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與一位德國朋友聊起歐洲各地德語區的差異。我說，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閱讀德、奧、瑞士的報刊其實不會感覺到太大的差異，少數用詞雖有不同，但多是能理解的。不過瑞士有一個特別處：德國與奧地利的德語都有30個字母，但是瑞士的德語字母系統中，就是沒有ß（而是以ss代替）（好吧，列支敦斯登也是，只不過當時我們都忘了這個也使用德語的國家），我很納悶何以如此。
這位德國朋友瞪大眼睛看著我，說：「不可能的，瑞士人用的字母與我們一模一樣！他們當然也有ß！」
從一個消失的字母開始
當然我很確定，瑞士德語沒有ß。例如，近來讀《新蘇黎世報》（NZZ）一篇談偉大英國詩人W. H. Auden文章，寫他60年代在柏林生活時穿著拖鞋上街閒晃，「上街」（auf die Strasse）的街（Strasse）就是瑞士寫法（而非德奧慣用的Straße）。因為我常閱讀《新蘇黎世報》，很清楚該國的語言規則。但當時也只當作友人記錯了，沒有進一步討論。
不過，為什麼瑞士德語有這樣的獨特性，這個問題一直存在心裡。
後來，偶然讀到一篇文章〈消失字母的歷史〉（Die Geschichte des verlorenen Buchstabens），才終於得到一個解答。其實不是她錯，我也沒錯，瑞士曾經也有ß，這個字母消失還不到百年，是有一些可能的歷史演進與語言學原因的。只是今人自然而然接受了這個差異，沒有去問何以如此。我問了，也得到一些解釋，雖然還是可能有其他的答案，但是我獲得了新的語言知識，很高興問了何以如此，找到資料梳理相關討論，為德語的演變做了一點筆記。
這本書《維也納之心：疫情時代的德語筆記》，就是一個一個問題與尋求答案、一篇一篇筆記累積起來的成果。書名已透露了這是一本與德語高度相關的書，而且，大部分的篇章都與維也納（或者奧地利）相關，是我在這大疫一年來，每天慢慢寫一點、如日記一般的累積。
我始終覺得，要觀察一個國家、民族、社會、文化，語言是重要的、也是最有趣的切入點，也因此，在我已經出版的每一本書裡，都離不開這個角度。其實每一本書也都是在「我想讀這樣的東西」的心情下寫出來的，所以這些書我是作者也是讀者，而這本《維也納之心》，也是在「想讀這樣的書」的心情下，一篇一篇寫出來的。這次寫了15萬字，內容來自大量閱讀德語報刊書籍、在街頭巷尾的所見所聞、以及與朋友們的討論聊天而來的靈感，包括奧地利（及少數與德國、瑞士相關）的文化、歷史、政治、哲學、文學、時事觀察，共202篇，幾乎都與語言有關，甚至有不少篇是拉丁語的典故（因為這些拉丁語都已經是德語世界的文化遺產）。我也談了一點點德語的文法，以及那些語言的文法如何影響德語區社會。
行李與餅乾
在德國生活多年後，來到奧地利對我來說幾乎是歸零重來，必須全新去認識一個國家與文化，以及這個國家的人民。首先面對的是語言，奧地利大部分地區屬於巴伐利亞語系，我與本地人溝通並無困難（倘若本地人願意以標準德語與我溝通的話），況且多年以前我正是在巴伐利亞開始德語學習之路，也算是奧地利德語的入門課程吧。
但是，一到奧地利我立刻去買了《奧地利字典》（Österreichisches Wörterbuch ），因為還是得面對許多與德國相異的語言習慣，不只是許多詞彙來自東歐與猶太文化——例如我在書中提到的奧地利人常說的Jause（點心）來自斯拉夫語、Haberer（兄弟、朋友）來自意第緒語/希伯來語——而且發音也有點差異。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說明其中可能產生的誤會。
奧地利《袖珍報》（Kleine Zeitung）的哈森文德（Ingo Hasewend），一位柏林來的德國運動記者，在該報服務多年後，跳槽他報，他在《袖珍報》上寫下最後一篇文章叫做〈給奧地利的愛的告白：最後獲勝的並不總是德國佬〉（Liebeserklärung an Österreich. Und am Ende gewinnen doch nicht immer die Piefkes），談從德國到奧地利生活這十幾年來的感觸。
他說，當年第一天來到奧地利，立刻有文化衝擊，因為抵達維也納機場時，聽到廣播說：「在大廳裡有餅乾（Gebäck，這個字是烘焙的食物，通常是甜食如餅乾或蛋糕）」，心想，啊，奧地利人好親切啊，居然為每個旅客提供迎賓點心。興沖沖跑到大廳，才發現廣播員說的不是「餅乾」，而是「行李」（Gepäck）。之所以會有這種誤解，是因為許多奧地利人的方言口音會將p發音為b（例如警察Polizei會變成Bolizei，湯瑪斯Thomas會變成Domas），也因此「行李」成了「餅乾」。
他另外舉了一例，說明德奧溝通的困難。一位奧地利同事去柏林出差時，在計程車上與司機說明他的行程，但兩人雞同鴨講，最後這位柏林司機實在無法理解，忍不住了，開口問他：「我們能不能說英語？」
