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蔡慶樺為獨立評論作者，具歐陸思想哲學背景，並長期以外交人員身分居住德國法蘭克福，對當地社會文化多有觀察。本文是他105年7月17日在新北市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的演講內容整理。
團結有助戰勝：東德的越南移工
在德國街頭可以看到很多越南餐廳以及越南人開設的亞洲超市，足可見越南移民之數量。這些越南人除了上述的船民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族群：移工。
二戰時德國承受了一場耗損極大的全面戰爭，軍人及平民的死亡數加起來接近約在635萬左右，還不計入受傷者。戰後，被夷為平地的德國亟需大量勞動力投入重建，卻缺乏足夠投入建設的勞動者，當時的德國婦女也拿起了鐵鎚鋤頭，投入吃重的體力活。招募國外移工也是很自然的決定。當時西德向土耳其及南歐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等經濟條件較差的國家招募移工，而東德則面臨更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因為在戰後兩德分裂初期，大量年輕人口用腳投票，出走到西德，已經影響東德經濟穩定維持的基礎，柏林圍牆的設置就是起源於要阻斷這種大量勞動力流失情形。在亟需年輕工作者情形下，東德因其政治意識形態與經濟條件，不容易在歐洲募集移工，因此主要向其社會主義盟友招募，包括當時東歐、韓國、越南。尤其是越南來的勞工，填補了東德工業的勞工需求。
不過一開始東德與越南的緊密關係並非直接來自經濟需求，而是政治原因：社會主義結盟關係。戰後，東德推動了社會主義國家教育交流計畫，首先是北韓派出了學童赴東德受教，接著就是越南。1955年，348位10到14歲的越南學子被送到東德留學（東德原來希望提供越南孤兒教育機會，但是當時的越南剛剛打贏獨立戰爭，脫離殖民統治，來的兒童幾乎都出自共黨幹部家庭），1957年胡志明甚至親訪東德，去看看他的「社會主義孩子們」。這些第一代越南留學生在工業國家學習德語及技術，成年後回到越南，成為第一代建設越南的重要人力資源。後來這些「海歸派」一直維持著與德國的連結，並在越南組成一個緊密的網絡關係，成立協會，自稱為「莫里茲堡人」（"Moritzburger"）──東德從1955年開始推動的越南學童教育計畫，就是從薩克森邦的莫里茲堡開始的。
東德與越南在60、70年代持續緊密合作，尤其是冷戰、越戰的年代，共產主義陣營與歐美壁壘分明，東德推動的「團結有助戰勝計畫」（"Solidarität hilft siegen"）從60年代中期開始，為其社會主義盟邦越南的留學生提供許多教育與實習機會。這種基於政治歷史因素開始的合作關係，在1975年美軍退出越南戰場後，更為深化，因為越南為東德以及其他共產國家證明了，團結確實有助戰勝，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指日可待。東德為越南提供的教育計畫對兩國都極為重要，除了有助於德國文化向亞洲擴展外，德國教育也在協助越南現代化改革上貢獻不少。上述的「海歸派」除了帶著技術與眼光在產業界深耕外，不少人也成為政治決策者，許多部長、次長都曾留學東德。
在政治合作基礎上，越南與東德政府高層開始不定期互訪，而進一步帶動兩國簽訂勞動力合作協議。越南於是從70年代開始填補了東德的勞動空缺，越南移工潮在80年代達到高峰。
東德在80年代加速工業化的腳步，與古巴、阿爾及利亞、安格拉、莫三比克、越南等國簽訂合作協議，引進移工。粗估大約有7萬多越南人在80年代來到東德。東德在冷戰時代，是鐵幕裡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這些越南移工在東德經歷了相對現代化的生活，他們每個月從東德寄回越南的不只是外匯，還有各種西方家電、機車、自行車等，這些商品帶回了不一樣的文化接觸。這些移工即使不像50年代第一批來德的留學生那樣那麼深入熟悉德國語言與文化，但也是重要的德－越文化橋樑。
