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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國人」來了!──中港菁英較勁

十一長假,香港島上,人滿為患。

每一年的中國國慶,香港的陸客都在增加,今年第一天湧進的16萬陸客,比前年首日整整多出6萬人。彈丸之地生活的港人根本不敢出門人擠人,一位香港朋友說,港島和尖沙咀間過江搭船的人潮如餃子下鍋,路上則人浪如波濤,她直言:「國慶日,『強國人』來了,我們得轉彎。」

這兩年,香港常民文化玩出許多語彙。「強國人」是最新最熱門流轉的字眼。這其實是個值得玩味的詞彙。過去我們會稱某個國家是強國,但很少聽過哪國人被稱為「強國人」。

「強國人」這一詞,似乎是一種香港人對於強勢中國的一種內在焦慮的反照。

這幾年,中國客帶動了經濟、炒高了房價、破壞了本地原有特色文化:名牌店取代茶館、北京話取代了廣東話、香港孕婦因中國產婦擠壓了生產和教育資源、元朗和上水充滿搶奶粉的陸客,而這些都讓港人很煩惱。

香港九七回歸後,香港人國家認同曾經在北京奧運達到高峰,如今跌至谷底。

撇不掉回歸的事實,心中又有許多悶氣,於是,「強國人」變成一種解嘲的語彙。港人自然發展出一套文化語言,用「強國人」來描述另一種「他群」(中國人),突顯「他群」與「我群」(香港人)的不同。這個語言標誌,有點像台灣人喜以「天龍國」揶揄台北人一樣,標誌著彼此在文化、品味、價值選擇上的差異。

「強國人」看似香港與大陸兩地人民每天的衝突,但這只是第一層,其實「強國人」背後,是「強國菁英」的雙邊較勁。

中共不論是過去奪取政權,或治理整頓各部門時,有一種「摻沙子」的方略。這種作法就像在一碗乾淨的米裡,慢慢摻入幾粒沙,過程中讓人難以覺察,結果慢慢地,最後把整碗米置換成沙。

如果仔細觀察香港中環的企業或政府部門菁英,包括教育界菁英,就可以看到這背後的「摻沙子」的置換策略。

在中環,更開始有些營業場所,白天是餐廳,晚上開起共產黨員會議。新聞界和教育界的菁英也在徹底被改造中。

香港記協今年最新調查發現,從2007年開始到去年,香港新聞界逾三成的工作者承認曾進行自我審查,遇到「中國政府敏感」的新聞,會自動過濾,例如「港獨」。不少媒體所有人有政協常委背景。這使得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組織的排名在今年降到第58名,這個名次在2002年是18名。港媒公信力也出現六年來新低。

教育界的變化也很大。不到一個月前,香港高教界慶祝國慶六十四週年,這裡群聚著香港學界的最高菁英。他們迎來北京的教育高層,也滿心歡迎來香港中聯辦的大小官;他們不只唱中國國歌,還在酒店裡唱起愛國歌曲〈歌唱祖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誰敢侵犯我們就叫他滅亡。」一位來自中國、已當上大學中階主管的朋友不客氣批評:「一些校長和老師紛紛站上舞台合唱,現在香港本地菁英對中央的臣服都寫在臉上了。」

這個朋友雖然不為中國或香港政府工作,對雙方的認同感也薄弱,但他的確擠掉了香港人的工作機會。

如果看一下香港回歸到現在人口的變化,人口增加約七十萬(從649萬增加到718萬),但香港本地人的生育率在下降、少部份港人移出,香港的人口增長來自中國,持單程證從中國大陸來的移民已超過八十萬。這其中有來依親、有通過投資計劃,高資產移民進來,也有政府外派公務員赴港。而中國公安部,則握有每天150位中國人赴港居留的審批權。

「強國人」背後其實是中共有計劃地,從經濟實力、地理佔據、人口輸出的全面戰略。

這也可以看出,在「中英聯合聲明」即將在明年步入三十年後,中國與掌握港澳事務的領導班子,已經跟三十年前,懷著良好樣貌,溫柔呼喚香港回歸,確保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維持五十年不變的允諾,已有截然不同的想法。

現在的中國,是強政府。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近英國《金融時報》採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時,預測中國將在2016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這可能是近來預測中國經濟跑得最快也最樂觀的一個。

它的強,是帶著刺激他者成長的一種「遼闊的強勢」。

它遼闊的強勢,刺激你緊張,讓你知道世界在五千萬白領、兩億年輕藍領釋出後,商業環境會有多競爭。它刺激你進步,讓你知道他們有多飢渴和野心滿滿,讓你知道電影《海闊天空》(原片名:中國合夥人)裡的黃曉明,其實還有千千萬萬個;它的強勢也會讓你腎上腺素激發,讓你知道大市場有多甜美,征服有多快意。

但它的強勢文化也帶著侵蝕性,是將他者同化的一種「霸道的強勢」。中國這種霸道的強勢,除了之前提及對香港的表面上物價、物質的影響,更深層的是對企業倫理、社會文化以及人心的改造(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去年計劃改造國民教育內容),甚至於高層菁英的置換。

所以,「強國人」一詞,表相上消解香港人的國家認同緊張,但深層港人的焦慮來自香港文化的淘洗,整體被「借殼上市」的危機。

怎麼解讀「強國人」對香港帶來的多面向意涵,對台灣是很重要的學習。不少香港的有識之士,開始跳過對強國人的偏見,進到更深層思考,反問自己:什麼是香港?什麼是香港信守的價值?他們開始挖掘與爬梳屬於香港的價值體系,甚至開始內塑出一種責任感與危機感。

這種把香港命運與個人/群體相連的思想與行動,開始改變長久以來「搵食」(討生活)、功利、現實的文化主調。特別是九○後的年輕人,他們把通識課帶到廣場上,開起公民夜課,他們思考和論述都很深刻,例如「愛國=愛政府?」、「中港融合下的農民工處境」。香港正在重新思索他們要的生活方式與價值。

台灣擁有完整的主權,雖跟香港境遇不同,但我們也可能很快速遭逢「強國人」來自各面向的洗禮。「強國人」給港人帶來挑戰,也帶給港人一份重新認識自我的禮物。光與影,總是並存的。對我們而言,這或是一個檢視自身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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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莉,從台北流浪到北京與香港,從文字玩到影像。關注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變化、台灣青年生存狀態、不平等時代下的教育出路。現任《天下》副總編輯兼影視中心總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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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莉,從台北流浪到北京與香港,從文字玩到影像。關注台灣與中國關係的變化、台灣青年生存狀態、不平等時代下的教育出路。現任《天下》副總編輯兼影視中心總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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