這個例子雖然稍嫌誇張，正常狀況下德奧人民應該還是可以溝通。但是確實可以見到德語中存在的差異，也困擾著有些德國人。在這本書裡，我即（以一位「德國佬」〔Piefke〕的角度）介紹了一些奧地利特有的語言風貌。
頭銜之國
當然，除了語言以外，文化的差異也是值得談的。
這位記者寫的另一點是，他觀察到奧地利人非常重視頭銜，甚至已經是一種「頭銜的拜物」（Titelfetischismus）。他說笑道，為了能夠成功融入奧地利同事們，他想在辦公室門口釘上一塊牌子，上面寫著：Diplom-Sportswissenschaftler（運動科學學士），不過因為門的空間不夠，只好縮寫成Dipl-Spowi。
我讀了他的分享，也有同感。其實德國已經是一個注重頭銜的國家（我為此還寫過文章談德國對學術頭銜的瘋狂），但是來到奧地利後我才知道，以前認為德國太誇張了，其實不然，奧地利遠遠過之。在這個國家，有上千種頭銜，不只博士頭銜，還有碩士、工程師、醫師、教授、皇家顧問……，依照你的專業有各式各樣變化，甚至有一本專書指導你在什麼情況下正確使用頭銜以及正確稱呼他人。
舉例來說，維也納大學即明載，根據聯邦教育部的法規，什麼樣的專業獲得什麼樣的學位，均有不同規定。例如，一位漢學系的大學部畢業生，其學位是Bakkalaurea Sinologie der Philosophie，或者只寫成Bakkalaureus der Philosophie，其縮寫就是Bakk. phil.，而讀碩士的畢業生，其學位是Magistra der Sinologie Philosophie或者Magister der Philosophie，縮寫是Mag. phil.。例如，寫信給拿到這種碩士學位的女性，通常就必須稱她Sehr geehrte Frau Mag.XXX（極敬愛的XXX碩士女士）。
於是，我也在《維也納之心》裡寫了這個「頭銜之國」，以及勞動部長因為頭銜與博士學位有問題，被迫下台的故事。
對於奧地利人重視頭銜我並無意見，這並無對錯，我要學習的只是入境隨俗，仔細地研究我與之來往的每一個人，究竟如何稱謂他們才適當。某日擬寄信給某人時，正準備循例寫上以往資料稱他某某碩士（Mag.），心血來潮先查閱他的資料，發現其網站上已經標明博士頭銜，表示已經完成學位，我內心一驚，心想還好及時更新，遂趕緊把Mag.換成Dr.，世界終於免於毀滅。
紅色維也納
一個新的國家，給我的衝擊也是全然不同於德國的政治文化。要談奧地利政治文化自然是太大的題目，一本博士論文也寫不盡，我在這本書裡，從帝國寫到共和國，紀錄一些我看到的奧地利政治特殊處。例如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談，我花了好幾篇紀錄「 紅色維也納」（das rote Wien）。
稱維也納是紅色的，是因為維也納自從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向來就是左派執政。1920年代開始，紅色的維也納開始為大量湧入都會的勞動者蓋社會住宅，成為全世界的模範。當時蓋的社會住宅，到今日都還深刻影響著維也納的住宅政策。我便親自走了一趟1930年時開始營運迄今的全世界最大社會住宅「卡爾馬克思大院」（Karl-Marx-Hof），書寫其歷史，見證了這個紅色的奇蹟。
曾經在維也納生活過的知名學者如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社會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也都曾經親身經歷過奧國法西斯化以前紅色維也納的黃金歲月，他們見到了當時勞動者如何成為政治的主體，如何在政府廣設的圖書館裡借閱書籍，如何自動自發召開讀書會，彌補為工作而錯失的教育。波普年輕的時候深深受到馬克思主義吸引，可是後來他告別左派思想，寫了那本《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痛批馬克思，但是他晚年的回憶錄裡，說起青年時候親身經歷的紅色維也納時期，那些工人自我啟蒙的時光，仍是充滿美好的懷念。
閱讀他的回憶，以及走在維也納街頭觀察左派百年來創造的成果，至今仍深深影響維也納市民，不能不讓人感嘆，左派就算愈來愈式微，就算有波普說的那麼多缺失，但是沒有左派還是不行。至少紅色的維也納讓人們知道，一個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疫情、轉型正義及其他
既然是寫於疫情時代，當然，有相當多的篇幅記錄我日常中的疫情。新冠不只影響了我們的社交與公共生活，甚至影響我們的語言，另外也有從無前例的荒誕事情。作為一位寫作者，親身經歷這樣的時代，不可能不為之紀錄。讀者們在那些「攸關系統的」（systemrelevant）、「過度補貼」（Überkompensation）、「小象」（Babyelefant）、「溜溜球效應」（Jo-Jo-Effekte）……等章節可以一窺時代精神。
