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下旬，「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於年度全球風險報告中指出：日益擴大的所得差距是未來十年全球最重要的風險之一。約莫同時，我國財政部發表了一份新聞稿，強調近年來各項財政作為已使我國所得分配差距持續縮小。乍看之下，台灣似乎以優於其它國家的均富表現置身於所得差距可能造成的風險之外。但必須注意的是，財政部用以評估所得分配狀況的指標主要為差距的是經濟學家和各國政府常用的五等分家庭所得差距倍數。這個指標很難反映出所得差距過大可能導致的風險，不論是在全球層次或在一國之內的各種風險。
從五等分位所得差距來看，台灣所得最高的兩成家庭其所得平均是所得最低的兩成家庭的6.13倍。如果此一數字所代表的僅僅是物質享受上的差距，例如，最富有的兩成家庭有能力吃300元的大餐，收入最低的兩成家庭卻只能吃50元的便當，那麼問題並不算太嚴重；但問題若僅止於此，五等分位所得差距為15倍的美國，不也應該還過得去？
但15倍這個數字沒有說出的是：當美國最富有的1%人瓜分了全國近五分之一的年所得、並掌握了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私人財富時，卻同時有一千多萬美國人處於失業狀態，一千多萬人處於低度就業狀態，並且有150萬戶家庭必須靠政府接濟才能脫離赤貧狀態。這樣的處境使許多人一輩子看不到未來。更重要的是，富人還可以利用他們的財富與經濟地位進行各種政治遊說，以創造或強化對自己有利的不公平競爭，使得政治、經濟與社會上的不公平進一步地惡化，甚而導致社會的緊張與衝突、以及政治與經濟不穩定等風險。
自「佔領華爾街」運動以來，美國學術界與媒體輿論在呈現貧富差距的問題時經常聚焦在最富有的1%與其他的99%此一對比上，而非傳統的最高和最低五等分家庭的對比。此一新的對比並非用來誇大貧富差距之實情，而是為了要突顯出一個事實：巨大的貧富差距已經逐漸侵蝕美國立國核心價值的「民有、民治、民享」，使美國成為「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社會。
美國的所得與財富分配是如何發展至今日如此極端不均的地步呢？全球化與科技的進步被認為是導致所得分配不均的兩大主要因素。一般經濟學家的見解為，在這兩個趨勢的衝擊下，勞動市場的需求產生兩極化的現象，一端需要高技能的勞動力，而另一端對勞工技能的要求較以前更低，於是具有高技能的勞工薪資提高，非技術性勞工的薪資則持續降低。這確實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近年美國薪資差距的擴大。
然而，全球化與科技進步是一個全球普遍的現象，何以其他許多國家薪資差距擴大的程度遠不如美國﹖誠如美國政治學者赫克（Jacob S. Hacker）與皮爾森（Paul Pierson）在《贏家通吃政治》（Winner-Take-All Politics: How Washington Made the Rich Richer –And Turned Its Back on the Middle Class）一書中指出的，單純的市場力量不足以解釋美國今日巨大的貧富差距，必須從政治力與經濟力的糾結與交互作用去解釋，才能完整看見美國頂層1%的人所得與財富遙遙領先其他人的關鍵因素。
過去，許多經濟學家相信（並試著要大眾相信）所得不均是市場運作的自然結果，沒有任何人為的不公平之處；他們更進一步警告，如果我們試著去改變所得分配，將會防礙市場的有效運作與經濟成長。但此一論點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所謂的市場其實是由法律和政府規範所定義，市場的力量是在政府訂定的遊戲規則下運作的。
在美國，由國會制定的市場遊戲規則大多數是利益團體遊說下的產物。遊說需要大量的資金，根據美國非營利組織「回應政治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的統計，光是2013年美國花在遊說的金額就超過30億美元。而國會議員們競選期間收受政治獻金的數量也對其能否當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吃人嘴軟、拿人手短在此是個無庸置至疑的硬道理，當經濟資源過度集中時，市場的規則基本上是由少數的有錢人來決定的。
譬如，美國企業高階經理人天價般的高報酬就不全然是市場運作的結果，其中大有政治角力的成分。美國大公司執行長（CEO）的報酬有一大部分來自於股票選擇權。當會計準則不完備時，這種支付報酬的方式可以隱藏大量的人事成本而美化企業經營績效，進而引誘市場將股價抬高到超乎合理的水準，一來使經理人得以透過選擇權的行使賺取不當的超額報酬，二來有造成股票投資人利益受損之虞。美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FASB）早在20多年前即已注意到這個弊端，並提案要求公司將員工股票選擇權認列為人事費用。但在企業團體強力的遊說下，國會決定不得強制公司於損益表中揭露員工股票選擇權的計畫。直到2001年安隆（Enron）公司爆發史上最大的財務報表造假弊案後，揭露員工股票選擇權計畫的會計問題才又再度獲得正視。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當大量經濟資源被極少數人掌握時，這些人往往也就成了市場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與資訊的壟斷者。
50多年前，經濟學家傅利得曼（Milton Friedman）寫下新自由主義經典之作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當時個人自由正因大政府的興起而遭受威脅。傅利得曼相信：只要經濟活動不受政府控制，市場便可以發揮最佳效率；而且，不受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場能使經濟力量分散，並對政治權力的集中產生箝制，以確保個人自由。傅利得曼正確地意識到政治權力的集中是對個人自由的一大威脅，卻沒料到放任市場的後果卻是助長了經濟權力的集中，而非分散，並導致政治權力的集中。傅利得曼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可說是為對抗專制政府對個人自由的威脅而生，但在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超過30年之後，今日的美國人民卻遭受另一種威脅——少數的超級富豪得以利用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改變法規與制度，並對其他多數人的生活造成制度性與結構性的負面影響。
回過頭來看太平洋的這端，台灣最富有的1%和其他99%的所得差距有多大？台灣缺乏這方面的統計資料，但若以主計處公布的國富統計報告，以及新加坡財富研究機構Wealth-X公布的《世界超富人士報告》（World Ultra Wealth Report 2012-2013）來進行粗略的估算，身家淨值在三千萬美元（約九億台幣）以上的台灣富豪共有1,185人，總財富兩千億美元，相當於全國家庭持有的淨財富的15%，以及全國私有財富淨額的6%。而1,185人不過是全台人口的0.005%。如此的財富集中度會對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產生何種影響，值得吾人深思。當貧富差距的程度大到足以讓少數超級富豪掌控政府的法規與制度時，想要改善其他多數人的生活恐怕是難上加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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