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高峰會
11月15日至16日，G20高峰會在澳洲布里斯本舉行，在會中俄羅斯成為眾矢之的。歐巴馬呼籲國際社會強化對俄羅斯的制裁，以解決烏克蘭危機，並以罕見的嚴厲語調說，俄羅斯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其他與會國也對普丁施壓，要求俄羅斯尊重烏克蘭主權及國際法。主辦國澳洲的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t)更要求普丁為在東烏克蘭上空被擊落的馬航班機道歉—該班機上有38名澳洲公民喪生。普丁震怒，他沒有等到峰會結束就宣布提前離開，拒絕承受來自歐美各國的指責，他在離境記者會上說：我想早點走，好好睡個覺，因為週一還得上班。
雖然官方議程中沒有安排，但俄羅斯問題佔據了G20高峰會的焦點，並不意外。峰會前俄國展現其大國力量：其戰艦巡航至澳洲海域附近，戰機頻頻飛越歐洲領空，俄國國防部部長也宣布未來其配載遠程飛彈的戰機巡航範圍達墨西哥灣及加勒比海—正是美國後院。這一切都讓人聯想起冷戰時期的古巴導彈危機，當時的甘迺迪無法忍受蘇聯帶來的威脅，現在的歐巴馬也不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便說，俄羅斯在烏克蘭危機中表現出來的態度，「如同還在冷戰中」。歐美強國以為蘇聯共產政權垮台後，終於馴服了這個紅色巨人，但是普丁執政後的外交道路，卻指向一個與大西洋國家聯盟相抗衡的俄羅斯帝國再興的方向。為什麼俄羅斯的外交政策不斷走向冷戰的老道路？我們如果借用英國史家科林伍德(R.G. Collingwood)的觀察：「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則不能不問：是什麼樣的思想史脈絡，決定了俄羅斯的全球戰略？
2005年4月，普丁在國會發表演說，嘆道蘇聯的垮台是「上個世紀最大的地理政治災難」。他的感嘆對許多俄國人來說都有共鳴，因為蘇聯曾經是唯一能與美國抗衡的強國，但在後蘇聯時代，俄國成為一個在外交內政上都失去方向的跛腳巨人。普丁近年來的外交政策，可以理解為俄國尋找後蘇聯時代的認同的嘗試—也是俄國找回昔日榮光的企圖。今年5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簽署協議，計劃成立「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自2015年起生效。10月，亞美尼亞加入該協議。這個由莫斯科主導的新興國際體系，被《經濟學人》稱為「另一個歐盟」。國際社會很自然地聯想到，這個聯盟計畫是不是普丁對於崩垮的蘇聯強權的復興計畫？
近年來，越來越可以見到普丁領導下的俄羅斯，積極在歐亞大陸間擴展影響力，除了歐亞聯盟，還有普丁對烏克蘭的態度，可以看出俄羅斯成為區域主導者的決心。剛剛在北京舉行的APEC峰會裏，普丁也強調將與亞太地區國家更緊密合作，支持成立亞洲自由貿易區，並也積極發展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這些戰略都指向一個目標：將俄羅斯的發展重心從歐洲移到亞洲，降低美國(及其盟國)在亞洲區域的影響力，並在後冷戰時代尋得俄羅斯在世界舞台的地位。
新歐亞主義
冷戰時期支撐着蘇聯的意識形態是共產主義、列寧及史達林主義，而現在引導普丁的國際戰略的，是什麼樣的世界觀？冷戰結束後有幾股思潮引領着俄國的國際戰略，首先是將俄國定義為歐洲的成員，將俄羅斯文明視為歐洲基督教文明的一支，並讓俄國融入歐洲價值系統，例如西方民主及資本主義運作方式；其次則是完全相反的立場：俄羅斯本土的、民族主義的；另外還有地理政治的現實主義，企圖在各強國間尋找國家最大利益。最後則是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us)。法國的《世界外交論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指出，正是新歐亞主義指導着普丁的地緣政治思想，而該理論的設計者就是前莫斯科國立大學的教授杜金(Alexander Geljewitsch Dugin)。
