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瑞奇（Robert B. Reich) 2007年寫了一本名為《Supercapitalism》的書，《天下雜誌》有翻譯本，名為「超極資本主義」。這本書已經出版七年，但是我認為其所提觀念不但沒有過時，甚至可以在其他面向予以延伸。
瑞奇認為，在全球化風潮下，資本主義的威力會大幅增強，而資方的力量也會不成比例地壓過勞方。瑞奇以美國私人部門勞工加入工會的人數佔該部門總勞工人數之比例做觀察，發現該比例在1945年接近1/3，但是到了2006年，比例降為不到8%。不但美國如此，歐洲、德國、日本、所有先進國家皆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工會是勞動階級為爭權益而成立的團體，負責與資方協商談判。勞工加入工會比例降低，表示工會的談判力降低，當然表示資本家的勢力抬頭。為什麼這個比例的改變與全球化有關呢？讀者由《世界是平的》一書所述當能想像，全球化之下各種勞務外包、廠址選擇、原料採買，都多了很多國際選項。若是沒有這些選項，資本家對於工會的種種要求就算不滿意也只能勉強吞下去。但是當國際選項變多之後，資本家大可以對勞方說：「我要遷廠去越南了，那裡的勞工較便宜」。一旦資方如此表態，勞工團體還有搞頭嗎？
全球化不但弱化各國國內的工會，其實也弱化了各國其他種種制衡資本家的力量。這裡最關鍵的因素就是：資本家是比較能全球移動的，但是勞工往往因為子女就學、語言溝通等因素而難以移動。於是，對資本家而言，「我能移往全球各地」突然就成了他們的最大本錢。
以台灣最近幾年一系列的降稅而言，幾乎每一次資本家都就單一稅率與韓國、香港、新加坡比。租稅制度（尤其是累進稅）其實也是某種人民對資本家的制衡，由公權力對富人課稅，維繫社會的公平與協和運作。但是一旦資本家用「你不降稅我就把公司遷走」威脅政府，許多政治人物就讓步妥協，表面上是要把本國稅率「降到與香港相仿」，實質上卻是棄守了國家代表人民對善於全球移動的資本家的制衡。
但是在全球化下各國這樣曲意配合資本家，有道理嗎、會有善終嗎？恐怕未必，理由有二。第一，全球各國以租稅、低勞工福利、低環保要求等吸引資本家，當然是個零和賽局，玩下去各國都受害。一旦若干國家形成聯盟（例如簽署共同防制避稅、洗錢之協定），則一切都可能又回復原狀。第二，資本主義的特色是競爭，而競爭勝負的關鍵是實力。2010年宏碁公司大力主張營所稅大幅降低，其檯面下則流傳某國以租稅優惠吸引宏碁營運總部遷往之。結果，台灣政府乖乖降了稅，三年後宏碁還是碰上經營危機。
事實證明，單單要國內的制衡力量在全球化之下向資本家退讓，也許能逞一時之順，但是絕對不可能有長久效果。然而麻煩的是：資本家與政客卻經常也是「看當下重於看長遠」的代表。凱因斯的名言"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恐怕最適合描述資本家與政客了。也許瑞奇描述的超極資本主義，正是這種超級短視近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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