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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月,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們住在市中心的凱悅酒店。雖然不算是高價位的旅館,頂樓的行政酒廊卻有歐美少見的貼心服務,尤其是夜班經理穆德女士特別熱情,我們也因此聊了起來。

「我是不是真的很像峇里人?」幾年前我們在印尼峇里島的時候,遇到的人都直接跟我說當地的峇里語。穆德女士是從印尼移民到荷蘭的爪哇人,這個問題把她逗樂了,「是啊,剛才看到你的時候我就這樣想」,她笑著說。

對我來說,被當成其他地方的人已經是尋常的生活經驗,在越南移民開的餐廳裡,從侍者到老闆,每個人都很自然地跟我說越南話;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最常有機會互動的應該是UBER司機,他們發現我不懂俄文都露出狐疑的表情,其實不用說他們無法分辨,看著四周的烏茲別克與塔吉克裔俄國人,我也瞧不出來自己的長相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比較起來,身為台灣人,迄今,是相對幸運很多的事情。

成為移民,突然變得好難

穆德女士說起她的移民經驗,因為大航海時代起長達300多年的殖民關係,印尼移民遷徙到東主國荷蘭已經有悠長歷史。她以前在雅加達的凱悅酒店工作,公司在阿姆斯特丹有職缺,就申請搬來了。在她抵達荷蘭的年代,只要工作與居住到規定的年數,就能夠申請入籍或是永久居留權。印尼到荷蘭的移民管道流暢,加上容易找到熟悉的生活圈,選擇這條道路的人不在少數。

「現在不一樣了」,她有點難過地說。

我知道。荷蘭從2007年開始實行的融入法(Wet inburgering),讓外來者成為公民的難度增加很多。無法通過公民融入考試的人,不但沒有辦法申請居留,甚至可能被驅離。此項測驗除了考荷蘭文以外,還有對當地文化的熟悉度。

融入考試只是困難的表象,對移民來說最大的挑戰是整體社會的態度正在快速改變。走右派民粹路線的自由黨已經成為荷蘭國會第二大黨,他們反對外來移民,尤其伊斯蘭教徒更是他們的眼中釘,而超過8成5的印尼人信奉伊斯蘭教。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不少荷蘭人背負著對殖民主義的罪惡感,對印尼存在特殊情感,然而在極右勢力席捲歐美之後,那一切似乎都變成遙遠的過去。

荷蘭曾經是印尼裔的第二個家,現在不一樣了。

被迫離開自己的家

在美國,越南裔的命運也差不了多少。越戰之後美國接納超過百萬逃離的難民,其中不少是住在當地的華僑。這些在美國落地生根的新移民有些後來成為美國公民,不過也有一些人只保留被庇護的臨時身份。這兩種狀態原本在美國境內生活沒有太大差別。可是近來,川普政府決定片面改變2008年的一項協議,給執法單位遣返犯罪或無證件越南移民的權力──就算他們已經在美國住了幾十年。

因為美國介入的失敗戰爭,讓許多越南人被迫離開家鄉,可是昔日的歉疚在「美國至上」口號下也早就煙消雲散。亞裔原本對川普政權針對拉丁裔的嚴苛態度隔岸觀火,沒想到這麼快,熊熊烈火就燒到門前。首當其衝的就是數量龐大的越南人口。

至於從烏茲別克、塔吉克、吉爾吉斯這些前蘇聯國家到俄羅斯生活的中亞人,儘管多數都是俄羅斯公民,近年來遭受歧視的情況也越來越嚴重。當地民眾經常將中亞裔與低收入、高犯罪率作連結,又因為「純」俄羅斯人生育率低,右派媒體還會刻意塑造中亞人將變成未來俄羅斯主要人口的恐懼。

「2013年,俄羅斯官方作了一次有關俄羅斯人對伊斯蘭教徒及中亞高加索人的調查,每7個俄羅斯人便有1個不願意有伊斯蘭教徒做鄰居;28% 不希望有中亞裔人士住在隔壁;4成半人士支持 "Russia for ethnic Russians"這個具有濃厚民族主義色彩的口號。」香港媒體Diva頻道的一篇文章如此寫。

離開阿姆斯特丹的前一晚,坐在酒店窗戶邊聽著穆德女士的憂慮,不免為世界的改變覺得難過。或許這些事情聽來都很遙遠,不過在不久之前,一定也有印尼人、越南人、烏茲別克人覺得種族與國族主義只是別人的事情。

而我,跟他們有一模一樣的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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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祖涵,Purdue大學企管碩士,專長於統計、財務、趨勢預測和市場分析,現在是行銷公司分析部門資深暨行政副總裁。20歲開始在中時人間副刊寫運動文學專欄,幾年前起在幾家報紙與雜誌負責定期的論壇專欄。2015年出版《關於運動,我想的其實是......》,同時在Bravo FM91.3頻道,主持每周四晚上10點「方祖涵的運動筆記」,節目於2016及2017年皆榮獲廣播金鐘獎提名,並在2017年獲頒最佳教育文化類節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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