在歐亞大陸之間，俄羅斯何去何從？幾世紀來俄國知識人們不斷追問。杜斯妥也夫斯基明確表示不可能把俄國與歐洲分離，歐洲是俄羅斯人的第二個祖國；但是也有另一個思想潮流主張俄羅斯的斯拉夫文化、東正教都大異於歐洲的宗教、政治與哲學，俄國應尋求自身的主體性。歐亞主義就是在這種認同焦慮中提出的一個可能的答案。在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的一些流亡布拉格、柏林及巴黎的知識界及政界的運動者提出此概念，以尋求俄羅斯的國家定位，他們拒絕帝制，但也拒絕歐洲的憲政傳統，認為俄羅斯非歐非亞，而是歐亞間的獨特大陸，擬從拒絕歐洲來張舉自身的文化獨特性。換句話說，歐洲或亞洲都不足以解釋俄羅斯文化這種獨特的存在，理論家必須找到一個獨立的地理/政治範疇來描述俄羅斯，進而確定俄羅斯認同的獨特地位。而杜金近年即在此基礎上重新提出歐亞主義，標榜俄羅斯歐亞大陸的政治、宗教及文化獨特性，以為俄羅斯國家走向定位，並借用德國保守革命分子的思想概念提出令人不安的地緣政治主張，不可忽視。
杜金任教於莫斯科國立大學社會科學系，但也是個政治運動者及媒體寵兒。他是俄羅斯國會主席的顧問，據說普丁也受他的觀點影響(但杜金否認他與普丁有任何私交)。他在1995年以獨立候選人身份、2003年代表「歐亞黨」競選國會席位，但未成功。他的政治思想資源是歐洲右派思想家，曾將德國納粹時期地理政治學奠基者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以及法國新右派學派(Nouvelle Droite)思想家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的著作翻譯成俄文，也編輯納粹時代弗萊堡大學校長、德國大哲海德格的文集。他的成名作、後已成為軍校教科書的《地理政治要論—俄羅斯地理政治的未來》(Grundlagen der Geopolitik. Die geopolitische Zukunft Russlands)於1997年出版，即受這兩人影響極深。對他來說，世界政治史是永恆的海洋力量與大陸力量的鬥爭，美國是一種海洋強權，而歐洲與歐亞應結成大陸同盟，與美國及其英國同盟的海洋力量相抗。他呼籲：「今日的歐洲不再是『全球邪惡』的化身(這角色已被美國取代)......歐亞的俄羅斯應該擔任解放歐洲的角色，將歐洲從美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佔領中解放出來。」他並稱，倘若不以建立帝國的俄羅斯民族之再生為前提，這個解放計畫就不可能成功。
第四種政治理論
杜金提出俄羅斯對美國的抗爭，並非試圖重彈冷戰老調，而是打開了後冷戰時代的思想戰場。他近年來遊走歐洲各大學，推廣他的政治哲學著作《第四種政治理論》(Die Vierte Politische Theorie)(2012年翻譯成英文、2013年翻譯成德文)，其主要論點是：21世紀的三種主要政治理論是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及法西斯主義，正是這三種理論或意識形態的角力，決定了20世紀的政治史，歷史證明後兩者已經完全失敗，自由主義勝出。但杜金認為，自由主義的勝利也只是暫時，最後將是「第四種政治理論」來挑戰自由主義。這「第四種政治理論」是一種融合了後現代、後工業社會觀察、全球化批判、保守主義、歐洲「保守革命」思想(例如公法學家施密特的國家觀、海德格的存有學)的奇特產物。而俄羅斯未來的大國(或者說帝國)外交道路，正是當代政治思想及地理政治學在左右派意識形態之外找尋新方向的嘗試。或者說，他的理論試圖為俄羅斯的擴張，甚至俄羅斯的帝國化，尋得思想正當性基礎。
