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翁台生寫的《CIA在台活動秘辛：西方公司的故事》（聯經，1991）是近年來此類書寫中的傑作，那麼《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紀錄》（陳儀深訪問，彭孟濤、簡佳慧整理，遠足，2016）大概是最「莫名其妙」的一本著作。
《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記錄》荒謬的是，陳儀深（中研院近代史副研究員）並沒有珍惜這次訪談，問張憲義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反而讓張憲義侃侃而談他的「反核武、救台灣」的高論，好像台灣政府應該頒他一個青天白日勳章似的。當然，住在人家家裡做訪談，吃人的嘴軟，本來就是訪談大忌，加上或許訪問者心存厚道，因此雖然過去累積了那麼多口述歷史經驗，這次卻完全破功了。
張憲義是不是CIA的間諜？《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記錄》整本訪談有混淆視聽之嫌。我想凡是有點普通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國家一般公務員洩密有刑法瀆職罪，軍人洩密有陸海空軍刑法20條：
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軍事上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電磁紀錄或物品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戰時犯之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前項之軍事機密於敵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在《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記錄》中，張憲義一直強調他沒有帶走任何國防文件，就是為了迴避這一法條。
那麽口頭告知美國官方呢？就算他沒有因此收受報酬，但書中他承認辭職多年前（1982），即已不斷有美國官方情報人員與他「接觸」，而且他也接受他們的會談，那麼，身為中華民國的陸軍上校，身兼核能物理學家，且工作於敏感的中山科學院，對於台灣可能發展核彈的事實，有第一手證據，張憲義難道沒有一絲絲敏感，知道這樣的「接觸」是大大違反軍紀，完全背棄了他的職業倫理嗎？
而且，書中張憲義承認是美國情治人員安排他及家人赴美，且安置他們於安全居所，給付生活費，並協助張尋獲新職，直到幾十年後安然退休。凡此等等，如果說不是法律上接受賄賂的對價關係，到底又是什麼呢？
張憲義難道不是間諜嗎？
讓我們看看張憲義在《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記錄》2017年元月新書發表會上接受遠程視訊訪問時怎麼講：
張憲義感性地說，他接受訪談並不是為了金錢，也不是為了平反，而是因為前聯合報記者王景弘為追蹤此事鍥而不捨，他要還這筆欠了快30年的債。張憲義說起個人在1967年到1988年之間，參與台灣核武研發的過程。並講述最初核武研發，單線指揮領導是『前總統蔣介石—前總統蔣經國—將軍唐君鉑—核研所所長錢積彭』，錢積彭退休離世後，在國防部策劃下，成立另一單線指揮領導『前總統蔣經國—前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葉昌桐—核研所所長劉光霽』，美國政府也得知郝柏村已進入核武研發的決策核心。
張憲義的出逃決定包含個人因素，但他強調，他非但不是要出賣台灣，而是因他擔心核武研發成果被政治野心人士利用，危害台灣安全與社會安全穩定，他秉持著這樣的理念與美國合作、離開台灣。所謂政治野心人士是誰？他回答表示包括軍事強人、當時甫成立的民進黨、或也可能是國民黨或任何其他人。他說，郝柏村指責他叛國也無所謂，但他自始至終都沒有背叛蔣經國『擁有核武能力但不製造』的核武政策，他背叛的是『郝柏村的企圖心』。」（摘自自由時報〈出面揭露心路歷程，張憲義：絕非出賣台灣〉）
張憲義不斷強調他只是「背叛郝柏村」而不是「背叛台灣」。然而，他「背叛台灣」的定義和許多人或許也不同。除了郝柏村，他還背叛了蔣中正、蔣經國、唐君鉑等人，深究一些，他還背叛了當時至今主張發展核武以保衛台灣孤島的所有人士。
張憲義唯一做到忠心耿耿的是對於美國官方，他們最不樂意看見台灣發展核子武器。關於這段經過，不妨引用《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記錄》中張最介意的一本書中的話，做為讀者參考：
關於台灣研製核武的動機，應回溯到1960年代。1964年10月16日，中共在新疆羅布泊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情報單位分析，由於試爆所產生的放射性輻射塵埃裡，並沒有發現鈽元素，顯示中共並非以鈽 239 作為原子彈的原料，而是直接使用濃縮的鈾 235。這件事震驚了全世界，因為這證明中共已經具備了提煉高濃縮鈾的技術。緊接著在1966年春季，中共又試爆了第二顆核彈，那是一枚更為可怕的氫彈！代表中共已進入了熱融合的世界。
