國防部長Ursula von de Leyen的父親）。他看到電視轉播的海風號難民情形，為之震驚，決定接納難民，也使得其他各地方政府跟進。後來，德國社會在當時可說全力以赴，來自各方的捐款，許多德國家庭的接待與收容，使得Cap Anamur號在南海救援了超過10,000名越南難民。
這些越南難民裡，不少是世居越南的華僑，為了逃離共產政權拋棄所有財產成為難民，來到德國，但是還是珍惜著中華文化的根源。我在德國認識了不少這樣的朋友，他們都在德國社會裡認真盡責的扮演自己的角色，說起當年70年代德國對難民的收容以及照顧，莫不感激。他們很成功的融入德國，但是還是守著自己文化的根，在德國組成了法蘭克福印支華裔聯誼會、北萊茵西法倫邦華裔聯誼會、柏林的華裔相濟會等僑團，並在工作之餘仍認真辦學，例如法蘭克福的樹人學校、杜塞道夫的北萊茵西法倫邦華裔聯誼會中文學校都是越南華裔開設的僑校，認真地教授著下一代中文與傳承華人文化。
另外也很少人知道，法蘭克福有台灣媽祖。印支華裔聯誼會在法蘭克福成立了天后宮，在僑委會協助下從台灣迎來黑面媽祖，讓台灣神明香火繚繞在德國，也使得僑民有宗教上的精神寄託。而天后宮舉行一年一度的媽祖聖誕祭典，更是法蘭克福地區僑胞的年度盛事。
延伸閱讀：融合、難民、移工、排外──德國歷史中的越南篇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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