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寮國琅勃拉邦的行旅中，我收到一位紀錄片友人從台北發來的簡訊。他知道我不用社媒，轉來紀錄片工作者邱育南在臉書上公開發表的長文。我避著山城午後的刺眼豔陽，在手機上一字一句地、沈痛地讀著育南在「寶花傳播公司」7年全職工作中遭受的工作過量、情緒壓抑與身心重創。這趟原本愉快的旅程，我已難以為繼；回想十幾年前認識育南以來的種種記憶，心疼與難過之際，我想對這個事件記寫一點思緒。
2023年5月出的事，到現在也已過了兩年。 身心科開的抗憂鬱藥，每天都得吃。心理師的談話治療，密集地每週一次，後來緩成兩週一次，再回到每週一次。...
由 Ken Chiu 發佈於 2025年10月8日 星期三
風趣可親的金鐘導演，卻被指涉為勞資糾紛的主事者
「寶花」的負責人劉嵩導演，在彼此都還年輕時我就認識，雖然多年來沒有特別機會再接觸過。我上網補充了他這些年來在紀錄片製作上的成績與榮譽，也從而看到他榮獲「國家文藝獎」和百萬獎金的得主感言，與在頒獎典禮上的完整得獎致詞。
謙虛地強調功不在己、將一切榮耀歸於團隊的劉嵩導演，看起來樸實懇切如日本歐吉桑職人，提及兄姊等家人時真情流露的哽咽，講起笑話又掩不住他的風趣慧黠。例如，在致詞最後講到好友張大春於剛創業時帶他去算命、被預測會成為「百萬富翁」，引來滿堂爆笑與掌聲。猶記30多年前任職《中時晚報》時，我和同事張大春到小酒館跟劉嵩導演一起喝酒射飛鏢時，年輕的劉嵩就是這樣風趣可親的人。
因此，讀到育南經歷的創傷細節，可以想像我有多麼錯愕、震驚。如果不是育南在文中提供了「寶花傳播」違反《勞基法》的處分書、勞動部勞保局的公文、諮商紀錄，與台大醫院環境暨職業醫學部對他罹患重鬱症的診斷證明書，我都可能想猜測，他會不會多少有點誇大其詞。
天資聰穎、理想豐沛的金穗獎學生得主
育南在政大土耳其語文學系大四時，跑來選修我的「電影與政治」課。在課程網路平台上，很快看到了他對影像相關的批判論述和文化理論的熟稔，並且熱情慷慨的分享他的廣泛知識與深刻的思考或提問。我心裡想，資質這麼優異的學生，根本不需要來修這門課，其實他可以直接進碩士班寫論文了。而育南之後考進當時的政大廣電所時，出乎我意料的，他不走於他而言輕而易舉的研究路線，卻選擇要以紀錄片創作的路徑，完成他的碩士學位。
育南找我擔任他畢業製作的指導老師，同時也邀請曾在政大廣電所兼課的張照堂教授作為共同指導。他花了很長時間住到金門，拍攝一部關於4代金門人不同之身份認同的紀錄片《門》。照堂老師給了他很多有價值的創作概念與經驗，而我幾乎只是掛名，對這部作品的指導並沒有什麼貢獻。《門》得到了隔年金穗獎學生組最大獎，育南邀我參加頒獎典禮，我純粹沾光地前往見證這位善良純真、質地極好，又富理想情懷的青年的成果與喜悅。
之後，我也和育南的幾位研究所時期的好友，一起慶祝了他和生活伴侶的同婚喜宴。展開在育南面前的生活感覺是如此美好、充滿憧憬。然而，接續的故事卻變成了這樣。
奉獻之名，剝削之實：邱育南事件的冰山一角
我相信，育南的揭露與自我揭露，主要是希望透過它做為一種救贖，和鼓舞自己有力氣向前走的方式吧。如他在臉書文章的後記所說，寫出這些經驗不在博取同情尋求支持。近幾年裡偶爾聚面時，他也只是略提了工作量太大有些疲憊，沒有多說什麼；這篇臉書文章也是經其他朋友轉來，我才知道有這樣的事。現在想來，他之前是否也怕我可能會覺得他既選擇了紀錄片的路似乎又吃不了苦，所以不想多說自己正在遭受的待遇。
