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２９日下午，徐州路台大社科院第一會議室，二十多位社會運動團體的成員等待陳光誠的來臨。這位來自山東的盲人律師，自２００５年遭中國政府軟禁、監禁、然後又軟禁共近七年。去年四月透過朋友的協助攀牆逃離警察及村委的監視，至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引起一場中美外交風波。這位維護殘疾人士的權益、反抗政府強制墮胎的「赤腳律師」，這天穿著短袖藍白格仔恤衫、戴著招牌墨鏡、滿臉笑容，在妻子袁偉靜的陪同下，走入了我們當中。
陳光誠訪台帶動了一場爭議。他的簽證是不是莫名其妙地耗了過長的時間；總統為什麼不願接觸；雖然在立法院發表公開演說，立法院長為什麼取消接見；不僅執政黨，似乎所有政治人物均保持安全距離；陳光誠個人對統獨的說法，也成為話題。
我聽著陳光誠描述他在中國的生存環境，不禁興起這樣的感觸：台灣人什麼時候已變成大陸人了？
台灣民眾今天面對的處境，也是對岸上億人口的現實。中國政府利用人性的自利及恐懼，遂行對人權的壓迫。相同的手段控制國內異議人士，也牽制著台灣。中國共產黨似乎早已經把台灣中國化，把台灣人民當作其子民對待。
陳光誠和我們分享他和家人受國家「控制」的經驗。公安以恐嚇對待他及他的親人，政府則提供相當的財務誘惑周圍的人。陳光誠估計：他和家人的軟禁在高峰期提供了一千多人就業機會；當市場工資為一天五十元人民幣，政府給予配合監督陳光誠的村民報償是一天一百元；儘管發薪的部門會扣百分之十，和官方合作帶來的九十元薪資仍然遠高於一般的工作；當地政府的抽成據說高達一千多萬人民幣，所以官員個人也從中受益。居民檢舉外地訪客的報酬是五百元，還能拿取不速之客的財物；等等。
中國政府利用人性的恐懼和貪婪，似乎已達成熟的階段。這種體制到底會培養出什麼樣的人民？什麼樣的心靈？什麼樣的文化？令人無法想像。
而這正是對台灣的警惕。每當我們為了便利而妥協原則、為了獲利而忽略對與錯，我們的本質就被改變。每一次的發生，我們就有稍微的變化。我們變得比較不像那二、三十年前才逐漸克服「白色恐怖」的人民；我們變得比較不像台灣。每一次的發生，我們更像寧可通風報信、選擇九十元報酬的鄰居；每一次我們不論真理和正義，而選擇方便、屈服於恐懼、甚至追求個人利益，我們的價值觀更加反映中國社會的現實。每一次的發生，我們就更成為中國。
歷史成形，並不是單一事件所塑造。無關緊要的決定、微不足道的發生，一次再一次，累積成為今天的結果。人生不給我們特別的機會，發表我們的信仰、聲明我們的原則。我們永遠等不到那個非凡的場合：超脫日常生活的繁瑣和現實考量，如哲學家似地完整、有系統地表達心中潛藏的價值觀和自許。相反的，是我們每一天的選擇、每一次的作為累積起來，塑造我們的命運，形成現在的我：要不要接見陳光誠；要不要發簽證給達賴喇嘛；要不要犧牲細微的觀光收入，在影展播放擴充國人眼界的紀錄片。這些作為界定了我們，形成、也呈現了我們的本性。
陳光誠值得跟我們分享的正是他對人性的領會。囚禁軟禁多年，他的信心是否曾經動搖，又面對了什麼樣的誘惑？負責監督他和家人的保安人員，在四周沒他人的情況下，是否曾經露出善良、仁慈的一面？過去一年在自由和民主世界裡所接觸的人，是否也曾經展現殘酷或自私，是否令他想起遠在山東的同胞，以個人利益為名，所表現的懦弱？來台訪問，從受邀至今的幕後運作，他又有什麼感想？他的成長過程（身為盲者、自讀法律、為弱勢維權、對抗黨機制），選擇這條路所做的思考﹑面對的艱辛﹑需要的毅力及最終必要的犧牲，都值得我們學習。
你和我都具備齊全的人性：當然有貪心、自私、膽怯，但也有慷慨、仁慈、魄力。提昇人性的哪一面，是我們每天的選擇。面臨現代的「紅色恐怖」，我們知道當下的抉擇，二、三十年後也會成為後輩判斷我們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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