杜金的政治思想內容複雜而充滿矛盾。他思考歐洲對於俄羅斯的意義時說辭曖昧(歐洲究竟是敵手或是盟友？)，他對於理論資源任意挪用，例如在對歐洲中心論的批判上，擁抱後現代為其盟友，但是另一方面又無視後現代的解構性質，擁抱保守主義及傳統本質；強調德國保守革命論與俄羅斯文化的親緣性，但海德格自己其實將美蘇均視為德國的對手；更挪用了納粹思想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概念，使得其地理政治學讀來幾乎像是法西斯主義舊瓶裝新酒。但是他的影響力並不在理論深度或思想的合理(他亦自承所謂第四種政治理論隨時在思想戰場上找尋新的敵友關係，並無一致面貌)，而是其煽動力。他是媒體評論國際問題的明星貴賓，在俄羅斯政界關係良好，組織「歐亞運動」，時時撰寫理論化的政治宣言，善於從哲學上為政治實踐找出正當化理據，並勾勒出歐美主流思想的「陰謀論」，認為自由主義思想不斷打壓那些「異議者」。對他來說，哲學就是政治的戰場，非敵即友，近年來他也不斷旅行歐洲尋找右派戰友。法國政治哲學家列維(Bernard-Henri Lévy)今年5月時在烏克蘭舉行的一場關於俄烏危機的研討會上便公開警告學界，認為杜金推動的歐亞主義意識形態及其背後的「普丁主義」，已經滲透西方知識界的論述中，可能危及西方民主思想的成果，不可小覷其威脅性。
杜金不是甘於屈居大學課堂的哲學家。他挪取了施密特的著名命題「政治是敵友之分」，其眼中的國際政治是海洋力量鬥上俄羅斯為代表的大陸力量之生死鬥爭，而烏克蘭就是歐美強國逼迫俄羅斯民族的生存空間之戰場，他不斷在媒體呼籲普丁應該在烏克蘭問題上更強硬：「東烏克蘭，或者滅亡。」。今年5月2日，烏克蘭的敖德薩(Odessa)地區爆發親俄派與反俄派之抗爭，32名親俄派民眾在毒氣彈中被燒死於工會大樓中，杜金公開呼籲，對於這些兇手只有一個應付方式：「殺！殺！殺！」他的言論被視為一種激烈化俄烏衝突的極右派主張，即使在俄國國內也引起軒然大波，超出一萬人聯署向莫斯科國立大學抗議，最後校長將他解聘。
「每個西方人都是種族主義者」
今年7月，德國《明鏡周刊》編輯內夫(Christian Neef)去了莫斯科訪問這個被解聘後全力投入歐亞運動的思想家。在題為「每個西方人都是種族主義者」(„Jeder Westler ist ein Rassist“)的訪談裡，杜金強調他的後現代立場，批評西方思想的「文化種族主義」企圖將自身的文化價值及政治傳統套用在俄羅斯身上，例如德國現象學大哲胡塞爾(Edmund Husserl)將歐洲與普遍人性等同起來，這是歐洲思想的局限；今日的德國已經忘卻了自身的思想傳統，俄羅斯比德國更能吸收德國浪漫主義者、海德格、施密特的資源，因此俄羅斯不但不是邪惡的「他者」，反而是歐洲敗壞中的精神的拯救者。而德國那些從這些思想著作裡企圖掙脫歐洲中心論的學者們則遭受打壓。他舉海德格全集的編者、弗萊堡大學哲學教授封赫爾曼(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為例，認為封赫爾曼與他一樣是因為提出不同意見而被停止教學工作—不過，實際上封赫爾曼是屆齡退休，而杜金公佈在Youtube上訪問封赫爾曼的片段只見封赫爾曼細數海德格思想脈絡，無任何有關思想壓迫的說法。由此可見，杜金念茲在茲的就是描述西方政治思想的陰謀論，並進而合理化他的歐亞主義的反叛立場。與其說他是討論政治的哲學家，不如說是一個援引哲學武器的政治運動者。他狂熱於塑造某種思想史陰謀論：海德格認為，西方思想自羅馬時代以來走上了歧途，遺忘了希臘揭示的最起源的世界的奧秘；而杜金以類似的語調道出，歐洲在冷戰結束後毫無保留地擁抱了自由主義，逼迫其他思想生存空間，因而也同樣走上了歧途以及精神敗壞。他說，「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救贖」(又一次仿效了海德格1933年時對納粹第三帝國知識分子的呼喚)，而歐洲之救贖不在大西洋彼岸，僅在東邊的歐亞大陸。