育南的性情我多少知道一些，他是一位責任感強、願意承擔、有苦先往肚裡裡吞、不太懂得拒絕的人。他對獨立紀錄片創作，和藉由這個媒介來訴說政治社會文化議題，也帶著一種實踐志業的態度投入其中。而嚴肅的紀錄片製作，向來是一項辛苦的、具有理想色彩的職業，願意在客觀條件總是不足的影視媒體生態中往這條路上走，無論個人或團體，都是有勇氣的決定。如果沒有偏離初衷，育南或劉導，在這個意義上皆值得肯定。
但是，多年來我看到的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是，許多靠著申請政府文化部門或各類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的藝文製作團體／公司，寫著好聽而空洞的企劃書，在浮編的預算中極盡苛扣，將利潤最大化。我知道在不少接下大案子的所謂藝文傳播製作公司裡，只有一個執行製作一個會計，其他都是湊合幾個一次性合作專業者的空心「團隊」。
那些專門承包性質互異之各類標案、寄生在政府文化預算裡吸血的商業公關公司就不必談了。讓我比較不解的是，一些宣稱奉獻於淑世精神或理想事業的團隊或組織，也常貌似理所當然的將有志於文化藝術或社會參與工作的年輕人的熱情，與他們對投入工作的興趣和意義，轉換為（大）部分的製作成本。也就是，興趣、熱情、理想、意義，化為對工作與公司的「奉獻」，折抵在不合理的薪資單與工作環境中，從而正當化了雇主對員工的剝削。
這是個長期存在的現象與嚴重問題，但我們的社會一直默許，和容忍。容忍的，是那眾多程度不同地被剝削的受僱者，他們或為了保有一份得之不易的全職工作而敢怒不敢言，或覺得從事藝術文化工作的人，開口要求合理的待遇或工作環境，好像有點「沒水準」。而默許這現象繼續的，則是雖早已看到這樣問題，並且有能力與社會資源發言、卻不說話的人。這當然一直也包括我，都在這個「共犯結構」裡。
在每個文化藝術或影視盛會的頒獎典禮上，看著那些盛裝出席、風采翩翩的藝文名流與社會賢達，優雅、熱情的恭賀著新一批的得獎者時，我常感到有些苦澀。許多得獎者的確累積了多年的成績而實至名歸，但也會有收割著無名者的知識／才華／身體的勞動力，最後站到受獎舞台上的。當邱育南說出他的遭遇時，也許有不少私下的慰問，但似乎依舊沒有看到能夠發言的人，公開討論這樣的問題。
我無意討論劉嵩導演／寶花傳播歷來的電視紀錄片作品水平究竟如何，那不是此文關切的議題。我想說的是，我相信這樣的勞雇問題不會只是一個特殊個案，而是冰山一角，未預期的被一個受害者決定說了出來。它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普遍現象。
被論資排輩綁架的社會
台灣社會在文化藝術或其實是各種領域的論資排輩劣習，根深蒂固難以拔除。它讓年輕世代不敢輕易挑戰資深的前輩，無論後者是否真正值得尊敬與學習；同時，也是因為這些資深前輩們，很多人牢牢掌握著各種學術、文化、社會與經費的分配資源。我們社會對新人新血的結構性剝削甚至精神摧殘，就這樣不斷的複製。而論資排輩的社會，也繼續鞏固著強大的集體鄉愿，大家都不說話，最多私下批評抱怨，檯面上平靜無事，繼續豢養著華人社會在精神上的弒子文化。
我對台灣的論資排輩、集體鄉愿和「弒子文化」能有多大的改變，坦白說並不樂觀。當然，一如以往，我很希望更多有勇氣站起來挑戰這樣一種醬缸文化的年輕世代，可以在未來證明我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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