我也敘述一些奧地利的法西斯歷史──畢竟，這可是1938年被併入納粹德國的國家，這是希特勒的故鄉，他年輕時住過的奧地利Linz也曾被封為「元首之市」（Führerstadt）；而無數的猶太人，曾經在帝國時代在此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也在納粹佔領時期，被解送到集中營裡。走在維也納街頭，你很難無視法西斯時期的遺緒，以及當代的奧地利如何試圖去克服那段黑暗歷史。
奧地利如何面對納粹過往，並非一開始便有共識。其他國家如何看待奧地利，一開始也是難以確定，《維也納之心》裡便點到這個議題。戰爭末期時，同盟國已經在協議，如何定義奧地利，以及如何在戰後規劃奧地利的政治版圖（劃給德國？與巴伐利亞結為聯邦？往東歐發展成為「多瑙邦聯」？）。
最後，同盟國將奧地利定調為「希特勒侵略下第一個受害的自由國家」（the first country to fall a victim to Hitlerite aggression）。可是，「第一個受害者」之說，真的就能使奧地利脫罪嗎？如何解釋納粹佔領時接近百分百的同意希特勒為元首之公投？如何解釋那些被驅逐的奧地利猶太人？如何解釋那麼多協助納粹政權的公務員、甚至一般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及責任並沒有那麼容易區分，雖然戰後聯邦總理拉伯（Julius Raabe）在國會裡那麼氣憤地說：「作為被侵略的受害者，如何能夠被要求為侵略行為負起責任？！」但是，歷史的發展以及針對轉型正義的論辯，還是逐漸將奧地利帶向既是受害者、但也負有責任的路上。
多年後，奧地利另一位聯邦總理弗拉尼茲基（Franz Vranitzky）終於在國會中發言，正式確認了這個立場：許多奧地利人對於納粹暴行有「共同責任」（Mitverantwortung）。因此這本書中也寫到奧地利的這段歷史，讀者讀後當能理解，為什麼奧地利人負有共同責任。
此外，基於我自己的閱讀習性，不免提到許多偉大的頭腦留下的足跡，例如維根斯坦、佛洛伊德、海耶克、海德格、黑格爾、石里克、茨威格……等，這些人都寫出了德語世界的一流作品，但這本書並不是一本學術著作，不會討論他們的思想內髓，只是紀錄我閱讀過程看到的一些火花，以及我在其中發現的德語趣味。
不過，這本書也不是僅為了已學過德語的人而寫。我寫的不是德語教學書，而是提供一把鑰匙，試著打開被隔在語言之門後的大千世界，很多歷史或故事，解開其中的語言密碼後，一切都不再霧裡看花，例如，奧地利街頭的k.u.k.是什麼意思？皇宮裡刻著的AEIOU又是什麼？史蒂芬大教堂外牆刻著的O5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做華格納綠？……
歌德社群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2021年在德語界有一件值得紀念的事：德國歌德學院成立70周年。
我曾經在《美茵河畔思索德國》裡寫過德國思想史大師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e），他因其道德與思想高度，在1948年被選為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創校校長。其《德國的浩劫》一書，就是在戰後德國最殘破的時候出版的。他在書中問，德國經歷納粹帶來的浩劫、道德歸零後，如何重建那個文化大國？
他提議，在每個城市建立一個「歌德社群」（Goethegemeinde），讓願意學習德語的人都有機會接觸德國語言及文學，讓對文化有熱情的人能相互討論及交流。語言的精華，是界定一國高度的重要標準，我認為他的想法是正確的。70年來，各國學習德語的人愈來愈多，也包括台灣，我曾數次受邀去歌德學院演講，看著滿滿的出席者，我心想，這不就是邁涅克想像中的「歌德社群」嗎？我作品的讀者，或者對德國文化感興趣的人，不管是不是使用德語，都早已是這個歌德社群的一份子。
很高興在這樣的一年，能以這本書為這個社群再增添一本讀物與談資，雖然書名是《維也納之心》，但我相信用以紀念歌德學院70年也無不可，因為奧地利人對文化生活的渴望，奧地利的語言對德語帶來的豐富發展，奧地利文學給予德國文學的刺激，也使得這個「東方之國」（此即奧地利德文名稱Österreich的原意）早已是歌德社群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好書推薦：
書名：維也納之心：疫情時代的德語筆記
作者： 蔡慶樺
出版：菓子文化
出版日期：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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