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在動盪中過去了。這一年因為疫情,我們在「海峽學院」計畫中針對陸生的授課,僅能以視訊完成,就算是距離較近的港澳生,在台灣上課的也不多。另外一個「海外青年技術班」雖然在12月底結業、學生可以返鄉,但以馬來西亞同學為主的外籍生們,卻紛紛表示寧可留下來。
任教多年,我與許多不同國籍、不同種族的學生相處過,對於這些境外學生來台的學習,有諸多感慨與心得。在這裡分享一些相關經驗,希望可以讓我們的大學教育除了關注排名,也能以更宏觀的視野,看見文化交流、國際往來與社會互相支援的可能。

教育無國界,也要拆掉心牆
先自南向的國家談起。本系自2004年起即受僑委會補助,設立了全國第一個「景觀與室內設計科」計畫,主要支援東南亞華人學生,尤其以馬來西亞、印尼、緬甸、汶萊等國為主。這些年輕人在自己國內,可能因種族背景而受到教育名額與條件限制,家裡經濟狀況好的可能選擇到歐美國家留學,經濟普通者,台灣就成了一個好的選擇。台灣設立的「2年制技術訓練海青班」對他們來說,是高等教育的一扇窗口,對他們回國就業、創業,提供了很好的專業支持。這個制度已經延續了近30年,培養出不少優秀的僑外生,今日也在各界有成功的事業,發揮影響力。
早期海青班以烘焙、餐飲、美髮美容、服裝設計等科系最受歡迎,主要因為與他們原生國的社經發展相容。而今隨著東南亞國家的觀光休閒潛力逐漸受到重視,觀光、旅遊、景觀和室內設計等科系也開始成為熱門選項,台灣培養出來的人才,提升了華人設計師在這些國家的地位,而改變過去被歐美設計師壟斷的狀況。
我自己觀察,這些外籍學生雖然可能受限於原居地接收到的資源不夠,思考沒有那麼細緻、專業基礎訓練也較不足,但他們往往有種樂於動手做的特質,學習態度也很謙遜。對他們來說,能學到一技之長,回國後就能在專業界佔有一席之地,這也成為他們來台學習的明確目標,與本國學生相當不同。

這樣的驅動力,讓海外學生在學習上往往相當積極。雖然一些學生需要打工賺取更多生活費,但這也讓他們往往比台灣學生更在意獨立生活的能力,並設立漸進達成的目標。我們在計畫中舉辦工作坊,從戶外家具木工實作到庭園景觀施工,讓學生就地取材、團隊合作、現場施作組裝,都是立刻可以快速學習而有具體成效的課程。即使只有兩年的相處,這些海外學生回國後仍多半與昔日師友保持緊密聯繫,結婚生子也都會跟我們分享。

從長遠的角度看,這些曾在台灣留學過的僑外生,其實都是我們的盟友。只是在「新南向」的大旗下,新冒出來的短期計畫得到撒錢挹注,海青班的教育預算反而屢次削減,甚至必須以財務自償為招生策略,令人對教育當局的欠缺遠見深感失望。

兩岸學術交流,不應中斷
文化大學應是國內與中國大陸建立姊妹校、進行兩岸學術交流最早的大學。這個淵源,來自創辦人張其昀與前董事長張鏡湖,在兩岸教育與學術領域的地位與影響力。當時的交流中,還沒有所謂「985」、「211」等「名校」限制,而是從不同學校的專業、地理區位的不同屬性著眼。也因此本校所接受的學位生、交換生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包括蒙古與俄羅斯。

2009年,我們在福建教育局的實驗計畫中,開設了最早的「閩江海峽學院」,讓陸生於大三那一年全部移地在台就學,其餘時間則由我們派老師定期飛往福建授課,包括指導畢業設計、協助在兩地舉辦畢業展,以及申請實習工作機會等等。10年來我們累積了超過500位陸生,過程中因兩岸教育體制不同,也經歷過磨合期,但學生們很快適應了台灣,學習吸收力令人咋舌,幾乎是一年當兩年用。在有限的時間內,課程設計得相當緊密,學生們彼此合作、分享經驗,更不放棄每個可以認識台灣以及各個離島的機會。

我們也盡量安排不同的户外教學課程,讓學生深入農村、社區、海岸、山村,認識寶島的特殊資源;他們參加跨年,碰到選舉也不忘觀察我們的民主制度。老實說,我自己經歷過的陸生,對台灣的印象幾乎都是正面的。媒體上有時看見陸生與台灣學生基於政治的衝突,在我的經驗中應該是少之又少。尤其能夠來台學習的陸生,家庭環境多半是中產以上,很多家長是醫師、教授、工程師、設計師、科學家,也有中科院、政府公職人員或相關企業負責人的子女。他們畢業的時候,家人藉著難得的機會以自由行身分來台觀光旅遊,這些學生也成了最佳的深度導遊與親善大使。

至於來台進修碩士與學士學位的陸生們,他們生活的時間更長,融入台灣社會與人際體制也更深。有的學生用台灣的基地為題目回去參展,獲得首獎;許多同學看到台灣在文化資產保存上民間與公部門的力量,也開始去探索自己家鄉的文化資產保存與社區營造等議題。一些陸生發現中國雖然保留不少知名的世界遺產和國家及文化資產,但近代快速都市化下,仍有不少聚落文化景觀正在消失,他們回去之後,也為這些事情努力。
這些小小的改變,或許不是當政者期待的宏大發展,但我們也很慶幸看到台灣的細緻關懷被他們帶回去觀照、深化、紮根。這難道不是我們以文化、教育、知識、技術、觀念影響對岸的利器嗎?而且更加細水長流。儘管兩岸學生在許多差異上還需更多對話,但這批來台陸生正在慢慢拉近彼此的距離。

面對中國大陸的教育學術交流政策,其實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思考:台灣在國土規劃、環境規劃設計等方面的水準絕對不輸對岸,如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海岸濕地、自行車路網規劃、國家步道規劃、城鄉風貌營造等方面,我們的操作更為細膩務實。這正是我們可以「輸出」的東西。換言之,學術交流不應只是請幾個客座教授或辦幾場研討會,而是那種對土地倫理的價值觀,與實際規劃治理的經驗交流。
去年疫情間,我寫了一封信問候武漢大學的湖泊濕地研究中心主任。我們在溼地保護復育與人工溼地營造上,一直有很好的討論,而在他們被封城之際接到問候,感動的回覆「感激不盡這樣無私的溫情」。這是鮮活的事實,無關政治,卻是人與人的真實情感。
深切期待,我們的決策者能再看遠一點,以台灣的自信,來因應兩岸的動盪關係。這樣的自信,來自我們自我的提昇,以及對人道、土地倫理、環境正義的關懷實踐。走進2021年,後疫情的動盪依然存在,無論未來是否可能鎖國、封城,人與人的交流都不可能完全斷絕。無論是對中國、對東南亞或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相信我們可以用更宏大的眼光,發展出最適合我們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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