「歐洲不止是歐洲的歐洲，也是俄國的歐洲」，這種論調奇特，卻不乏共鳴。例如普丁曾在俄國在歐洲的領土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這個城市在二戰前叫作哥尼斯堡(Königsberg)，是哲學家康德的家鄉—發表感言，呼喚歐洲及俄國應該珍惜康德遺產，追求「永久和平」。然而，多數人並未注意到，普丁另援引了一個與康德對話的俄國哲學家梭羅耶夫(Wladimir Solowjow)，梭羅耶夫認為，戰爭，也是實現和平的必要工具。普丁看到的俄國及歐洲，其實是共享一個思想傳統的共同體，只是，這個思想傳統在歐美主導下，排除了俄羅斯的詮釋方式。如今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可說是其歐洲救贖計畫的政治軍事版。杜金在訪談中所說的這句話，其實也可能是普丁會說的：「我深愛歐洲，因此，我對於今日的歐洲感到恐懼。我正目睹它的死亡。」杜金以溫情聲調告訴內夫，為什麼俄羅斯應該成為帝國，進而成為歐洲的救贖者。但是，內夫並不信服他的論點，這場訪談以雙方仍然互不理解結束—正如G20高峰會上普丁與他的西方對手們。德國外長史泰恩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說，他能理解俄羅斯擬在國際舞台上爭取地位的決心，但希望俄羅斯能遵守國際法，目前莫斯科的軍國主義道路是一個錯誤的方向。他這種理解與呼籲，無法阻止普丁的拂袖而去，也許歐美國家領袖必須從歐、美、亞及歐亞大陸鬥爭的思想脈絡來了解，俄羅斯對於西方中心論的指責，以及為什麼俄羅斯自認為站在思想上以及法理上正確的一邊。
正視歐亞聯盟
此刻，德俄關係仍然惡化中，普丁抱怨他在西方感受到強烈的「仇俄羅斯現象」。他在峰會前接受德國第一公共電視台(ARD)的專訪，駁斥侵入北約領空的指控，認為是北約的東擴及增設軍事基地改變了現有地理政治情況，抱怨德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只片面地認知烏克蘭危機，及西方允許烏克蘭政府毀滅東烏克蘭的一切反對派或俄裔少數族群，俄國在克里米亞的行動，都是為了阻止族裔清洗的血腥行為；另外也提醒歐盟，經濟制裁俄羅斯將傷害歐洲及全球經濟，他呼籲德國勿在烏克蘭問題上誤判而毀掉德俄近年來培養的良好關係；此外，他也以國際法庭允許科索沃自決其獨立問題來說明西方應尊重克里米亞的獨立公投—對他來說，這才是合乎國際法的，西方卻僅指控俄國「佔領」克里米亞。
除了烏克蘭危機未解外，德國日前因一個俄國駐波昂總領事館的外交官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將之驅逐。作為報復，莫斯科在G20高峰會期間也驅逐了一個德國大使館政務組的職員，德國外交部對此已表達抗議及遺憾。
歐美在G20嚴辭指責俄國時，「俄羅斯之聲」廣播電台也抱怨美國始終在找尋「新的老敵人」，從俄帝國、蘇聯到今日的俄羅斯都是美國政治宣傳機器的敵對者(或者用杜金的話，邪惡的他者)，以致有高達88%的美國民意認為俄羅斯是美國的威脅，而歐洲也是這種宣傳的共犯。這個歐亞大陸與大西洋盟國之間不斷惡化的僵局，有無可突破處？
梅克爾與普丁在布里斯本秘密長談了約四個小時，並一改德國直接介入德俄關係的慣例，邀請了歐盟執委會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ker)參加，媒體認為透過歐盟對話是梅克爾處理俄國問題的新途徑。他們談了什麼？透過史泰恩邁爾在《世界報週日版》(Welt am Sonntag)的專訪可以窺見一二：「也許我們得找尋新途徑來消解歐盟與俄國之間的緊張關係。目前的策略是，以即時協商、發動政治壓力的方式。但是如果我們想想，俄國在歐盟與烏克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時多麼不安，在歐盟如何反對歐亞聯盟時多麼不安，那麼也許我們該找的新途徑是：讓歐盟及歐亞聯盟的代表們建立聯繫管道。倘若這兩個聯盟能平等對話，那麼可能有助關係和緩。」
梅克爾與普丁的長談會如何影響未來兩國關係甚至歐俄關係發展，仍待觀察，但無論如何，俄羅斯的歐亞主義，終於進入了德國解決烏克蘭危機的議程中。一個你能認清的敵人，總比你認不清的敵人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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