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大豆多來自美洲的大豆田。產地的生態破壞,也應是我們食農教育的一環嗎? 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前陣子看到一個有趣的統計:地球面積為133.8億公頃,約36%為農業用地(約49.7億公頃,其中耕地約13.5億公頃、長期作物地約1.1億公頃、長期牧草地約34億公頃),森林約31%(41.7億公頃),其他包括沙漠等約40億公頃。

統計又説,若以全球人口平均,一個五口之家一年大約消耗羊與牛合計共一頭,豬與3/4頭,雞約14隻等。換算之後,這樣一個五口之家大約需要1公頃耕地生產糧食,需要2.6公頃當牧場。

拿台灣人口2,300萬人來除除看,我們大約需要460萬公頃農地才能活,等於46,000平方公里,而台灣的面積僅3,6197平方公里。以上數字,可說明台灣的糧食自足率為何緊繃,更何況台灣山多,僅1/3土地可供耕種。

然而根據官方統計(2016年),台灣農耕土地面積比上述推算更少,是79.4萬公頃(7,701.8平方公里),全年農作物種植面積75萬公頃,其中稻米為27.4萬公頃、雜糧7.7萬公頃、特用作物3.2萬公頃、果樹18.6萬公頃、蔬菜15.3萬公頃、花卉1.4萬公頃,牧草1.4萬公頃。就像全球多數國家一樣,台灣既是農產品出口國,也是農產品進口國,無法自外於整個世界的生態環境。

因此,台灣順應世界潮流,起草十分先進的、澄清人類糧食與農業關係的《食農教育法》,本來無可厚非。問題是:目前食農教育的訊息媒體,多偏重於告訴學生,我們的食物是怎麼來的,以及吃什麼、怎麼吃對「人類」自己會「安全」,頂多略略提到有機農法對環境的傷害較小,卻沒有加強宣導:由於人類科技的發達,致使人口爆漲,高踞食農金字塔頂端的人類在20世紀以來,已使整個地球失去1/3熱帶雨林,滅絕了1/5的物種。

這豈不是提倡食農教育的最終目標:人類必須想想如何做,才可以和地球上的動物、植物共存共榮?

7月底有一則報導,說是農委會最近在網路上預告推動《食農教育法》立法,草案第17條:「各級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公立各級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25%之財團法人,其所屬人員應每年完成4小時以上的食農教育課程。」引起南部的教師職業工會反彈,認為只是使早就被迫應付各界需求的校園老師,更加疲於奔命。

其實,食農教育的普及化,原本也不該僅限於校園及上述團體,我們應有更宏觀的思考,承認食農教育關係到地球生物的整體命運,值得大家共同來豐富它的具體實踐。

農藥的噴灑,不但去除了蟲害,同時使農人腫瘤罹患率增加,農藥殘留也提高了消費者食物安全的風險。圖片來源:Shutterstock

食農教育不完全是鄉土教育

我們拿《食農小學堂:從田裡到餐桌的小旅行》(上旗文化,2015)為例,這本160頁的圖文書,製作相當精美,內容也翔實。它以宜蘭縣員山鄉一個偏遠國小為背景,介紹台灣人的主食稻米,讓小朋友參與從浸種、做秧床、蓋防鳥網、灑米糠基肥、耪田清淤泥、灑牧草粒、撿福壽螺、手工插秧、認識田間鳥類、走水路、開溝除草、檢查結穗情形、颱風前搶救、曬穀、灑田菁、打田等過程,還介紹了如何以米為食材,烹調成大家熟悉的各種糕點及粽子等,甚至旁及農人的菜園,寫寫農家兼種的蔬菜等。

但是細覽這個類型的、打著「食農教育」招牌的書籍,不免會問,難道從稻種到食米的期間,真的像書中所描寫的那樣,一路和樂順暢嗎?不是大家都說「不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嗎?到底怎麼回事?