但是必須指出，這些越南移工不具備當時西德的土耳其移工的條件。土耳其移工與德國工人並不隔絕，享有與德國工人一樣的勞動條件，西德政府很快地就發現了，土耳其移工無法作為純粹勞動力被看待，而是一個完整的人，而跟著這些人來到的家庭如何在德國社會中融入，也很快成為重要議題。所以移民與融合問題從70年代以來成為西德社會不可迴避的難題。但是東德與越南簽訂的合作協議裡可以看到，雖然兩國是社會主義盟友，但越南工人的工作環境是隔絕於東德工人的，勞動條件較本地工人糟糕；他們住在獨立的宿舍裡，交流與融合不在政治議程裡；對於工人的教育多也僅止於工作所需的初步知識；每個工人的合約都設有期限，時間一到就打包回越南。
這很像目前台灣引進外勞的模式，不過，正如同在台灣有燦爛時光這樣的團體重視移工權益與跨民族、文化交流，當時的東德也有一些人注意到這些為國家經濟帶來極大幫助的外國人，並致力於推動德國人對這些越南人的理解，以及協助解決其面對的文化衝突問題。
兩德統一後，如何對待這些東德時候簽約的工人？一開始德國政府並不需要這些越南移工繼續留下，加上當時德國自己也面對失業問題，許多人的工作合約直接被取消，在德國政府鼓勵下，部份人返回越南，但絕大多數還是希望留在德國。1997年時，政府通過法令，允許越南移工擁有居留權利，也可以把在越南的家人接來德國。於是我們見到今日與越南割捨不開的德國。
陰暗的一章：太陽花之屋
德國與越南的關係，並非只有收容難民、教育訓練、移工等正面的或合作的關係，德國歷史上也有陰暗的越南章節。
1992年8月，針對Rostock-Lichtenhagen市附近的一棟被稱作「太陽花之屋」（Sonnenblumenhaus）的住宅，爆發了德國戰後最大的排外暴動。這棟太陽花之屋是當時申請難民庇護者的收容總處（Zentrale Aufnahmestelle für Asylbewerber），另外120位越南移工及家屬也住在相鄰的宿舍。當時羅馬尼亞許多難民因政治原因逃來德國申請庇護，但是收容處一時無法容納這麼多申請者，太多人擠在太小的空間，等待作業速度不及的官方審查。食物、飲水、衛生、健康成為擾人的問題，地方政府也不願介入解決，惡臭逐漸飄散到鄰近住宅區。
受不了的居民連署寫信給邦內政廳，抱怨居住品質嚴重惡化，要求政府儘速設立臨時浴廁，但是未獲政府回應。邦政府與市政府互踢皮球，拖延到最後終於爆發暴動。8月18日，一通匿名電話打入當地報社，警告政府如果不儘速解決問題，將發生激烈行動。此威脅電話被報紙以頭版新聞刊登，但是，當地政府仍然不聞不問。
8月22日晚間，大約2000名民眾聚集在太陽花之屋前，看著裡面的難民收容處與越南移工宿舍，滿懷怒氣──越南移工在此也被遷怒，被認為是惡化居住品質的共犯。他們開始對建築丟擲石塊，現場只有少數警察，袖手旁觀。附近圍觀的住戶也為丟擲石塊者喝采。最後情況激烈化，警方增派人員及動員水車，逮捕十餘名民眾，才在深夜平息事件。但是隔天，民眾依然來到太陽花之屋前抗議，這次還有極右派份子、新納粹聞訊而來，數百名示威者與數千名圍觀喝采者使得現場情緒激烈化，終與警方爆發暴力衝突。極右派不斷向警方及建築丟擲雞尾酒炸彈，邦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8月24日，難民收容處緊急移置難民，政府認為與收容所相鄰的越南移工宿舍並非被鎖定攻擊目標，因此未作處置──這明顯是誤判，當時抗議民眾已把對難民的不滿情緒擴大到對所有外國人。光頭黨繼續在建築前聚集幾千個激進份子，呼喊仇外口號，並攻擊警方。幾日與極右派對抗下來，警方筋疲力盡，且未獲政府更多支援，最後在當天晚上全面撤守，留下了無助的越南移工──大約有120位越南移工與庇護申請者，其中包括小孩及嬰兒。
極右派將雞尾酒炸彈丟入移工宿舍，在熊熊火焰中，幾千名圍觀民眾鼓掌叫好，接獲報案來到現場的消防人員看著不斷丟入的炸彈無能為力，最後政府察覺事態嚴重，派遣警力支援，消防員才能及時滅火，120位無辜的越南人幸而無人喪生。
本次仇外暴動在媒體報導下，震驚了全德國及歐洲。在這個事件中可以見到德國在面對難民政策的幾個挑戰：（一）行政單位各行其是，無法整合資源，用及時並有效的方式解決難民申請、收容、以及後續居民不滿、群眾激進化問題；（二）行政機關反應速度太慢，不管是接獲攻擊威脅，或者是在暴動現場皆然；（三）溝通機制失靈，甚至根本沒有，導致附近居民對於暴動者採取支持立場，也強化了暴動者的動機；（四）行政機關誤判情勢，導致無辜移工陷入生命危險。這些政府治理失能的情形，是在指責極右派的激烈仇外行動時，必須一併考慮的。
而這兩年來的科隆車站性騷擾事件、多起難民營縱火事件，看著民粹勢力不斷滋生，不由得不問這個問題：當年的太陽花之屋事件，是否為當代的德國社會留下了什麼寶貴的教訓？今日的德國，真的已經沒有太陽花之屋了嗎？
