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

從升學路徑思考大學的公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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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指定科目考試日前放榜,今年首度出現登記分發人數少於招生名額的情況,預估錄取率將超過97%,打破大學考試分發以來紀錄。參加指考分發的66校中,有23校出現缺額,部分私校缺額超過5成,甚至連某些國立大學也有缺額,引起各界關注。

生源減少、大學數量增加,使得大學錄取率持續提高,也使排名後段的大學面臨日趨沉重的退場壓力,可以預見,這會是未來幾年台灣高教系統必須面對的棘手課題。

多元入學與聯考分發之爭

大學不僅不再是窄門,多元入學方案自民國91年開始實施以來,也早已取代一試定終身的聯考。過去幾年,透過考試分發入學的比例逐年降低,已從100學年度的61.4%降至104學年度的44.9%,而「繁星計畫」、「甄選入學」比例則逐漸提高,至104學年度已達54.1%。

12年國教想要落實國中教學正常化,大學多元入學方案,除了希望高中擺脫考試領導教學、均衡區域發展,其實還寓有希望大學善盡其社會責任的目的。

身為繁星計畫創始學校,清華大學今年通過繁星錄取的學生已達15%,個人申請和繁星推薦的名額合計高達7成,僅有3成左右透過考試分發,在台灣的頂尖大學中,清大無疑是打破考試取才,反省大學公共責任的先行者。

然而,聯考畢竟有其悠久傳統,就連清華大學當年推動繁星計畫時都曾遭受校內質疑,對習慣於以考試成績當作入學依據的朋友來說,再也沒有比考試更公平的制度。相比之下,「多元入學」顯然是勞民傷財又不公平的入學方案。就像12年國教實施的第一年,部分明星高中堅持維持高比例「特色招生」一樣,對頂尖大學來說,如果可以透過考試入學,揀選學業成績最優的高中生,似乎也是最省事的制度。

在聯考時代,考試成績決定入學機會,明星高中招收的是聯考成績前5%的國中畢業生,頂尖大學同樣被全國各地的明星高中畢業生囊括,明星高中、頂尖大學對多元入學抱持疑慮,固守考試分發的心情,其實不難理解。

單一入學所犧牲的價值

應該思考的是,考試真的公平嗎?回想一下大學還在聯考的年代,我們這些讀過高中、考過大學的人,有多少人在高三那一年就能清楚知道應該選擇什麼樣的大學?選填什麼樣的科系?多數人難道不就是按照各學校、各科系的排名,掂量自己的分數,尋找一個可能對自己最有利的落點嗎?

考試制度表面上公平,卻以犧牲學校正常教學、漠視孩子多元發展為代價,這是何其沈重的代價?

早在民國61年,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徐賢修就曾嚴厲批評聯考造成的問題,大聲疾呼:不論為教育著想,或為青年著想,聯考的辦法均非徹底改革不可。

高中聯考、大學聯考都造成分數至上、考試領導教學的惡果,在最需要多方探索、涵養多元能力的中學生階段,我們的學校教育卻將時間花在記憶、背誦與考試上、也因為凡事以考試成績為依歸,公共教育公然按能力分班,學校教育人員也不需要引領學生適性發展、不必協助學生自我對話、探索未來,更少有鼓勵學生發展興趣的師長。原因無他,就是由於這些都與升學考試無關,也都不是社會評價學校辦學的指標。

讓「多元」也成為大學評價的新指標

正因為台灣有著根深柢固的科舉取士傳統,正因為時至今日仍有許多人鼓吹回到「公平的聯考」,堅持多元取才、推出6種招生計畫的清華大學,更顯得獨樹一幟。還好繁星畢業生的總體表現,證明學習動機與毅力才是決定大學生學業成就的關鍵,也證明這是一個可以取代考試分發的入學途徑。

教育的核心價值在於促進階級流動,這也是美國頂尖大學刻意保留相當名額給弱勢階級的關鍵。比較起來,長期以來得到國家社會挹注許多資源的台灣頂尖大學,對教育與階級間的關係也要有更深刻的思考,並開展更多的行動。

頂尖大學尤應反省其社會責任,評價一個大學的卓越,可以在於這個學校有多少入學成績優秀的學生,但或許也可以是學校的學生背景有多麼多元化、或有多少出身弱勢家庭的孩子。

在少子化嚴重衝擊大學與高中供需機制的現在,如何擺脫考試選才的窠臼,讓弱勢者有更多進入頂尖大學的途徑?將成為頂尖大學的新挑戰。希望未來,這也能成為社會評價大學聲望的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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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關注教育、階級與政治議題,面對強調競爭與績效的社會氛圍,嘗試以左翼的、公共化的觀點開拓教育視野,始終相信,教育還是改變台灣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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