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因為等不到器官移植而喪命的人,在全球以數百計。器官移植所面臨的道德疑慮,在許多國家進步人士的推廣之下,已證明純屬多慮。 圖片來源:The Conversation

親愛的史密斯先生:

向您致上我對於您痛失慈母最誠摯的哀悼之意。摯愛驟然離世,是最讓家屬痛苦難忍的經歷。在這艱困的時刻,您願意為他人設想的勇氣與力量,乃是對您和追憶您母親最好的致敬方式。在此我希望與您分享,您母親所送出的這份人生大禮的相關訊息。

您母親的肝臟這項寶貴的贈禮,送給了一位來自都會區的48歲男士,他是一個女兒的父親,病倒前是擔任機械技工,目前因為感染的問題,這位父親還沒有出院,但是他移植後的恢復狀況良好。他的肝功能正常,正期待能儘早出院回家。這位父親萬分感激能獲得移植機會。

您母親右腎的贈禮,送給了一位住在都會區,有3個孩子的60歲母親。她病倒前在心理衛生領域的品質保證部門工作。她的心臟因慢性高血壓和糖尿病而發生衰竭。這位女士於7月21日出院,她感覺自己恢復良好。她不再需要洗腎,正充滿期待重返忙碌的生活。

您母親左腎的贈禮,送給了一位有數個孩子的57歲男士。他因為慢性高血壓和糖尿病而引發腎衰竭。他於7月22日出院,不再需要洗腎。這位男士表示,由於您母親的贈禮,他獲得重生的機會。自從開始生病,他便成了殘疾人士,但他直到發生腎衰竭前,都還在當地的郵局上班。這位病人已跟我回報,現在他能「產生健康的尿液」,這個對一般人來說理所當然的事,對這位男士來說,卻是他狀況良好的指標!

您母親的角膜,也成為兩位女士重見光明的寶貴贈禮。一位是來自鄰州的66歲女士,另一位則是59歲,居住在此地。這兩位在進入開刀房時,有一眼是看不見的,而在手術結束後,皆已有了視力。她們兩位對您一家人都萬分感謝。

可惜的是,經過評估,您母親的心臟、肺臟、胰臟、小腸和其他組織,不適用於移植,因此並未手術取出。當您同意捐贈的那一刻起,器官移植的意義便是你給予等待名單上那些病人的一個希望。再次感謝您的支持與奉獻。

……(下略)

移植協調師 崔希葛拉夫 敬上

(原文出自《遺愛:器官捐贈背後的真相》,Traci Graf原著,華子恩譯,天下文化出版。)

生命的大禮

近年來頗有些醫學院相關科系畢業的知識份子,投入辛苦的中譯工作,而且成績斐然。翻譯《遺愛》的華子恩就是其中一位。

《遺愛》原作者崔希葛拉夫(Traci Graf)擔任器官移植協調師之前,在醫院的外科病房做過16年手術技師,本身是護理師,人一進入手術房,對病患身體內外的一切動靜,可謂洞若觀火。她的醫學知識與臨床經驗,對於這本幫助讀者理解何謂「器官移植」,以及器官移植捐過程中所可能發生的科學現象與人性表現,有絕對加分。

難能可貴的是出版社找到恰當的譯者,細心的讀者,當能感受到華子恩翻譯時的如履薄冰,對他而言,細胞不只是細胞,血管不只是血管,器官不只是器官,而都是重啟生命這部偉大交響曲的關鍵要素,你必須尊重它,否則無法正視當一個生命真的無法挽回時,為何將器官捐贈出去挽回另一個生命,有那麼巨大的急迫性。

我順著文本次序往下讀,越讀越能體會,為何江仰仁(台灣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執行長)會在《遺愛》附錄中說,這是「一本重要的書」,他感謝出版社的遠見,能夠出版像這樣冷門的書。時值台灣選舉,正無端扯上彼岸的器官移植風波,我心想,如果讀者能夠認識到器官移植牽涉到的層面無比複雜,諒不致被媒體上煽動的新聞片段所影響。若沒有國家級的政策支援與物質配備,即使再專業的醫療人員與社會工作者,亦絕難達到器官配對而適時完成移植任務。

而當我讀到《遺愛》中譯本154頁以上這封移植協調師寫給捐贈器官家屬的溫馨感謝信時,已卸下對器官捐贈的所有疑慮,決定死後將所有器官捐贈給需要的人。當然,首先我必須努力保持身體健康,以免器官將來不堪移植使用。