或許《食農小學堂:從田裡到餐桌的小旅行》強調的是古法耕種,地點就是一塊小田,生態環境比較單純,然而真正的稻作,尤其是大規模的稻作,便會遭遇書中隻字未提的事情了:必須噴灑農藥與避免農藥殘留,也就是除了天災之外,農人如何雜草與蟲害大作戰,甚至農人本身都賠上了健康。

稻田的施藥,從稻種的浸泡消毒就開始了,接著是插秧前必須施用的除草劑與洗螺劑,然後是插秧後幼穗期要施打第一次防蟲農藥,飽穗後再施打第二次防蟲農藥,這期間為了防蟲防疫,也常會看到農人在田間噴灑農藥。當然,這類畫面是《食農小學堂:從田裡到餐桌的小旅行》所看不到的。

如何訂定稻米的農藥殘留標準,一直是農政機關特別頭痛的問題,那些著重在發揚鄉土感情的所謂「食農教育」,卻特意避開這類事題。例如《食而穩實:食農教育真情行》(台灣有機食農遊藝教育推廣協會,2017)也一樣,224頁,把有機農業講得沸沸揚揚,卻只保留少數頁面,講如何避免使用農藥,不過它至少有這麼一頁提到:

人類若貪圖眼前之利,使用農藥來除草、除蟲,造成的空氣、土壤、水源的汙染,最後須由人類全體共同承受後果。藍朝金老師提到,2010年台灣農藥市場的農藥銷售量是34709公噸,也就是台灣2300萬人口,每人每年分配到約1.5公斤的農藥量。看著老師投影片上的1.5公升寶特瓶,許多人都驚呆了。

不過,農藥的使用後果,並不是像該書所說的,僅「由人類全體共同承受後果」,而是人類以外的動、植物,也必須「共同承受後果」,甚至遭受毀滅性的後果,而這不正是食農教育期望能夠提醒世人的嗎?一切只考慮到人類的思維,豈不正是食農教育所意圖消滅的人類中心主義?

農業作物噴灑農藥導致周邊動植物死亡的消息,幾乎每年都有,或許下面這則報導,可以給即將從事食農教育的老師們一點概念:

桃園市野鳥學會理事長吳豫州說,這陣子陸續接獲新屋、大溪一帶有鳥被毒死,大溪有上百隻鳥類受害,約有家燕30多隻、麻雀50多隻,還有珠頸鳩、紅鳩等鳥類,推測麻雀是吃了撒在路面上的毒米而死,家燕則是誤食吃下農藥超標作物上的昆蟲,經食物鏈而中毒死亡。

桃市府農業局林務科長劉秀卿說,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9條雖禁止民眾使用毒物獵捕野生動物,但第21條指「危害農林作物」者例外,農業局沒有法源能開罰,只能加強宣導,也會向中央反映這類狀況,今天已將鳥屍採樣送驗,確認死因。」(自由時報2018/6/19)

被農藥噴灑波及的蜜蜂。很遺憾的,蜜蜂是否存在,已成為野地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標之一。圖片來源:Forbes

林百里的兩本著作,告訴你什麼是壞農業。

為了我們的盤中飧,多少動植物在苦?

幸好台灣休耕的土地很多,有統計說,長期、短期休耕的農地,達農耕地總面積的1/3,也就是1,291座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這對於台灣的糧食安全固然是壞消息,對於我們四週的蟲魚鳥獸卻絕對是好消息,至少可確保台灣不致發生像瑞秋卡森筆下的「寂靜的春天」。

未噴灑農藥的鄉間,花草樹木茂生,鳥叫蟲鳴,蜜蜂四處可見,這是環境安全的重要指標。灌輸食農教育有個絕佳的例子,就是台北的「後花園」宜蘭,2000年以來因為農地自由買賣而別墅林立,數千棟所謂「農舍」的新房子蓋在田中央,這是鄉間前所未見的。農耕地過去是農藥噴灑揮發之地,一般的農人只會在田間蓋一小屋儲放農機具,絕不會傻到住在田裡,如果不是拜休耕之賜,哪裡來這些「後花園」。

當然,食農教育不能忽略農村文化的復興與承傳,因此激發學生鄉土感情無可避免,但是不一定要以隱諱農業真相,來爭取大家認同農業,坦白農業對土地與生物的危害,讓學生深切反省而生愛護鄉土之情,是另一種途徑。重要的是,教育不能悖離現實,畫餅而食,有可能飽足學生對食農教育的胃口嗎?

