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彿踏上了一個新的世界,當網路上的民主實驗在歐美各國從選舉玩到立法,台灣終於在柯P的i-Voting之後,跟上了世界潮流,就連行政院長毛治國也公開發言,「政府不夠聰明,能幫政府一點忙嗎?」推出手機App,希望民眾幫忙管理國家、治理城市。

面對政治人物口中的改變,我們該如何期待?用新科技促進公民參與,除了問自己願意付出多少成本參與政治,也要先從政治人物的角度想,他們為什麼要踏上這條路,甚至喊出「直接民主」?

以下將從走訪西班牙、荷蘭、德國、英國、芬蘭以及希臘的經驗,試著提供幾點供參考。在這些國家中,民主程序與網路應用的結合大量出現在立法以及地方治理的範疇,因應剛結束的九合一選舉,在此聚焦討論新科技應用在都市治理的可能角色。

一、瞭解使用者需求:降低決策失誤性

例如城市願景的產生、都市規劃以及大大小小的開發案。原因簡單:一座城市該走向何方,十年、二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後的城市機能及定位等,市民們是活在裡頭的人,他們本來就有權決定。

於是市府透過網路試著將市民的聲音與訴求具體化,進入決策過程,而後由專業人士、官僚體系實現。就跟開發任何產品一樣,不先瞭解使用者需求,做出的產品誰用?全台眾蚊子館及園區即是實例。

二、政治人物的安全氣囊:分權也卸責

「開放網路上的公民參與不是技術的問題,是政治人物懂不懂得自保的問題,」德國漢堡邦都市發展與環境部城市與景觀規劃總司司長修特(Wilhelm Schulte)一語道出政治人物的心聲,從2010年斯圖加特火車站改建工程遭到十萬人上街抗議開始,德國地方政府接連面臨不同規模的抗爭,原因都是都市規劃的程序不透明、與特定利益團體的靠近等,遇上金融海嘯後德國房價上升(熱錢影響)、青年失業、政府以國有地產引進私部門資源等大趨勢,最後逼的人們上街。

以漢堡為例,民意反撲影響了選舉結果,接著上任的市府不敢大意,將與市民溝通法制化,增加民意在決策中的機會與權力。連城市未來二十年的願景,也都是花了一年半與公民團體、市民座談而來。

網路應用的各種可能性被視作化解政治風險的解方,讓大家都有機會表達意見,衝突發生在會議室裡,然後才產生決策,於是街頭就不再火爆、以下台負責的機會跟著降低,「畢竟這是大家都同意的,責任也就由所有人一起承擔,」他老實的說。

三、政策的持續性

如果說分擔責任是使用直接民主的消極面意義,「持續性」就是正面意義。

阿姆斯特丹利用wikipedia網路群眾智慧的概念,花了八年的時間,將超過千人的想像集合成2040年阿姆斯特丹的發展目標,運用策展讓超過十四萬人看見、瞭解、反饋,最後由設計師化成十項具體都市發展計畫。漢堡的都市願景也花了一年半對話,將三十六個願景聚焦至五大發展方向。

兩個城市負責都市發展的最高事務官都告訴我,花那麼多的力氣、時間將民意具體化並公之於眾,就是為了政策的延續性,否則換一個執政黨就重新來過,無法延續的建設、產業扶植,等於是浪費。「一換人(執政黨),就說要多加兩個願景,我問他,這是幾萬個公民的意志,你敢改嗎?我是不敢。」修特回憶當時反駁上級的對話。

大規模的對話之後產生了這座城市的發展共識、長期定位,像方向盤指揮著輪子一樣,告訴著政府裡大小公僕我們要去哪裡,從投資者與創業家的角度來看,也因此對這座城市更多信任。

四、追求長期效益

看到這邊你會問,「值得嗎?」八年產生一個願景,城市還有競爭力嗎?