從上面這張圖表中我們看到,每百萬人口中捐贈器官者最多的西班牙,在ONT專責機構成立後,捐贈者人數一路上揚。圖片來源:Wiley Online Library

採用「主動退出制」的國家除非國民主動要求退出,一概是潛在的器官捐贈者,在其臨終時,捐贈程序便會自行啟動。這些國家每百萬人口中的器官捐贈人數,一向是「主動加入制」的倍數。上圖為2010年與「主動加入制」國家的對比。台灣屬主動加入制,每百萬人口中的器官捐贈人數,只有西班牙的1/6。圖片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成功的西班牙模式

《遺愛》一書講的是美國器官捐贈的系統。作者將這個系統實際操作的情形,以及相關人士無不卯足全力的心理狀態,做了十分精彩的寫實。依據江仰仁的說法,台灣的系統在病人的登錄條件、疾病嚴重度評分、器官分配原則等方面,大致上類似於美國UNOS系統,但是美國實際執行器官摘取、運送、分配的OPO(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是獨立於醫院之外的營利組織,一個OPO可能必須負責一個州數百家醫院的器官摘取運送業務,而在台灣,OPO都由大型移植醫院義務擔任,再由這些大醫院自行與中小型醫院簽約,組成自己的勸募網路。

由醫院同時負責OPO的角色,即為西班牙系統的特色,然而西班牙的器官移植模式採「主動退出制」,意思是除非當事人經過正式聲明的手續,人人都是當然的器官捐贈者,遭遇意外或生病死亡,醫院會自動進入器官捐贈程序,無須經過向當事人最近親屬勸募器官的階段。

直到2017年,西班牙仍是全世界捐贈器官比例最高的國家,每百萬人口中捐贈器官者達46.9人。目前採用此制的歐洲國家包括克羅埃西亞、葡萄牙、以利時、法國、奧地利、義大利、芬蘭與瑞典等25國,一般說來死亡遺贈器官的比例都高於「主動加入制」的國家。

據統計,西班牙中主動退出器官捐贈的人口約占1/5。自從1989年健康部門成立ONT(the Organización Nacional de Trasplantes)以來,擔當起協調及監管全國器官移植捐贈的任務,當時每年每百萬人口中只有15人捐贈器官,在10年後成長一倍為30人,到2017年則已增加為46.9人。西班牙模式的要角,是加護病房的醫護人員,在ONT的專業協助下,務求將病人遺體的器官以高效率捐贈給其他正在等待各種器官移植的病患。

然而西班牙模式並不僅以加護病房的病患為潛在捐贈者,還把觸角伸向醫院急診室與一般病房,只要是年過65的病患,都是ONT工作人員的關注對象。有些國家對於老年人捐贈器官並不熱衷,在ONT的努力下,西班牙器官捐贈者已有10%是超過80歲的老人。相對於美國僅有7%是65歲以上的捐贈者,顯見事在人為。

在西班牙,由於官方大力宣導,器官捐贈成為較沒有道德曖眛性的單純助人行為。ONT成立電話專線,全年到頭、一天24小時有專人接聽,回答民眾對於捐贈器官的所有疑問,而器官捐贈的宣導更是深入基層,成為醫療體系的一部分。

捐贈行為的正當性建立之後,剩下的只是如何執行手續。由於ONT編製有特別預算,協調員的訓練與養成持續進行,而捐贈器官成效的學術評估,也由相關單位掌管,以利政策上再做調整。目前歐盟國家的器官移植體制,幾乎都必須向西班牙取經。

《遺愛:器官捐贈背後的真相》(The Gift of Life:the Reality Behind Donor Organ Retrieval),天下文化出版。

2018/4/7聯合報針對台灣器官移植現狀做報導。圖片來源:截取自udn聯合新聞網

如何增加器官捐贈比率

有一說是西班牙為使捐贈器官增加,除了腦死宣告的器官捐贈之外,也接受「心源性死亡」(cardiocirculatory death,間稱DCD)的捐贈者,即「無心跳捐贈」(non-heart-beating donors,簡稱NHBDs),所以器官捐贈來源較廣。但是以美國為例,美國在1970年代腦死有明確法律規範之前,器官來源都是NHBDs,目前則和西班牙一樣採雙軌制,可是美國的器官捐贈比率一直不見起色。