這個事件，由Burhan Qurbani拍成長片「我們既年輕，又強大」（Wir sind jung. Wir sind stark），去年在德國戲院上映並獲得德國電影和平獎。在難民議題與排外情緒高漲、多處難民收容所被燒毀的當下，這部電影及時地讓我們回頭看看太陽花之屋，讓人不能不感慨，歷史總是不斷重演，總是有某些人們不曾（或者不願）學習教訓。
今日的德國：多元文化的失敗？
今日的德國是一個移民的國家，「多元文化」（Multikulturalismus，或者簡稱Multikulti）是德國政治的關鍵概念，可是，多年來推動的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礎上的移民融合政策，是否成功？德國社會並無共識。德國多年來基於其歷史包袱，對於異文化在德國的發展，向來定義為多元文化的眾聲喧嘩，深怕稍加干涉即被冠以納粹之名。可是，愈來愈多德國人們認為外來移民必須尊重德國社會的基本價值，例如這個以基本法為基礎的民主法治社會要接受的是認同德國憲法與人權價值的移民，而不是在德國仍然堅持伊斯蘭教法優先於基本法的移民。換言之，德國應該尊重各種異文化，但是這些異文化應該以德國文化或歐洲文化作為「主導文化」（Leitkultur），積極融入德國社會，而不是在德國創造平行社會──也就是，不能只是並存（nebeneinander），而必須共同生存（miteinander）。此主導文化說，成為對立於多元文化論的最強理論資源，在這20年來引起非常多激辯。
2010年10月，梅克爾總理宣佈：「多元文化的進路徹底失敗了！」她認為，對於移民，不只要支持（fördern），還必須要求（fordern）。此說引來政壇及媒體界震盪。我仍記得，她發言後的隔天，我初抵達德國，走在街上一組攝影隊攔住了我，問我對於總理所說多元文化論徹底失敗，有何看法。當時我對於德國移民融合政策沒有太多觀察，不知如何回答，但是今天我其實是理解梅克爾的。即使是完全相異的文化，還是可能在以德國文化或歐洲文化為主導的前提下，融入這個社會，同時又保持自己的文化與認同。我所接觸的華人移民即是很好的例子，既受國家支持，也配合融合政策的要求，而越南難民與移民亦然。
絕大多數越南難民、以及留在德國的移工，都是德國融合政策的模範生。他們努力學習德語、融入德國教育、也很快的融入德國勞動市場。在2014年紀念越南難民來德35週年活動，前聯邦副總理Philipp Rösler致詞表示，沒有任何其他的族群像這些越南人一樣融合得這麼成功。
從越南難民與移工史思考德國歷史，不得不佩服當年西德接納難民的道德勇氣──當前的德國社會當然也有道德勇氣，可是可不可能仍能像當年一樣全國捐款協助難民呢？而東德時期越南移工的歷史背景及其對德越關係的貢獻，也可讓我們思考對於如此多的在台移工，我們應該以何種態度面對這種「資源」？從越南移民再思考今日德國的移民社會問題，也必須問：為什麼越南移民能夠融合的這麼好？而如果真的有德國主導文化，那又是什麼？
我認為，當年漂流於南海的越南難民，最終在德國全體社會捐款、奔走下，登上了救難船，來到漢堡港，受到德國人的擁抱，那是真正的德國主導文化。那種文化來自啟蒙傳統對人文價值之高揚、基本法對人性尊嚴的保障、基督教文明強調的對鄰人之愛。而越南裔移民努力融入這個社會，就是對這個主導文化的肯定。
回頭看看今日，難民成為梅克爾執政以來最大挑戰，她深信德國解決得了難民危機，但是不少德國人不這樣認為。更極端的人，多次縱火燒燬難民收容所。我們不能不感嘆歷史之諷刺。昨日對於難民與今日對於難民態度如此迥異，是時代變了，或是主導德國的文化變了？對此，基民黨副主席Armin Laschet借用梅克爾詞彙的一句話正可作為註腳：「今日，某些德國人融入德國主導文化之中的融合，徹底失敗了。」
2004年，來自非洲航向義大利的逃難者，在地中海沉船。德國的Cap Anamur再次出動救援，救起了37個難民。然而這一次Cap Anamur沒有受到民眾英雄般的對待，反而被義大利查扣船隻，船長被逮捕，救起的難民被拒絕給予庇護地位。義大利政府對船長以「協助非法移民」的罪名起訴。
那仍是同一艘船，但今日不再有人發起為非洲派出一艘船了。
延伸閱讀：融合、難民、移工、排外──德國歷史中的越南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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