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觀察

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災難紀實舞台?

圖片來源:flickr@Robert Couse-Baker,CC BY 2.0

二月四日這天的世界很不平靜。或許應該說,世界每天都很不平靜,只是我們剛好在這天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世界的不平靜。在這天凌晨,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在斬首了日本戰地記者後藤健二後,又釋出了將去年年底俘虜的約旦飛官卡薩斯貝(Moaz al-Kasaesbeh)困在籠中,潑上汽油,活活燒死的影片。那是在半個歐亞大陸之外的世界,而在台北,這座我所生活的城市,一架本應開往金門的飛機偏離軌道,墜入基隆河裡,造成許多不幸的傷亡。接著再回到西亞中東,得知飛官死訊的約旦火速處決了已俘虜十年的ISIS/蓋達炸彈客蕾莎薇(Sajida al-Rishawi)。就在這天,人命的脆弱,人性的罪惡,顯露無遺。

約旦飛官的影片,我並沒有膽量點進去看,國外新聞也很有默契地將畫面封鎖,盡可能地以平淡、不加油添醋、不誇大煽情的口吻陳述。對照台灣新聞過往之紀錄,很難想像這事若發生在台灣(或是較常受到台灣人關注的國家),媒體是否也能這樣地冷處理。也許我們只能在電視上看到更多充滿激情配樂、驚嘆號搭配情緒用詞的新聞播報吧!不過,比血腥影片更不舒服的(畢竟我沒看,沒有直接受到衝擊),是伊斯蘭國處理這支影片的手法:剪接、後製、配樂、旁白,像是一支二十幾分鐘長的好萊塢短片。我們大概真的在心裡希望著這只是一部電影,所有的殘忍不堪都是演出來的,但它卻真實無比。藝術般的加工與活生生的現實在此嚴重扭曲,混亂了我們對於新聞真相的接受。也因此,在一篇印度媒體Firstpost評論中看到以下文字時,也跟著陷入了深思:「藝術模仿人生,而人生反過來模仿了藝術。極端分子把殺戮處刑當作好萊塢場景般處理,而電影則以『寫實』為名消費殘暴畫面,彼此就像是個死亡輪迴」。 [註1]

我不是極端恐怖分子,自然很難猜測ISIS這種好萊塢史詩影片的用意究竟為何,但身為台灣人,我倒是受夠了台灣媒體以類似的好萊塢史詩模式呈現這座島上的每一個大災難。颱風、水災、槍擊案、加上一年兩度發生的墜機事件,媒體似乎很擔心光憑著直白語言的平舖直述、片段錄影的紀實呈現,無法徹底激發觀眾的情緒。於是,為了「閱聽人的權益」,非得加上激昂煽情的旁白,壯闊悲情的配樂,輔以動畫影片彌補素材不足之視覺畫面。前文提到的那篇評論是這麼說的:「是否有人注意到在『史實正確性』的旗幟下,彷彿成了搬演殘暴血腥畫面最好的藉口?」[註2] 雖然他說的是好萊塢電影,但在我看來,用這段話形容台灣媒體每次對於災難事件的處理,似乎再也恰當不過。「新聞真相」與「閱聽人的權益」成了最好的擋箭牌。但在我們之中,究竟有多少人真得覺得在電視前、網路上,像看好萊塢爽片一樣看新聞畫面,會是我們非享有不可的「權益」?媒體背後真正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當然,雖然新聞業常被笑稱為新聞加工業,但既然要加工,還得先有原料素材才行。約旦為了報復飛官被處刑,火速絞死兩名炸彈客就是一個「沒有畫面」的新聞事件。在人質交涉過程中,本來浮現一絲希望,認為ISIS死囚、約旦飛官、日本記者之間的交易真能成功,彼此回到自己所屬的地方,想不到現實人生中的確不太可能看到電影般的完滿結局,最後只換來在政治局勢以及種種無法理解的神聖使命(the Cause)中喪生的四條生命。沒有畫面的新聞,就像是在古希臘的悲劇中,所有殘酷的殺戮場景總是以留白處理、以台詞帶過,甚少成為台上敘事張力之高潮。姑且不論這是否開啟了沒完沒了的仇恨循環(或是早已開啟了),在相關新聞中,卻充滿了「怎麼沒有像ISIS放出畫面」的留言,不禁讓人開始懷疑,人性究竟有(能)多墮落,才會渴望被這樣如戲劇/電影一般、卻是全然真實的畫面所餵養。難道電影中那些仿真的災難場面已不再能滿足我們,只能從新聞事件中尋找更震撼的戲劇張力作為感官刺激?而所謂「閱聽人」的胃口,又是被誰養大的呢?既然這並非我們的「權利」,又對我們無「益」,為何卻依然想要眼見為憑?這一切是要怪好萊塢爽片工業、新聞手工業對於災難題材的剝削、恐怖組織屢秀下限的虐殺影片,還是人性本身的原罪劣根?

在這天一連串哀傷的新聞事件中,更令我好奇的,是「藝術」(在此採最廣義,任何「再創作」的過程)究竟在紀實新聞中扮演了什麼地位?恐怖組織想必是相信了藝術性、戲劇性的敘事力量,企圖好好包裝一番現有素材,讓「恐懼」的氛圍更為瀰漫(雖然在敘事力量下,似乎讓更多人對受害者產生心理認同,恐怕也是ISIS始料未及的);新聞加工業之從業人員也想用同樣手法包裝原始素材,聳動人心;至於好萊塢大片,自然很合理地運用了許多新聞畫面作為題材,讓觀眾不必親身經歷就能身歷其境。當然,以真人真事作為創作發想本是無可厚非,我們似乎也需要藉著這些場景情節,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自己生命有多脆弱、多珍貴,在殘酷中找到一點光輝。幾千年來的戲劇、小說、詩歌就是這樣累積茁壯的。每一場激情的戰役、每一個天地動容的悲劇,交織著人性的罪惡與偉大,或抒情、或煽情。先是事實,後成了歷史,最後成了傳唱歌詠的作品。只是如今跳過了中間沉澱、轉化、療傷的階段,藝術敘事和新聞紀實成了彼此互相利用的共同體,其中界線更難釐清。

「藝術模仿人生,而人生反過來模仿了藝術。極端分子把殺戮處刑當作好萊塢場景般處理,而電影則以『寫實』為名消費殘暴畫面,彼此就像是個死亡輪迴。」這也許是我們最不願見到的場景。事實上,這世界上還有著太多令人不太舒服的悲劇。他們沒有聳動的旁白、激昂的音樂、華麗的剪接,但這並無損於他們真實存在的確據。


【備註】

註1:原文為「Art imitates life, imitates art etc. as extremists stage their killings with Hollywood elan, while movies stage violence in the name of realism. Call it the death spin of irony.」 (出處

註2:「Anyone notice how ‘historical accuracy’ has become an excuse for staging ever more gruesome scenes of violence?」(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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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日與各式鍵盤為伍之樂手與文字工作者。翻譯作品包括《帕克特 X 藝術家─220件合作計畫》、《身心合一: 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跨文化演技》,劇評曾獲國藝會藝評首獎,文章散見於《表演藝術雜誌》與表演藝術評論台,同時也是獨立樂團Coca Koala與瘋戲樂Cabaret鋼琴樂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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