那麼,既然台灣的糧食安全不堪一擊,食農教育勢必要究問,那些補足我們糧食安全的農牧產品,到底來自何處?產地的生態環境受到什麼衝擊?產品地周邊(包括土地與動植物,而動物包括蟲魚鳥獸及人)面臨的是何種生存境況?至目前為止,仍未見台灣的食農教育相關訊息媒體,曾碰觸這方面議題。

舉例來說,台灣每年約進口200~250萬公噸大豆(包括黃豆、青豆、黑豆及帶莢的毛豆),因為台灣本土大豆直種植面積僅1,562公頃(2015),生產總量為2,700公噸。進口大豆約10%供人直接使用,90%榨油後,豆渣供飼料之用。換句話說,若要探討在台灣大豆的食農關係,必須把現場搬到進口地美國與巴西,因為台灣僅自給量尚不及0.01%。

而在美洲,你會發現廣泛種植基改大豆之後,由於它們可以抗制農藥,那些生產現場遂加倍的使用農藥來除蟲或除草,不僅惡化了當地大豆農業區的生態環境,連遠在台灣的消費者也必須注意農藥殘留。

而更重要的,沒有這些進口的大豆與玉米(硬質玉米每年約進口400~500萬公噸,佔台灣雜糧進口總量約一半,自給率不及1%),我們根本就吃不到豬、雞、牛、羊肉,因為它們有4/5就是拿來餵養牲畜的。

且不論世界各國餵養大量飼料的工廠式牧場因為集約化飼養所造成的動物福利問題,例如做為飼料的玉米,生產一公噸的玉米,就需要消耗一桶石油,而世界各地的現代農耕技術水平,要用掉兩桶石油,才能製造出一公頃穀物所使用的肥料和農藥。以美國來說,食物產製農業用油量之大,占全美能使用的7%,以致有人形容:「現代農業是利用土地將石油變成食物」。

凡此種種,難道不是食農教育所迫切需要討論的議題嗎?

兩本與食農教育有關的書。

壞農業:使我們憧憬好農業

任何讀過《壞農業》(Farmageddon:The True Cost of Cheap Meat,鄭襄憶、游卉庭譯,如果,2015),再來看看國內一些食農教育的專書(包括好幾本不知所云的童書),很難沒有不忍卒睹的感覺。尤其是此書作者之一林百里(Philip Lymbery)2017年新出版的《死亡區域》(Dead Zone:Where the Wild Things Were),帶讀者到世界各地的農牧現場,報導工廠化農牧業如何粗暴的對待野地中的人與其他動植物,更令人由衷想到:食農教育絕不能自我窄化,該是面對人類生存乃建立在其他動植物巨大痛苦之上的時候了。

不過,台灣也有少數幾本與食農教育相關的書,可以讓讀者想想什麼是比較接近理想的食農教育。其中例如《食.農: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楊鎮宇,台灣農業推廣學會策畫,游擊文化,2018),訪問台灣熱心農改的多位知識青年,聽他們從各自的成長背景談起,娓娓道來對台灣農業的憧憬,並試圖將台灣人定位在較符合理性與感性的食農關係中,讓人覺得他們對於大自然有認同、有謙卑,會是尋找食農教育方向的正確出發姿態。

《食.農: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還試圖以相當篇幅,告訴讀者台灣農牧業的發展經過,以利鑑往知來,可惜歷史的爬梳本身,所顯示的困惑多於答案,需要其他更專業的論述來補足。台灣農牧業,或許整個世界的農牧業也一樣,為了倉促滿足人口膨脹的食物需求,曾不斷的走錯路、走邪路,唯有最清醒的食農教育,會幫助我們修正再修正,返回對地球與生命傷害較少的路途上。

日本是率先注重食農教育的國家之一,至今亦累積了可觀的論述,台灣已有的譯本《食農社會學:從生命與地方的角度出發》(蕭志強、鍾姨婷、林朝成、王偉綱譯,台南社區大學、成功大學通識課程策畫,開學文化,2016),是日本相關學者的集體創作,涵蓋的面向極廣,台灣食農教育相關人士應該必備為參考教材。

誠如《食.農: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訪問前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秘書長顏淑玲所拋出的好問題:

(日本有推動食農教育的核心願景)我們台灣呢?推動食農教育的目標是什麼?政府要有願景,才能以此規畫措施並進行分工,舉辦活動都是很末端的事情了。台灣推動食農教育,要先思考why,再思考how,最後才是what。像是三個圈子一樣,最內圈的是why。這才是最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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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文化大學法律系財經組。多年來主業為期刊編輯工作,曾擔任《台灣新文化》、《日本文摘》、《牛頓科學》、《人本教育札記》等月刊及《重現台灣史分冊百科》總編輯,《新台灣》週刊編輯顧問等。著有《終生的反對者》、《人類沙文主義者》、《男人女人懂不懂:後性別時代的情欲觀察》等書,整理有《小驢:凱歌堂講臺.周聯華牧師講道集》、《蘇建和案21年生死簿:蘇友辰律師口述歷史》,譯有《漢娜鄂蘭傳》、《李仙得:南台灣踏查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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