我想問的是,當一個城市沒有願景、沒有討論,我們得到什麼發展?松山菸廠蓋了大巨蛋,華光社區地段成了台北六本木,大片公園蓋了花博園區又成了賣場。很快沒錯,但我們除了發育很快的水泥樓,還得到什麼?

看看柏林,一座佔地四百公頃的廢棄機場花了六年時間連動土大典都還沒出現,他們在想什麼?

從2008年宣佈關閉到現在,經歷了超過七十個提案、幾十萬人的投票參與,還利用了網路工具和實體活動,讓人們上網討論、入場擺攤展出設計,甚至短租,一起去想這十三座中正紀念堂大的土地,該怎麼做?政府進行了幾次發標,直到今年五月,還是被公投否決了。

「是不是太費工了?」在柏林採訪時,我問了Tempelhof開發公司公共關係主任伯根(Martin Pallgen)。作為德國最窮的城市,市政府當然對這塊地的開發有期待,「這塊地的難處是,它影響了太多人的生活」他回答。

四百公頃的機場東南西北各面臨不同性質的社區,從收入、教育程度、國籍甚至到宗教,各自不同,「這不只是個開發案,而是十二個區內的政治協調,」他舉例,西邊緊臨着中高級社區,他們期待着開發案包括了許多公共設施,甚至引進增強生活機能的廠商。同時,東邊卻是柏林較落後的區域之一,大多由外來移民及其後代組成的地段,房價顯得敏感,一旦高級住宅或商辦在此站起,上漲的房價將逼的居民離開城市,於是他們要求讓廢棄機場保持大片空地,能夠讓低階層、較擁擠的落後社區,也能有較好的生活品質。討論一直找不到解方,「於是就繼續討論,繼續找接近完美的提案,」伯根說。

從台灣的角度來看,一塊地空了六年根本是瘋了。最簡單也最平常的做法就是出現最大容積的開發案,於是政府將這塊地賣給開發商後有了大量的金錢收入,看似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讓廠商進駐、增加住宅、國庫還有收入。

但在柏林,他們過去的經驗讓他們學會了,在沒有充分討論跟規範下, 本來能夠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片地,卻反過來增加更多社會成本,讓利益轉進特定人士手中。

有效率,但對大眾來說,效益卻不存在。「攤開整體的財政、把時間軸拉長幾個任期,只是賣地,對市政府來說不一定賺,」同樣選擇用長時間討論、設計機制鼓勵產業而不直接賣地的巴賽隆納22@計畫官員這麼告訴我。

套一句荷蘭官員的話,「我們的地很少,蓋一次要用很久,效益當然比效率重要,」 利用網路鼓勵民眾參與,變成了他們主動追求的事。

總結這些政治人物用新科技鼓勵民眾參與的原因:因為它能讓公共建設的開發過程較少衝突、降低社會成本的消耗;建設多了使用者;創造政府裡政策的持續性跟長期有效的產業扶持。

與他們對談後,發現政治人物要踏上這條路,技術門檻不是問題,而是有沒有勇氣跟野心。溝通過程當中每一個官員無不鼻青臉腫,他們需要有勇氣承認自己的不足、開放性的擁抱民意,甚至鼓勵民眾打他們的臉。他們有野心,於是他能接受成功不一定在這一任內發生,他們要的是長期願景、效益,不只是追求某位首長個人及特定團體的利益。

當然,另一種讓政治人物走上這條路的常見原因,他們遇上民意的反撲,學乖了,才被動的選擇這條路。

回到台灣,我們的政治人物為什麼喊出新科技?九合一後是否學乖?他們「上路」之後是否有足夠勇氣用心走這條艱難的路?而他們的野心又是哪一種?這些都比技術的新奇、介面的新鮮更重要,而持續、大聲、嚴苛的民意監督更是必須,要讓一路上有兇悍熱情的婉君,他們才會走得下去。

photo credit:Tim Bonnemann(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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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過導遊、舞台劇演員、咖啡店吧台、董事長特助、記者。文字散落在各處。崇拜、欣賞每一個藉著文字發揮愛的人,並試著模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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