這對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造成極大的震撼，蔣介石總統於是下定決心要在台灣發展核子武器。他找來一批科學家，討論發展核武的可能性，不過，當時的科學顧問吳大猷博士並不認同。
後來，台灣在核武研發方面能夠跨出第一步，是靠以色列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恩斯特．大衛．伯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博士的一臂之力。伯格曼是國際核能界公認的『核彈之父』，蔣介石總統就在1963年時，派遣核心幹部唐君鉑將軍出席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原子能總署年會，與伯格曼見面。
唐君鉑結識伯格曼後，力邀他來台灣訪問。伯格曼對蔣介石總統很推崇，敬佩蔣總統是二戰時期的偉人之一。
同年，伯格曼抵達台灣訪問，蔣總統以國賓之禮接待他。他們在日月潭的涵碧樓賓館密談了三天，蔣總統向他表明台灣要研發核武的決心，伯格曼建議台灣模仿以色列的模式，先設立一個研發的專責機構。後來蔣總統即指示成立中山科學研究院，開始發展以核武為主的武器研發計畫。」（摘自賀立維，《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我們出版，2015）
《核彈MIT：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作者賀立維的背景與張憲義幾乎一樣，差別是張憲義為美國田納西大學核子工程博士，而賀立維是愛荷華州立大學核子工程博士。他們都是陸軍理工學院（後改名中正理工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在大學高年級因為唐君鉑與王唯農的全力栽培，改讀清大核工系，而且可以選修一些研究所的課程。他們二人都是公費赴美深造，返國之後，直接進入中山科學院核能研究所服務。
賀立維在書中也提到，有美國情治人員在他到美之後，也曾透過途徑要與他會談，只是他比張憲義要有警覺性，立刻報上級請示後續，上級交代他不妨順勢與其搭線，看看對方究竟是何許人，到底想知道什麼。
而張憲義自己在書中承認，美國CIA持續觀察他，並與他進行正式接觸，是從1982年開始的：
我通過CIA的測謊後，美方就成立專案。我們大約每隔2至3個月定期在士林夜市附近會面交談。會談的內容大都是與台灣核武研發有關的重要採購項目，或中科院與政府層峰的簡報會議等……
那麼大家認為呢？張憲義是或不是美國的間諜？
所謂「美國的紅線」
《核彈！間諜？CIA：張憲義訪問記錄》書中最奇怪的矛盾是，2016年張憲義口口聲聲他只是「背叛郝柏村」，但書裡卻也寫著：
美國對台灣發展核武如此緊張？是因為我們踩到了美國的紅線。……
我們可以從北韓、伊朗的核武問題，大致了解所謂的紅線在哪裡，也就是在3到6個月內，可從已有的設施、材料、技術。組裝成一個可爆炸的核子裝置，而且能夠安裝在發射載具上，這就是美國認定的紅線。雖然蔣經國再三的宣示『我們有能力但不製作』，但核武的研發工作一直在暗中進行。
……當時郝柏村究竟有沒有下達命令，要中科院製造核武？坦白說，我沒有任何白底黑字證明上級確實曾下達命令；就算有，我也沒看過。
另一個前後不一的說法，在於張憲義對於核四停建的爭議，當陳前總統宣布將停建核四時，張憲義曾寫信給陳，書中說：「反對停建核四有很多理由，我在信中並未解釋。我所闡述的不是關於永續發展的課題，而是國家存亡的問題。當時我沒有直接點出這個關鍵，如今可以解釋清楚。」為何是「國家存亡」的問題？那麼他當年為何要反對發展核武？
至於他「現在」的解釋又是什麼呢？
現在核四廠已經停建，雖然台灣因此失去了國際對於台灣核電廠安全的關注，以及自力發展核武的國防威嚇能力，但因為陳水扁所宣示的『決戰境外』概念，台灣仍然可以提升高科技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提高台灣獨立生存的國防軟實力。（見原書p136，標題為「非核家園是台灣必走的路」）
這樣的前後反反覆覆，張憲義辯護自己說是福島事件影響他太大，但書中卻未分析原因，僅表示他贊成台灣成為非核家園。看來很需要再出版一本書，把他的前後矛盾之處澄清一次。
張憲義書中經常提到他主張人類和平、世界大同，他實際上是為此才離棄台灣這個祖國。是的，但是同樣的表面行為，或許也可能來自不同的原因，綜合書中所述，大致不外乎：對直屬長官的不滿，或是對自家前途的長遠打算，或是糊塗衝動等等，這就只能是他個人在午夜夢迴時摸摸良心，才會真正承認的。
前澳洲政府軍事戰略顧問、目前任教澳洲國立大學的懷特（Hugh White）七月初出版新書《如何保衛澳洲》（How to Defend Australia），建議澳洲思考擁有核武。台灣人看了只有嘆息、困惑的份兒，因為張憲義事件，台灣早在30年前（1988）就受美國之迫，自廢武功了。
延伸閱讀：
◆紐時記者韋納新書：張憲義臥底20年，中情局廢台核武武功。林博文，中國時報，2007/8/8
◆《CIA──罪與罰的六十年》，Tim Weiner，杜默譯，時報出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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