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來，台灣勞資爭議不時上演，在勞資政三方角力過程中，明顯弱勢的工會向來是被打壓、被出賣、被犧牲的角色。近來的勞工休假爭議，以及復興航空無預警停飛，在在顯示工會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重要性。
在一次次的打壓與抗爭過程中，工會對受雇者、對公司治理、甚至對穩定社會的重要性，已經無可爭辯。問題是，台灣社會真的在意工會存在的價值嗎？宣稱要提升工會組織率、支持勞資自治、鼓勵締結團體協約的政府部門，又是如何對待工會的呢？
教育體系逐漸告別人治
此刻，離台灣解嚴已將近30年，過去30年來，台灣完成政治解嚴，自1996年總統直選迄今，更已完成三次政黨輪替。
教育體系的解嚴雖然晚於政治與社會的解嚴，但就法制面來說，隨著《教師法》（1995年8月9日公布）、《教育基本法》（1999年5月23日公布）的制定與實施，教育體系也逐漸告別人治，其中，學校教師會與學校教評會的組成，也慢慢改變了原本的校園一言堂氛圍。
而原本被勞動三法（《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明文禁止的教師勞動基本權，在教師組織、人權團體不斷遊說下，也終於在2011年5月1日當天同步解禁。儘管教師的勞動三權在法制面仍被政府不當限縮，因而面臨諸多困境，但形式上教師已經可以組織工會、進行集體協商。
十多年來，不僅教育法制、校園人權漸趨完備，為了營造出一個重視人權的政府形象，藍綠政府更煞有其事的把保障人權提升到總統府的高度。
好像逐漸獲得重視的勞動人權
從2002年起，陳水扁總統開始在總統府公布《國家人權報告試行報告 （2002-2008）》，2009年，馬英九總統公布已經在立法院完成三讀的《兩公約施行法》，2010年，馬政府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2012年，馬英九政府公布《初次國家人權報告》，並在2013年進行初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2016年4月25日，馬總統在卸任前親自主持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記者會，按照預定進程，蔡英文總統將在2017年進行第二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
連總統府都動起來了，行政院各部會自然不敢怠慢。2009年，行政院核定「人權大步走計畫」；2011年，行政院成立「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責成各部會分頭推動人權保障：
法務部督導各機關學校辦理「兩公約」講習會、要求各級機關檢討修正與「兩公約」不合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教育部將「兩公約」納入各級學校課程；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派員接受種子講師培訓，主動對其所屬公務員積極進行宣導；考試院及人事行政局應將「兩公約」內容納入公務人員訓練課程，並規劃未來國家考試加考國際法；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應自「兩公約」施行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積極將不符「兩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完成制（訂）定、修正、廢止或改進。
如果政府這一系列的作為是真的，十多年來台灣社會的勞動意識必有長足進展，工會也將成為穩定社會、促成進步的正面力量，然而，真實情況又是如何呢？
依然受到打壓的教師工會
不必說勞動條件原本弱勢的私部門工會，以成立5年的教師工會為例，不僅面臨法制上的不當限縮，更時常要面對極不友善的雇主打壓（公校老師的雇主就是政府）。
以南投縣政府為例，林明溱縣長上任2年來，把積極監督教育施政的南投縣教育產業工會當成眼中釘，為了報復教師工會，林明溱濫權取消教師工會會務假，踐踏勞資團約，種種行徑已被勞動部「不當勞動裁決委員會」裁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實為政府帶頭打壓工會的惡劣示範。
南投縣政府包庇學校違法編班，相關人員已被教育部國教署懲處，打壓工會也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但身為縣長的林明溱不僅不知反省檢討，日前在縣議會中竟然還說出「校長要鼓勵老師退出教育產業工會」這樣離譜的話，證明政府十多年來的宣傳與行動，都只是妝點門面的表面功夫，各級政府首長與大小官員的心靈仍處於戒嚴狀態。
再過幾天就是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政府照例又要行禮如儀的宣示落實人權保障，但再多的口號與宣示，也掩飾不了政府官員根本不喜歡教師工會的事實。要改變這樣的困境，需要的不僅是法制面的進一步翻修，也有待更多教師的自覺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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