美國現約有12萬1千人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登錄名冊上,且每10分鐘就多一個人,而美國每年執行器官移植僅3萬例,亦即約8,000名將因等不到器官移植而死亡,也就是平均每天有22人死亡。

《遺愛》花了好幾章的篇幅講實例,也順便讓讀者了解到「腦死」與「心源性死亡」的差別:「心源性死亡的病人並未腦死,但他們的腦部皆有不可逆轉的損傷,而且大多受傷程度都非常嚴重。心源性死亡的病例要進行器官捐贈的機會,條件限制較大。病人年齡必須介於3歲到45歲之間。由於病人必須在開刀房裡拔管,並且施加鎮靜藥物,所以唯有肝臟與腎臟可以利用。」

關於「無心跳捐贈」,柯文哲、李志元曾寫過一篇論文,解釋台灣自從「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立法施行後的醫界困境,當時依據腦死判定後徵取而來的器官不敷使用,而過去「無心跳捐贈者」的器官捐贈在相關新法之下,執行起來確實會有種種困難:

依照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的條文,只有病人本人可簽署撤除治療(withdraw treatment) 意願書,將已經使用的維生治療撤除,而終止生命。家屬只能簽署不給治療同意書(withhold treatment),即不再增加新的維生治療,或者不再加強已在使用的維生治療。無心跳器官捐贈者,因都已陷入昏迷,當然不可能自己簽署撤除治療意願書,而停止維生治療的使用。

但若完全不能撤除已有的治療,例如呼吸器使用、強心劑輸注、心臟節律器,甚至機械性循環輔助器,只能被動的等病人漸漸的血壓下降至心跳停止,則因死前長期休克的傷害,捐贈的器官恐怕已不適合移植之用。但沒有捐贈者本身的意願書,由家屬和醫師決定主動停止已有的維生治療,讓心跳停止而減少死前長時間休克的傷害,則違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的精神。(〈無心跳者器官捐贈的法律倫理問題〉,澄清醫護管理雜誌,2008)

經過醫界自2015年以後持續的爭取,衛福部終於在2017年底宣布,為改善國內器官供需失衡困境,縮短民眾器官移植的等待期,發布「心臟停止死亡後器官捐贈作業參考指引」,「腦死捐贈」及「心死捐贈」將並列為大體器官捐贈來源。其要件是:只要病人或家屬同意安寧緩和醫療且願意器捐,在撤除維生醫療後、心跳停止5分鐘觀察期間,醫療團隊不可執行任何醫療行為,等到確認沒有出現收縮性血壓或心搏性心率,主治醫師宣布死亡後才可進行器官摘取及移植。

以移植成功率最高的腎臟而言,根據健保署2018年7月統計,有8萬3千人在洗腎,目前器官移植登錄系統內等待腎臟移植的共7,436人,2017年合計僅有329例捐贈移植,其中217例來自國內大愛腎臟捐贈移植,112例來自親屬間的活體捐贈移植。雖然2019年元旦將開放五等親以外親屬做活體腎臟捐贈[1],供需之間的差距仍然很大。

由於台灣仍缺乏像《遺愛:器官捐贈背後的真相》這樣的本土報導,它做為一本深入理解或勸募器官捐贈的啟蒙書,可謂任重道遠。不過,與器官捐贈運動相關的團體恐怕還需多加把勁,才足以喚醒大眾,從意識的層面進入行動,把自己的生命的大禮傳下去。

英國有1萬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每天有3人因為等不到捐贈的器官而死亡。本紀錄片講述一樁年老婦人的多重器官移植病例,如何解救了好幾個家庭。

[1] 此處提到的是兩個家庭間「一腎換一腎」的配對,不是全面開放。詳情請見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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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組。多年來主業為期刊編輯工作,曾擔任《台灣新文化》、《日本文摘》、《牛頓科學》、《人本教育札記》等月刊及《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總編輯,《新台灣》週刊編輯顧問等。著有《終生的反對者》、《人類沙文主義者》、《男人女人懂不懂:後性別時代的情欲觀察》等書,整理有《小驢:凱歌堂講臺.周聯華牧師講道集》、《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蘇友辰律師口述歷史》,譯有《漢娜鄂蘭傳》、《李仙得:南台灣踏查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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