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取回發票及零錢請取回發票及零錢請取回發票及零錢」、「請使用悠遊卡請使用悠遊卡請使用悠遊卡」，這是在停車場繳費機前常聽到的機器錄音，或者通過繳費車道時會聽到的提示。一遍還不行，一定要一口氣連唸三遍。在高鐵站搭電扶梯時，「請緊握扶手、站穩踏階，不要在電扶梯上奔跑」這句對乘客的安全提醒，要以中英閩客四種語音不間斷的循環播放，好像高鐵乘客都是這輩子第一次搭電扶梯。
過度提醒，是便利還是擾民？
在尖峰時段的十字路口、施工中的道路、或機場航廈入境門口外的行人穿越道，指揮交通的員警、義交或相關工作人員，一面揮舞交通指揮棒，一面用力地吹著哨子。哨音是極為尖銳刺耳的工具，除了危險、緊急或需要嚴重警告的情況，不會也不應濫用；但是許多未經適當訓練的交通指揮者，將哨音與揮著指揮棒的手勢同步。
我們在超市或賣場裡，必須不斷忍受廣播系統循環播放的打折商品宣傳；一些店家會將一台據說是日本發明的擴音器放在店門外，疲勞轟炸的循環一兩句「要買要快喔」。一些百貨公司的小吃街，無論店面設計得多麼精細美觀，店員吆喝拉客的方式，則與夜市地攤並無二致。我們的商場文化，似乎只能停留在一種攤販叫賣的習慣裡，讓消費者或過路人只想快快逃離，而不受影響者則可能已聽覺麻木。
我們也可以發現，在表演藝術場館節目開始前以預錄的中文和腔調有點造作的英文，喋喋不休的提醒觀眾請勿飲食、攝影、獻花等等，數十年如一日。幾十年前，也許部分台灣觀眾需要這些觀賞表演的素養提醒；今日觀看表演早已是許多民眾的日常生活了，還需要重複這些提醒，必要性是什麼？或者，它也許只是反映了一種對聲音或行政文化的停滯與無感？
同樣的，在一些大型影展的戲院或者一般商業院線影廳裡，放映結束燈光打開時，場館人員或影展義工們認真的此起彼落（有時聲音嘹亮）反覆提醒離場觀眾，記得隨身攜帶的物品、小心出場腳步、請填寫回饋意見或觀眾票選單……。觀眾通常安靜地魚貫離場，可能仍在沈澱觀賞作品的情緒，但不知被誰要求必須如此喊叫的場內外服務人員，卻在他們過度提醒的噪音中，破壞了一個藝文展演空間該有的安靜氣氛。
台灣「多過必要」的聲音文化
為什麼台灣的公私立機構或商業空間，需要如此的過度服務或過度提醒？設計或執行聲音訊息的人，是認為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正常的聽覺能力？還是覺得很多人都是生活智障，需要這樣不間斷的提醒？或者，是否因為設置了這樣綿密的提醒訊息，出了什麼安全上的意外就可免除行政責任？
我時有機會在不同的國家和城市行走，未曾見過任何國家或城市，在公共或商業空間裡，像台灣這樣毫無節制的使用聲音廣播訊息與其他聲音工具。
當代視覺藝術家蘇育賢一件精彩的影像創作《多過必要》，讓我望文生義的挪用此一生動的名稱，它似乎一言道出台灣日常文化裡的許多現象。「多過必要」的聲音文化，究竟反映了些什麼？
它可能起碼顯示台灣社會對聲音訊息，包括音量和音頻極不敏感的聽覺文化。過度重複的訊息、過大的音量或過高的刺耳音頻，在公共空間形成了對人的精神冒犯和身體侵略，但聲音的設計者、執行者或空間的負責人卻毫無感覺。
台灣的當代藝術領域，早已有愈來愈多聲音作品或裝置，聲音藝術在跨界藝術創作裡也佔有重要的角色。然而，台灣日常生活裡的聲音文化依舊粗暴麻木如昔，這也是相當諷刺的事。我們不想看糟糕的視覺呈現時，可以閉上眼睛或把頭扭開，但我們無法關上耳朵、不聽惡質的聲音呈現。一位助聽器店的檢查師說，政府與社會大眾非常注意與眼睛／視力相關的規範，但是對耳朵／聽力方面的政策就粗疏落後許多。
過度提醒放大瑣碎事務，難怪台灣永遠「長不大」
除了對聲音的粗疏與粗暴，「多過必要」的聲音訊息，在過度服務與過度提醒裡的瑣碎嘮叨，不但容易使原本希望提醒注意的效果遞減，或因麻痺效應而製造了反效果，也可能反映了關於台灣社會的另外一些文化面貌或徵兆：一個「長不大」或不想長大的台灣社會，以及一個參與不了或無能參與國內或國際的重要之事、從而不斷放大瑣碎事物或將事物意義瑣碎化的社會。
多過必要的聲音，竟引導出這樣的描述，肯定要被認為太過跳躍而缺乏論證。若斗膽進一步「粗暴」且冒犯的說，我認為它已經逐漸成為台灣社會的某種集體心態或國民性格。「國民性」（national characters）當然又是個極為政治不正確的字眼與概念，我於此暫且存而不論，之後的文字裡會回到這些論點上。下一篇文字，我會接著檢視台灣日常文化裡的其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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